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下青年的文學教育問題，我想分兩個層面討論。一個是專業層面的文學教育，另一個則是通識層面的文學教育。

在前不久舉辦的高校創意寫作會議上，與會同行曾經就高校創意寫作教育問題進行過熱烈討論。在會上，我提到，在我所供職的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并沒有開設“創意寫作”這個專業，我們開設的是“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面對舶自西方的Creative Writing這個稱謂，我們的理解是，Creative Writing指更具有文學性的創造性寫作，而非創意寫作。

當然，我也認為，無論如何命名，文學創作類/創意寫作專業首先是一種文學教育。正如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開設最初，張清華教授所倡導的，我們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首先要培養一批獨立的創作者，因為一百年來北師大一直有良好的培養作家的氛圍，事實上也培養出了諸多重要作家。另外，這個專業也旨在培養一批真正懂文學規律與文學審美的批評家，同時我們也致力于培養一批懂文學創作、有文學審美能力的文學編輯。這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設立的初衷。通過培養一批專業寫作者、專業讀者和專業文學編輯，共同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這是一個美好愿景。

就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研究生而言，文學教育主要強調寫作者的文學專業教養。要有完備的文學史知識儲備，要了解經典作家作品，要了解作為創作者的“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作為寫作者應該了解，無論網絡文學還是類型文學，都是中國文學傳統的旁逸斜出。在未來，文學創作專業培養的寫作者可能會成為網絡文學作家、網絡文學評價者甚至包括網絡文學管理者，但是，在文學創作專業的課堂里，應該盡可能地了解文學傳統的主干與支脈，了解文學內部問題和寫作本身的問題。要有一些經典作品閱讀經驗，只有讀過經典，知道什么是好的，才知道以后要寫什么，要走什么樣的路。

我會特別強調“創意寫作”與“創造性寫作”的區別。在我看來，不斷強調“創意”的時候，實際上在想的是，讀者喜歡什么我給他什么，你會暗示自己的工作就是讓讀者靈機一動或者豁然開朗，哪怕違背自己的內心也是可以的。而這需要警惕，很有可能最終把寫作者培養成追隨大眾流行趣味的服務生，將寫作變成一種模式或套路。但我們也有創意寫作課程，方法可以學，但不能將它視為理所當然的“不二寶典”。

我并不反對從事流行文學或流行文化工作，但是，作為文學創作專業的老師，還是希望盡可能提醒同學，真正的藝術家從來不取悅他人。他首先得是一個獨立思考者，他要清醒看到自己的寫作之路在哪里，要往哪里走，要思考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個人寫作與文學傳統的關系。要認識到，每個寫作者都是我們幾千年來文學傳統中的鏈條，是我們不斷豐富漢語寫作實踐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創作專業所要培養的，并非“碼字工人”，而是要成為在未來引領中國文學不斷往前走的站在風頭浪尖上的人。因此，強調寫作方法，強調寫什么、怎么寫固然重要，但寫作者的批判性、獨立思考能力，在今天的專業文學教育中變得尤為重要。

這是專業領域的文學教育問題。這是重要問題，也是我的職業所面對的問題。但是，在此基礎上，我也很想談談普泛意義上的青年一代的文學教育問題。

近四五年來，我一直擔任北大培文杯作文大賽的評委，既判高中學生作文卷，也判初中及小學生作文卷。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小學生的作文最可愛，情感純良，尚存天真之氣。而中學生作文則開始有現代八股的氣息，起承轉合，處處是成語和名人逸事做支撐，幾乎很難看到他們真實的所思所想，這不是個案。去年暑假，我聽一位中學生演講，嚴肅談論閱讀與寫作的關系，短短幾分鐘內，她極富激情地引用了諸多名人名言，古今中外、上下千年，但是，全程聽不到一句個人真切的閱讀感受，也聽不到某個作品細節或人物對她產生的情感滋養與心靈震蕩。而在演講的最后，她還批評了一位現代名人的婚戀問題，號召大家讀品德高尚的作家作品。——我無意批評中學生們，因為他們還沒有建立完全的主體性，在中學時代又被應試教育困擾，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斷力。但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如何使年輕一代重新理解表達和寫作，如何真正理解人的復雜性，是文學教育所面對的難題。

