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當下諸多的不可阻擋中：世界不可阻擋地多元化，經驗世界不可阻擋地散碎，鏡像不可阻擋的地占據日常生活，青年作家們向外逐漸緩解了來自權威作家和經典作品所造成的“影響的焦慮”，向內也逐漸告別了青春殘酷物語的書寫模式。樂觀地說，無論是“70后”“80后”還是“90后”的“青年作家”，正在尋求屬于自己的書寫對象與經驗。當下文學類型化的問題普遍存在，但同質化的指摘幾乎過時。

與此同時，新的焦慮出現了。青年作家焦慮于寫作身份的問題，以怎樣的主體身份言說、書寫占據了焦慮的中心，不斷困擾著寫作者。這個問題看似是偽問題，因為寫作者在寫作時當然首先是寫作者、創作者，是制造文學經驗的人。但小說是虛構且封閉的敘事，規定了寫作的“我”與敘事的“我”必須明確身份，名正以言順，由此才能主導敘事、虛構故事。明確了“我”，人物形象與情感方真，書寫經驗方具備文學性。最終所追求的，是小說獲得現實的真實感與溫度。

而焦慮就在于，青年作家們難以撥開我是誰的迷霧，哈姆雷特式的困境纏繞著寫作：在做出行動/書寫之前，作家猶疑我自身的主體位置，猶疑行動/書寫的合法性。我是誰？是要生存的貴族王子，拒絕與父親的鬼魂對話，避開虛無且沉重的現實，在荒蕪不治的花園中相安無事？還是要毀滅的復仇者，以父之名僭越秩序，撼動歷史，重整脫節的時代？抑或是逃離現有的一切秩序，走入睡眠一般的幻想/死亡之中？

選擇做貴族王子者在多數。青年作家以謙卑的姿態行文，向占據主體、言說歷史的位置禮貌避讓，目光聚集于生活的橫截面與情感的細微紋理上，筆觸流連于街道小巷，記憶逡巡于童年往事、鄉土故園，情感游離于愛與痛的邊緣，小而細膩。即便是大而生猛如雙雪濤、班宇者，也以口語化的短句和曖昧的懸疑故事弱化了對抗的效力。在這樣的寫作樣態下，青年作家強調自我的認同，只在文字的幽微處隱秘指認著父親，不對話，不沉浸地多作停留，只留下一個曖昧不明的凝視。也因此，青年作家一直停留在無法長大成人的階段，青年文學也始終像擺渡的小船，飄蕩在世界的小水洼之上，無法靠岸。但一些年輕的哈姆雷特們已經開始不滿于生存之輕浮，決意正視焦慮。扔掉手中的鏡子，停止自我凝視，拿起畫筆嘗試描繪自我的肖像；去會一會父親們的鬼魂，接近父親們的故事。

二

在林培源的小說《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中，不難體會到他的寫作焦慮。在這篇敘述青年小說家精神危機的小說中，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暗藏著林培源自傳式的自我表達。困擾青年作家的是無法占有一個故事的困境，失語的焦慮揮之不去。小說從當下倒敘了青年作家的成長經歷，主要敘述了青年作家與文學的因緣際會，我們稱之為小鎮青年的文學之夢，以此描摹青年作家的自我肖像。“他”因文學荒廢了應試學習，高考落榜，從現實的上升階梯跌落；但也因文學打開了通向過往的鑰匙。文中提到：“小說就是他招魂的工具，召喚逝去的亡靈，將他們安置在小說里，以虛構嫁接現實。” [1]這也幾乎構成了林培源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的寫作方式，把記憶中的小鎮經驗、小鎮人事，當下的經驗放置在虛構的鏡子中，套入幻想與傳奇性的故事外殼。所得到的效果，便是文中所提到的:“這個時空有別于他所處的現實世界，他構筑在文字之上，是鏡中像。” [2]

