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乳名叫朱衍慶，學名朱忠禹，又名朱智麒。汝城縣城郊鄉津江村人，1920年出生于津江村對門范家，我家從津江村搬到這里，后來又遷回了津江。和家鄉大多數人一樣，小時候都有個小名，我小時候也有個小名，而且是個有趣的小名，屋場上大家習慣叫我衍缽子（汝城方言：裝飯用的小缽子）。

我小時候性格活潑好動，大家都很喜歡我，大哥曾特意給我作了一幅畫像：標題《生氣勃勃的弟弟》，貼在我家書樓的墻壁上。我排行第四，最大的是姐姐，第二是大哥，排行第三的哥哥小時候夭折了，下面還有兩個弟弟，最小的是妹妹。我們家庭是一個知書達理的書香門第。我恰逢社會大變革時期出生，當時，社會動蕩不寧，時局不定，但我們家庭卻祖代傳承，和睦安順。由于父親長期在外謀生，我自小就跟隨祖母一起生活（那時，祖父朱上清先后在福建永定、閩侯任職知事，早年去世，祖母也就與我們一同生活）。祖母是位十分開明的知識女性，曾任本縣女子職業學校校長。祖母對我們十分疼愛，但管束也很嚴。閑暇之時，祖母常教我讀唐詩，背岳飛詞，唱木蘭歌。因此培養了我的文藝興趣，讓我自小就愛唱愛跳、愛寫愛畫。日常中祖母則以曾國潘治家為例，教育我們不許學少爺小姐，要簡樸務實，多讀書、明事理、求上進、愛勞動、有同情心。于是，假日里我常跟家里的幫工串友兄到四拱橋等地割茅；平常日和弟弟去馬灣嶺水井里抬水挑水；每天輪流掃地、洗碗成了我們兄弟幾個必須的勞動課。記得我當時年紀不大個頭小，每次割茅，雖挑不了多少回家，人卻特別饑渴，經常要比平時多吃一碗飯。為此，祖母屢屢戲笑我割回來的茅還抵不了飯錢。這些日常小事，雖然對幫補家庭作用不大，但卻鍛煉了我的意志，培養了我熱愛勞動、吃苦耐勞的品質和能力。從記事開始，我就表現得比較聰明伶俐，街坊四鄰的小伙伴們都愿意和我玩。

我七歲那年，也就是1927年十月的一天，我正跟祖母在大朝門口玩。忽然聽到街上一陣陣洋號聲伴隨著嘲雜聲由遠而近從半邊街傳來。我隨祖母跑到鄧家坪一看，只見一個披頭散發，遍體鱗傷的年輕女子正五花大綁押著游街。這女子一邊倔強地掙扎著不肯低頭，一邊高昂地呼喊著“共產黨萬歲！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蔣介石！”等口號。祖母一打聽，竟是她的外甥女，我的表嫂，共產黨員朱春榮正要押赴刑場行刑。祖母當時便嚎啕大哭，差點暈倒。祖母痛徹心扉的情景，春榮表嫂不屈的形象，讓我的心靈震顫，終生難忘。后來我問祖母，他們為什么要殺春榮表嫂，祖母告訴我，春榮表嫂是位女英雄。過去大家都不知道她是地下黨，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到家鄉鬧革命以后，她公開出面，積極參與組織革命。搞農運，搞婦運，專治土豪劣紳，為窮人做事；發動婦女剪短發、放小腳；組織婦女發傳單、貼標語、游行示威，社會影響很大，所以國民政府怕她，恨她，要殺她。當時社會上很多革命的活動我母親、伯母、嬸嬸、姑母等都看在眼里，也會積極響應。祖母曾幾次帶領女子學校的學生參加過大游行。春榮表嫂被害這件事的震動和家庭的教育熏陶，加上當時朱德、陳毅起義部隊帶給家鄉的紅色影響，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產生了革命的思想、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因父親在福建漳州謀生（父親經湖南經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當時在國民黨部隊就職，曾任暫一師三圍任少校軍需等），在漳州居住幾年后，我于1930年隨母親返回家鄉，考入儲能高小就讀。此時，湘南暴動的余波尚在家鄉震蕩，井岡山紅軍的足跡也在故鄉不斷閃現，這一來，加上外面紛繁的世界吸引了我，我根本就無心讀書，一心只想著要到外面去長見識、闖世界。因此，我常常逃學，領著我們津江村在街上住的朱大亂、朱二亂，在鄧家門住的朱香剛、朱紅剛以及范家的范XX等幾個伙伴，滿街滿巷地玩打仗、學武功、練身體。有兩次，我甚至還想只身出走。其中：一次是拿了平時攢下的壓歲錢當路費；一次是偷偷賣了祖父收藏的銅子彈殼換錢做盤纏，結果都被家里發現，用繩子捆綁著抓回來。還有一次去南洞的姐姐家玩，正好他們家里傳說有紅軍在不遠的東邊山、西邊山活動，我便四處打聽“紅軍好不好”，“東邊山、西邊山怎么走，在哪個方向？”嚇得姐姐、姐夫趕緊把我送回了家。

