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在被國家民委命名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單位）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還有許多多民族小家庭。家庭成員中有漢族、回族和藏族等。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這是為探尋道吉才讓幫扶多民族家庭的故事，我走進臨潭后最真切的感受。

■團結的多民族大家庭讓人驕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讓人羨慕

團結的多民族大家庭讓人驕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讓人羨慕。臨潭的多民族家庭，遍布全縣的16個鄉鎮。在見到道吉才讓之前，我先了解了不少各民族團結進步的事例。

馬富春家是我走進的第一個多民族小家庭。“好之啦，好之啦（你好，你好）！”看馬富春忙得放不下手里的電話，扎西就連忙把我們往屋子里迎。馬富春是回族，妻子扎西是藏族，已故的父親是回族，而健在的母親是漢族，馬富春還有3個兄弟姐妹，所以這是一個擁有回、藏和漢3個民族兩代人的多民族之家。喜結連理的回、漢父母，是這個多民族家庭的開始。我與馬富春和扎西聊天時，馬富春的母親何以代一直站在窗子外面聽著，我就起身把老人請了進來，問她怎么和馬富春父親認識的。她笑了笑，說了一句標準的漢語“就那樣嘛”。之后就不再言語，只是坐在一旁認真地聽著我們說話。不過，我們從她兒子的婚姻不難想象她們那代人的婚姻軌跡，大致不外乎采挖蟲草、販牛羊皮甚至“走牛幫”這樣一些往返青藏線或川藏線的艱辛經歷，只不過是時間更為久遠罷了。

馬富春當年跟著父親馬永禎在西藏江達縣做生意時認識了扎西，父親和扎西家是生意上的合伙人。馬家在江達縣城開了一個兼顧蟲草買賣的小賣部，而扎西家給他家提供貨源。馬富春說，忙活的時候，扎西經常給他家看鋪子哩。一來二去，在兩家的生意往來中，馬富春和扎西就有了感情，后來經大人一撮合，兩個人就成了一對子。

我先問扎西，為什么要嫁給馬富春，扎西說，“他對我好。”馬富春的這一點，只有扎西知道，外人很難看出來。我又問馬富春，喜歡扎西什么，馬富春說，扎西善良、誠實，對哪個人都好。扎西的這一點，我一進門就感覺到了，雖然沒有念過什么書，但扎西待人熱情而又得體，與我交談時一直面帶著和善的笑容。

一個和睦的家庭讓馬富春一家渡過了難關。二人結婚后，凡事都是商量著來，從來沒有吵過架。他們家成為低保戶是因為父親得了白血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馬富春說，父親最后走時，家里只剩下1000元錢。于是，在3萬元扶貧資金的支持下，他和扎西又從頭再來。這幾年，扎西每年回西藏挖蟲草，而馬富春則貸款買了一輛小面包車在川藏線上跑客運。

在一個深度貧困的地方扶貧，必須具備一定的精神高度

有多民族貧困家庭，就有“多民族扶貧干部”。采訪中，我就遇到了這樣一位集多個民族村莊扶貧經歷于一身的扶貧干部，他就是先后在一個漢族聚居村、一個藏族聚居村和一個回族聚居村擔任第一書記、駐村幫扶工作隊隊長達6年之久的藏族干部道吉才讓。這位只有34歲的年輕人，2012年起在舟曲縣坪定鄉柳坪村扶貧，2015年起在合作市佐蓋曼瑪鄉克莫村扶貧，2018年10月起到了臨潭縣古戰鄉甘尼村扶貧。

臨潭縣的扶貧干部都知道，道吉才讓到古戰鄉甘尼村扶貧是前來救火的。在道吉才讓之前，他的前任因幫扶不力被甘肅省委組織部通報之后召回去了，之所以派他來，是因為他在以前的漢族村和藏族村扶貧成績顯著，帶領整村群眾麻利地脫貧了。也就是說，一方面，他是深得信任；另一方面，他是臨危受命。

古戰鄉，在藏語里叫“古爾占”，意為“大帳篷”。一種“字思維”習慣，再一次支持了我的“望文生義”，讓我沒有考證就接近了它的含義——這個鄉與駐守邊關的部隊安營扎寨有關。在從縣城到甘尼村十幾分鐘的路上，沿途我見到了不少的古城墻和烽燧。所以，經過在史冊里求證之后，證實這里就是一個古戰場，而甘尼村曾經是那些城墻和烽燧之下一個大帳篷遍地的營地。古老的時光還是存在的，我們似乎穿越了一段交錯重疊的歷史光陰。