但“他”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創作的精神危機之中。對照林培源從新概念作家、青春作家轉型嚴肅文學的文本外事實，青年作家的身份疑惑愈加清晰。“他試著從自身找原因，是因為讀得太多太雜，撐壞了胃，以致思維的鏈條斷裂，還是因為自身經驗匱乏，講故事的熱忱淡了？” [3]這可能是一代青年寫作者的困惑，文學滋養過剩，難以消化掉理念中的經驗與技巧。小說提到了卡夫卡、馬爾克斯、加繆，青年作家在影響的焦慮中搖擺不定，想要叛逃但又不敢直面白茫茫的經驗荒原。借助作家朋友方暉之口，林培源實際上表達了自我的反省：“方暉說，你精于形式，讀起來文氣太重，野氣不夠，簡單點說，少了蠻力。” [4]套用朱光潛先生對青年學者的批評，青年作家的寫作也同樣如此，即“精細有余，大氣不足”。林培源從“新概念寫作”（不得不提，林屬于這一寫作群體中風格獨特的嚴肅創作者）轉向為著人生的文學，必然經歷了一番危機，蠻力也是他自覺的寫作追求。

另一方面，招魂的寫作方式也存在著無法占據故事的焦慮，“他”想要在方暉的私宅里寫方暉過世母親的故事，捕捉房間里的老靈魂，但寫來寫去只寫出了情節荒誕、充斥著閹割恐懼的小說。無論是潛意識中的閹割恐懼，還是對一個故事強烈的占有欲望，都或隱或顯地表露出俄狄浦斯情結。敘事、故事來源于父的能指世界，但父親長久地缺席，青年作家陷落在語言的牢籠之中。從這篇小說不難看出，面對眼前父的世界，青年作家難以占據主體位置，難以找到言說的主體性，他只能通過竊取與虛構的方式，以他者的經驗澆灌自己的塊壘。真正的“我”蒙昧不明，虛構也顯得輕飄飄，難以承載現實的重量。

有意思的是，青年作家放棄了這篇小說，轉而寫《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內容，小說由此具備了元小說的特征。作家意識到危機后，要為自己畫肖像，也就是要明確“我”究竟是誰、“我”如何認識自己，從而解決存在主義的根本命題，挑戰“你無法為自己畫像”的宿命。

回到小說開頭：“他說，這個世界無形無相，本是一張還未成熟便已脫落的臉。”在作家眼里世界盡是混沌，沒有實在的臉。于是他用虛構召喚現實，探尋我的身份，與縹緲的老靈魂對話。從某種意義上說，林培源主動認領了哈姆雷特的痛苦，正如他在《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中所寫：“要在虛構中稱王。”在小說與世界對話的過程中，林培源以幻想與現實的對碰，嘗試著在虛構中占有王的主體位置。

三

如果說林培源的小說和其創作觀間或表達出了焦慮之下一種自覺的寫作選擇，那么另有人選擇腳踩實在的土地，把我是誰的困惑從虛無世界中解脫出來，把我放置進無窮的遠方與無盡的人們之中，撕掉自我的畫像，用自己的畫筆轉畫人物群像，同時不忘把自己也畫進去。

李云雷近年來的創作可以說是這樣的嘗試，批評家的先在身份守護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立場。李云雷將目光投向了底層文學，在他理論實踐底層文學的同時，自身也投入了底層文學的創作實踐之中。他的寫作方式成為一種自覺對抗的策略，將他放置在青年文學的脈絡之中，也能略見一斑。

小說集《再見，牛魔王》[5]從藝術風格上講，太像散文了。每篇小說都以“我”的口吻寫“我”的童年回憶、我們村的故事，我們村的公社、我們村的地主如何失去了土地又在新時期成為村里唯一的別墅住戶（《三畝地》），我的小姨嫁給了父母規定的“愛情”（《電影放映員》），我的童年玩伴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界碑》），我與兒時的女同學在成年后相遇并成為志同道合的左翼戰士（《暗夜行路》）。這些小說混淆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石一楓的點評很是精到：真切感、親歷感[6]。李云雷自覺選用了我的視角，寫逝去的人與事，遠方的鄉土與過去的記憶，這一切組合成了生活故事。