后來，祖母去世，父親又在外地工作，母親管不了我，家里其他人見壓不住我一心只想向外飛的念頭，于是，趁三四年冬天叔叔（朱仲川，在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畢業后，歷任湖北省保安處少校副官、陸軍一五六師九三團中校團副等職）回家探親的機會，把我帶到了南京，交給當時在南京謀生的小叔叔（朱惕生，在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畢業后先后任南京首都警察廳一級督察長、東區警察局局長、長春警察廳司法處長等）看管。那時小叔叔還未成家，工作流動性大，實在沒有辦法照顧我，不久，小叔叔便把我送入了教會孤兒院，并按孤兒院的規矩把我改名為“朱智麒”。這樣一來，我就成了一名有父母的“孤兒”。當時孤兒院有好幾位愛國老師，常常向我講些歷史上愛國忠臣的故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我很愛聽。嬤嬤們也很喜歡我，推薦我進入西湖高小讀書，并幫助我聯系考取了江蘇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期間我分別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秘密讀書會和南京學聯，拜讀了魯迅、高爾基等一大批著名進步作家的力作，接觸到了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雜志，吸收了很多進步理論和思想。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左聯“磨風藝社”。為紀念“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我在學校公開主演了東北抗日話劇《未寫完的一封血書》，并帶頭與愛國老師一道，組織、發動學校師生跟校方就“國恥日降半旗”問題展開了堅決的斗爭，我還勇敢地爬上旗桿把旗子降到一半，受到學校師生員工的熱烈擁護，取得了最終勝利。事后不久，一些表現特別突出的師生，包括我在內，卻被學校當局開除，其中一位女教師，當晚竟神秘失蹤。

幾經周折，1937年我從農校畢了業。畢業后，我通過中共地下黨、本家族叔叔朱琦和本村朱秋倆的聯系到了長沙，參加了湖南學生救亡服務團。同年10月，聽從湖南省政府民眾抗日骨干訓練班畢業生、湖南民眾訓練指導員范旦宇（中共地下黨員，后任中共汝城縣委宣傳部長）及中共地下黨員、朱琦叔叔（后任中共汝城縣委書記）的動員，返回家鄉，參與抗日救亡宣傳。在范旦宇、朱琦、朱秋等帶領下，以星光讀書會和青年巡回劇團為舞臺，抨擊時弊，突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主張，宣傳共產黨抗日的抗戰情況。在縣小教場，我男扮女裝，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在松花江上”等新劇。在汝城石印刊物《烽火》期刊上，我發表了自己的處女詩作《怒吼吧，醒獅》。同時揭露了以胡鳳璋（毛澤東選集中提到的汝城反共土匪頭子）等本縣地主惡霸及反動勢力的一些罪惡。不久，胡鳳璋將我和其他幾個骨干關了起來，軟硬兼施，要強制馴化教育改造我們，但我們誰也不吃他那一套。當胡鳳璋問到我是誰的崽時，我理直氣壯地說：“我是愛國人士朱伯福的崽啊，我一人做事人當！” 。

胡鳳璋發現我人比較機靈，膽子也比較大，加上我父親從外地謀生回到家后，曾在本縣任過商會會長、救濟院院長，做過許多善事，在本地威望比較高，便有心拉攏我。于是胡鳳璋找到我父親商談，要父親把我送到他那里去，還說由他來培養我，將他的女兒許配給我，保我將來有出息。這可嚇壞了我的父母。父親急忙與朱琦叔叔等地下黨領導商量后，決定送我去延安。1937年，地下黨組織把我介紹給了徐特立同志。于是，我持徐特立同志的介紹信并帶著自己的處女作《怒吼吧，醒獅》等作品直奔延安，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有意思的是，到抗大報名的時候，巧遇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同志在場接待。他聽說我的名字叫“朱智麒”后，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對我說：“小朱啊，你的名字既少新意又難寫。我看不如改為朱子奇，寓意我們湖湘子弟多奇才，你看怎么樣啊。”我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在抗大新生報名冊上鄭重寫下了“朱子奇”這個新名字。從此，我以全新的面貌，全身心投入到中國的革命、解放和建設事業，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革命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