如今的古爾占又打響了一場脫貧攻堅戰。那天一大早，我在甘尼村見到了“多民族扶貧干部”道吉才讓及村里的幾個扶貧干部。因為受一路短暫的“時光穿越”感覺的影響，道吉才讓給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一個古時的赳赳武士，一身虎氣，血氣方剛。看來，這的確是一員攻堅克難的扶貧猛將。但是，在接下來我們一起與一些村民的接觸中，我發現他不只是外剛，還有難能可貴的內柔——內宇宙豐富著呢。其實，道吉才讓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模樣的確像一個干部，但他的姿態卻不像一個“干部”，因為他的兩只手不是插在衣兜里或者背在身后，他的腳步也不是“浪走（轉悠）”“浪去（逛逛）”那樣慢慢騰騰，而是嘴巴和手腳都在為工作忙活著，言行始終保持著一致。

道吉才讓接手的甘尼村的扶貧工作，在全縣乃至在甘南州都是一個位居第一的爛攤子，貧困面高達29.7％。他剛來時，村委會連會都開不起來，一開會就是爭吵。為了扭轉這種局面，道吉才讓抬起腳，挨家挨戶走訪、摸底、宣傳。通過深入的調研，他終于發現甘尼村貧困的癥結在哪里。從客觀方面看，原因和臨潭的其他鄉村都是一樣，諸如自然條件差、耕地面積少、交通不便、沒有脫貧產業和思想觀念落后等；從主觀方面看，卻是干部沒有把扶貧政策講透徹、落實不到位，群眾對扶貧政策“艾萊百來（糊里糊涂）”的，而一些平均主義思想嚴重的群眾，由此與享受扶貧政策的人產生矛盾，甚至對扶貧政策有消極對抗心理。

在一個深度貧困的地方扶貧，必須具備一定的精神高度。從幾個正在慢慢爬起來的貧困戶身上，我們不難看出甘尼村扶貧工作的艱難和“多民族扶貧干部”道吉才讓的扶貧力度。

發展產業是脫貧的長久之計。這些年，甘尼村唯一的產業優勢就是種青稞，一畝產300多斤呢。甘尼村的青稞似乎就是在等待道吉才讓的到來。道吉才讓從青稞的產業鏈看到了甘尼村的希望。他先找到了村里日子過得最“捏漲（可憐）”而又急需幫助的張永忠，鼓勵其帶頭搞一個商貿綜合體。這當然是張永忠做夢都在想的事，但是張永忠沒有一分錢呀。為了扶持這個窮人，道吉才讓先從單位爭取了5萬元，然后幫忙給貸了5萬元，然后爭取了天津東麗援建資金8000元，然后又爭取到“五小產業資助”資金5000元，最后看還是不夠，他個人又給掏了8000元，共計12.1萬元。有了這筆錢，他又把張永忠與另外4個貧困戶組合在一起，成立“云間沃野”合作社，選地址，建廠房，購設備，進行青稞深加工，生產雜糧制品“麥素”。產品有了第一個訂單之后，他又在臨潭縣城租賃了一個鋪面，動用自己原來在藏族村的扶貧資源，將合作市的“南鑼牧場畜特產店”3個店鋪與其連成一個銷售鏈；與此同時，他還與臨潭縣楊家橋的“螞蟻電商”建立合作關系，利用其平臺促銷甘尼村的雜糧產品。這些破煩事，一路的手續都是道吉才讓親自跑下來的，其中點點滴滴的辛苦，張永忠他們當然也知道。