那么李云雷是否有寫作的身份焦慮呢？相比于林培源的糾結掙扎，李云雷顯得虛靜而從容。當我思考以什么樣的主體身份書寫自我、書寫世界，書寫記憶之時，與其矛盾于我沒有充分的主體性，世界也沒有呈示清晰的面目，一切都不確定且曖昧，不如大方承認“真正的我還沒有出現” [7]，但我仍然擁有虛構真實的權利。

在李云雷的小說里，“我”就原原本本充任小說的敘述者，敘寫自己的生命體驗，以一個不全知的視角，間或終止情節的進一步發展，留以空白；間或記憶模糊，無法深入歷史的縱深；間或產生魔幻的幻想，在幻想中想象現實的可能性，間或提出質樸的疑問，思考人類的命運。在“我”的帶領下，閱讀者幾乎忘記了虛構性，李云雷的技巧至此顯現：不似虛構的小說更容易成功抵達真實，小說的底層關懷立場也因此得以落實，小說家始終緊貼著地面。

同樣寫父輩的失落，李云雷用俗白的語言寫我眼中的俊江大爺（《紅燈籠》），土改之時俊江大爺因光榮的貧農身份分得了自己的土地，向著土地努力虔誠地討要生活；而我們這一代小城青年，各有各的活法，離開家鄉，打工、做買賣、跑運輸，離土地越來越遠，小說像一曲鄉土傳統的挽歌。但小說只是平鋪直敘，其中夾雜著隱身的虛構。隨著年輕一代們離開鄉土，現代性的推土機推平了鄉土世界。俊江大爺只能提著自己制作、業已過時的紅燈籠，永遠待在土地的黃昏之中。這樣的經驗在鄉土中國是常態。可見，小說也可以用虛構達成非虛構的真實效果。對比林培源的小說《白鴉》，白鴉顯然是虛構之物，以神跡般的方式解救了瀕危的父親。林以變形、幻想的方式寫我眼中的父親與父親養的鳥。因瘟疫肆虐，鳥群被街上的人們不容，父親迫不得已將其趕盡殺絕，白鴉也不能逃脫這一命運，竟化成一道白光消逝不見。紅燈籠屬于傳統，白鴉屬于神性，都是主人的精神寄托，但都逃不開死亡。且看兩個小說的結尾：

“我的父親站立成一樁鹽樁，他的瞳孔，映出一只空鳥籠。”（《白鴉》）

“只有俊江大爺懸掛在竹竿上的那一盞紅燈，還依然能夠看清，在一片雪白的世界上，像是一個小小的火種。”（《紅燈籠》）

兩結尾似有異曲同工之處。蒼老的孤守者，哀悼于逝去。一個是失聲的絕望，另一個似有火苗復燃的希望。幻想里白鴉飛走了，神性倏忽不見；記憶中紅燈籠燃著火苗，式微的傳統尚沒有衰亡。在這里，幻想和記憶將兩個作者導向了不同的方向：幻想朝著現代的河流，林培源用變形與奇幻的煉金術熔煉現代經驗，“我”在其中不直接出現；記憶朝向歷史的河流，李云雷用“我”原原本本還原了底層的經驗。兩者都是真誠的，寫作者自覺于自我的身份，不回避這種焦慮。但為自己畫肖像，還為時尚早，重要的是沉潛，是把自我化為一盞明亮的燈，去照亮被遮蔽的幽微之處。

參考文獻：

[1]林培源：《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選自《神童與錄音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

[2]林培源：《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選自《神童與錄音機》。

[3]林培源：《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選自《神童與錄音機》。

[4]林培源：《一個青年作家的肖像》，選自《神童與錄音機》。

[5]李云雷：《再見，牛魔王》，作家出版社，2017年。

[6]見石一楓為小說集《再見，牛魔王》所作的序《在簡樸中呈現“真切”》：“以我那點淺薄的見識，將云雷的方法總結為真切感或云親歷感。”

[7]李云雷在小說集《再見，牛魔王》后記中提到：“我有很多的寫作計劃，現在我所需要的只是時間和耐心，‘或許真正的我還沒有出現’，我很喜歡這一句話，愿意與從事創造性勞動的朋友共勉。”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