那是1951年11月14日組織上找我談話，決定要我去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協助蕭三同志工作，要做就要長期的打算。還特別提到這是周總理指示同意的。幾天后，廖承志同志也找我談話，他也著重提到，派我去布拉格工作的決定，是周總理最后批定的。并說，總理在莫斯科認識我，與我談過話，同意讓我去鍛煉，大膽沉著地開辟新天地。我聽了心情很激動，表示感謝組織上和周總理對我的信任，但同時我又很擔心，自己水平低，經驗少，怕完成不好任務。承志同志鼓勵了我，并讓我去他那里看些有關資料，以做充分準備。

我帶著總理的“去鍛煉”、“去開辟新天地”的指示與期望，于11月25日離開北京飛向布拉格。從此，就開始了我一生搞國際活動的生涯。

周總理鼓勵我做革命國際工作的時間，還可以說遠點。那就是1950年二月間在莫斯科（那時我是任弼時同志的秘書）。有一次，周總理對我說，你喜歡文學，又學過俄文，有時間去拜訪一下蘇聯的對外文化協會，寫個綜合性的意見給國內參考。這個組織很有用，文化先行嘛！可以打開局面。經過調查后，我寫了一個關于蘇聯和東歐的對外文化的工作情況報告。回國后迅速交給了陸定一同志。他回信說，這個材料很及時。給我們插上翅膀起飛的人是他，教我們如何不迷失方向，怎樣飛得高，又在風雨中飛得穩的人，當然也是他——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我從1945 年至今，除了十年動亂時“靠邊站”外，前后做國際工作20多年。其中在伏契克的故鄉布拉格，在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畔維也納，在古埃及首都開羅，我一共長住了四年多。跑世界和平運動和亞非團結運動，并參加了歷屆日本反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和亞非作家會議的，還擔任了一些國際組織的領導職務。榮幸地隨郭沫若、廖承志、蕭三、李一氓等老一輩國際活動家們，遍訪了歐亞非和古巴等30多個國家。我經常回國匯報工作，多次聆聽過周總理的當面指示。

1950年，我臨時當周總理接見捷克伏契科娃的翻譯。會見時，我只介紹了客人的身份，而沒有介紹主人的身份。總理問我為什么不把他介紹給客人？我說，之前我告訴過她你要接見，大家都認識你，她也認識你。總理說，在外交場合相見的第一句話，就是介紹雙方身份，這是禮貌問題。當客人知道了總理和我的談話后說，你們有這樣一位態度親切、要求嚴格的總理，真是中國同志的幸福呵！

我在周總理逝世十周年時，寫過一首詩《第十個一月》獻給他。這是我心上的花環，是我不盡的思念，也是一曲由衷的贊歌！現引其中三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風雪嚴寒之后，迎來了春的季節，

一月的長眠者用心血與生命，

為我們育出這萬物生長的春的季節。

哀歌與凱歌是這樣融為一曲歌而詠唱著的。

雖然我處處聽到說:“唉， 假如他醒來，

假如他看到我們開創的新局面該多好呵！

但是，我更知道人們并不情愿說，“假如……

因為，誰都不認為他是真的離開了我們，

因為，每個人都確切感到他實在地活著，活著。

哦！對這位是整個世界傾心動情的人，

歷史的哀思與世人的敬仰將如何延伸？

這不消我多話。但是喲，我敢斷言：

那未來的一月，那第百個、第千個一月，

在人間，在天上，那紀念都將是永恒，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