道吉才讓之所以這樣死心塌地幫扶張永忠，是因為張永忠已經窮得到了“吃不住”（堅持不住）的地步，可謂山窮水盡。張永忠是一個“窮二代”，父母在世時給兄弟幾人分家，他只分到5畝地和一輛舊自行車。張永忠家里有6口人，除了他們兩口子，還有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子。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張永忠家竟遭遇過5次車禍。10年前，他兒子張爾沙利用5000元的扶貧資金，去學開車并考取了駕駛證。但是，車似乎是張爾沙的死對頭，從2008年到2016年的8年間，他先后遭遇了4次車禍：第一次，18歲的他開著一輛貨車到四川雷達山拉馬，路上車被撞了，車翻下山坡后，他的盆骨被車上的馬撞成了粉碎性骨折；第二次是2011年，他騎的摩托車與另一輛摩托車相撞，他被撞成腦震蕩；第三次是2013年，他在街道邊“岡趟”（徒步走）的時候，被一輛從后面駛來的轎車給撞了；第四次是2016年，26歲的他乘車出了事故，司機當場被撞死，而他則是耳膜出血，僥幸活了下來。大難不死的張爾沙，渾身都是傷疤，卻從此與車有了不解之緣，如今他是臨潭縣一所駕校的教練。第5次車禍發生在張永忠的妻子身上，時間是2016年，也就是張爾沙遭遇第4次車禍的那一年，一年之中一個家里遇到了兩次車禍，真是禍不單行呀。如今，張永忠似乎已經從絕望中走了出來，講述自己的這些災難時竟然面帶笑容。

否極泰來，平安就是福。現如今，因禍致貧的張永忠一家遇上了黨和國家的好政策，遇上了“多民族扶貧干部”道吉才讓，精神狀態越來越好，好日子也越來越有盼頭。

甘尼村的馬馬力克是道吉才讓另一個幫扶對象。2017年7月18日，因為多種罪行被判入獄多年的馬馬力克刑滿釋放，并回到了故鄉甘尼村。他把這一天稱作自己的重生日。

了解了馬馬力克的故事，我內心已經沒有憎惡。童年時代的馬馬力克是一個命比黃連還要苦的孩子。他出生剛剛4個月的時候，父母離異，又聾又啞的奶奶撫養了他。7歲時，奶奶去世后，他就開始到處流浪，以討飯為生，經常睡在街道邊的水泥地上，吃的是別人吃剩下的飯菜。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刑滿釋放后，甘尼村的人沒有把他拒之門外。

馬馬力克當然也遇上了道吉才讓。2019年，在一個特殊的日子——7月1日，道吉才讓去慰問了馬馬力克，還送給他幾身衣服。村上領導的這一舉動，讓馬馬力克感動得一夜未眠。知道政府并沒有嫌棄自己之后，馬馬力克更是有了重新生活的信心。馬馬力克的這一認識，正是道吉才讓希望看到的。在道吉才讓眼里，馬馬力克是一個回頭浪子，作為一名黨的基層干部，他不能放棄任何一個人。道吉才讓希望給馬馬力克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況且，馬馬力克還有一技之長呢。服刑期間，馬馬力克熟練地掌握了制作“教習頭”的技術。知道了這一情況之后，一直想給馬馬力克找一個事干的道吉才讓，就辦起了一個扶貧車間，把村里上了年紀不能外出的婦女組織起來，讓馬馬力克負責技術指導，進行規模化的“教習頭”生產。去年，他們的“教習頭”不僅有了銷路，扶貧車間還獲得了甘肅省商貿廳頒發的“外貿新興企業”證書。

此前不知“教習頭”為何物，走進甘尼村“教習頭”扶貧車間，我才開了眼界，探明了究竟。原來，所謂的“教習頭”，就是美發教學中用來練習的假人頭。在一個整潔的車間里，只見七八個婦女都正在認真地給那些“教習頭”栽植假發呢。至此，我不但知道了什么是“教習頭”，還知道了甘尼村“教習頭”的來歷——道吉才讓的發現和馬馬力克的貢獻。

42歲的馬馬力克至今沒有孩子。他曾經有過一次婚姻，但自從他走上邪路之后，媳婦就走了。回到甘尼村后，他又開始了第二次婚姻。馬馬力克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幾個侄子雖然與他有一些往來，但他自己尚無一子一女。我鼓勵馬馬力克趕緊生一個孩子，但他神色暗淡而又決絕地說，他已經不想這個事情了，一方面是妻子年齡大了，身體也不好；另一方面是害怕孩子出生后知道父親不光彩的過去。

曾經黑白不分的馬馬力克有了榮辱觀。現實中的他，既在糾結過去，又在糾結未來，而他想在現實之中給過去和未來都劃上一個句號。毫無疑問，馬馬力克是自己不能原諒自己。對于他來說，人生的代價就是如此巨大。

馬馬力克和道吉才讓是有緣分的，是道吉才讓溫暖了他的生活，更改變了他的人生。分手時，我使勁地握了握已經很“薩卡”（出息）的馬馬力克的手。從馬馬力克的背影，我也更為清楚地看見了扶貧干部道吉才讓的精神世界。

從漢族聚居村到藏族聚居村，再到回族聚居村，道吉才讓認為自己其實做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離開臨潭時，我與道吉才讓互加了微信。一天，他在微信里說：“有些事，對于干部來說很簡單，只不過是跑跑腿動動嘴，但對于群眾來說就是天大的事，只有把這些簡單的事辦好了，才能得民心。”比如在柳坪村，他給群眾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買東西難的問題。柳坪村本身就很偏僻，村莊又坐落在半山腰，群眾購買生活用品非常困難，只有等“趕營”（趕集）的時候才去縣城采購。他來了以后，動員有心愿的貧困戶在村里辦起了一個便民超市，同時發動信譽好的企業給超市送貨，而商品的價格與縣城超市的商品一模一樣。開業之前，幾家人需要的營業證啦、煙草證等手續，全都是他幫忙去跑下來的。經過這件事，在村民眼里，道吉才讓是一個啥事都“哇尼（能行）”的人。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

作為一個在城里長大的年輕人，經過在3個村6年扶貧，“多民族扶貧干部”道吉才讓對這幾個村的農牧民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在和我的一次微信聊天時說：“在漢族村，覺得群眾的文化程度較高，大家把握和理解政策的能力比較強，訴求總是能一語中的、符合實際，這樣我們在具體幫扶中有針對性，便于操作；在藏族村，覺得民風耿直，一諾千金，只要是群眾答應的事情，哪怕是涉及個人利益，大家都會信守承諾，所以只要工作做到位，就會事半功倍；在回族村，覺得群眾思想活躍，或多或少都在村內發展自身適宜的產業，只要在政策上引導好動員好或者說發揮好‘推波助瀾’的作用，就會達成所愿、落地見效。”

道吉才讓的這些心得，無疑是一個“多民族扶貧干部”富有智慧的經驗之談。作為一個藏族自治州，“九色甘南”因其文化的多樣性而更富有兼容性，民族特色在其中則盡得風流。這一點，道吉才讓已經給我們展示了出來。

在那次走訪的路上，我們幾個人吃了養雞戶李永貴的一只土雞。不吃不行呀，走村串戶到了李永貴家，說著說著就到了吃飯的時候，一盤香噴噴的爆炒土雞就端上來了，不吃傷人家面子哩，而且回到鎮子上吃飯也不現實。李永貴以前就辦了一個養雞場，因為缺資金難以維系，后來就自行放棄了。道吉才讓來了以后，激勵了他一下，又把他扶了一把，通過單位給了他3萬元。這樣，李永貴自己又投了23萬元，搭建了一個400多平方米的雞棚，又養了1000只雞。拉電的兩根電線桿，都是道吉才讓個人給掏的錢呢。從去年到今年，道吉才讓到他家里跑了不下100次。

這只土雞應該吃。這是我們一路上在貧困戶家里吃的唯一的一頓飯。為吃飯的事，一路上我們都很為難，一些人的飯不能吃，一些人的飯不好意思吃，一些人的飯不吃不行。李永貴這只雞是必須要吃的，因為我們吃了就等于吃了道吉才讓的一只雞。村民們的溫飽問題早解決了，扶貧干部扶貧扶出了感情，吃一頓飯是人之常情，而且扶貧的目的不就是為了分享這樣的好日子嗎？我們的原則是，絕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但我們也不會丟棄群眾的一心一意。再窮的人都知道，吃飯是個啥子事呀，一頓飯是吃不窮的。其實，從吃飯問題上就能看出群眾的精神面貌和干群關系呢。

一只土雞，外加一盤花卷和一人一碗酸菜面，是李永貴妻子的手藝，味道不錯，把我們幾個人都吃香了。

從臨潭多民族小家庭的和睦生活，再到“多民族扶貧干部”道吉才讓的扶貧實踐，不難發現一個鐵的事實：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

（作者系甘肅省文學院院長、甘肅省作協副主席。本文節選自他的長篇報告文學《拔河兮》，該書即將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