白話文運動其實是對人的一次解放，“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中國新文學的初心是希冀每個人自由表達自己真實的喜怒悲歡而非將自己的感受封閉在一個語言的套子里、模式里。在我看來，今天，通識意義上的文學教育并不是要把每個人培養成作家或者寫作者，不是的，它要做的是素質培養——通過文學教育，年輕一代學會認識人，理解人，文學教育在于提高我們本身的素養，在于使每一個“自我”更豐富，更敏感，更寬容，更開闊。

還記得豆瓣網站上有關于壞女人或者出軌女的討論，《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都無一例外被提到。是否應該用簡單的道德判斷取代文學判斷，是否用一種簡單的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方式去理解文學人物或人本身，在今天的文學教育中變得如此重要。《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寫了安娜對平庸生活的厭惡，對于卡列寧那種公務員生活的厭惡。托爾斯泰沒有簡單地將安娜的故事寫成出軌問題，他關注一個人的旺盛生命力與其所在環境的格格不入，他寫的是個人感情需要與社會道德之間的猛烈沖突，他寫的是人的苦悶、憂傷，和這種苦悶的無以解脫。某種程度上，借助安娜，托爾斯泰寫下了全人類的苦悶。

《包法利夫人》中，愛瑪并不安于與鄉鎮醫生包法利的小日子，她夢想傳奇愛情。這位實際生活在中下層的女性，因為不切實際的夢想，成為高利貸對象，最終服毒自盡。《包法利夫人》是多義的：愛瑪常常把自己當成愛情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熱愛那種“神仙歡愉”、“風月樂趣”，你會看到那種“愛情”對人心智的侵蝕；或者，從這個小說中，我們也看到人與夢想、人與想象之間的奇怪錯位。愛瑪常常以為自己是這個，卻不是；她常常想象自己的情人是那一種人，其實也不是。小說世界里，安娜和愛瑪是最普通的女人，既可愛又可憐，美好又日常，絕非一個壞女人或出軌女人標簽所能涵蓋的。這需要進入文本仔細閱讀才能體會、才能明白。

文學人物是鏡子，我們從中照見自己。也許我們和她們處在不同的時代，但她們的痛苦、困惑、不安和疑難，我們都有。今天，那些沉迷于網劇、沉迷于霸道總裁愛上“我”、沉迷于“追星”、沉迷于網上“吃狗糧”的年輕一代，有沒有某一刻很像愛瑪？某一個時刻，我們身體里很有可能就住著安娜，或者愛瑪。

我們生活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有一天我們在電腦里搜索“牙齒”，一連數天，我們的電腦便會自動送來無數關于牙齒和牙齒美容的知識。世界越來越便捷，想方設法讓我們活得舒服，也越來越無須我們思考了。我們已經成為被精準投喂的目標人群。但是，這需要警惕。因此，在課堂里，我常跟年輕一代討論的問題是，都說“爽文”最受歡迎，那么“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嗎，被“爽”到是一個人活在世上的終極追求嗎？如果“爽”不是我們的終極追求，我們也不想成為被精準投喂的人群，我們又該怎樣掙脫？

每個學年，我都會給本科生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次講先鋒戲劇時，我重看了話劇《犀牛》片斷。四周人人都變成了犀牛，只有主人公一個人發出了要堅持做人的呼喊。這是八十年代先鋒戲劇的精神內核，那個夜晚我深為感慨，久不能入眠——很多時候我們的感覺是鈍化的，而閱讀將我們身上沉睡的部分喚醒，這是那些智能機器人、那些科學和大數據永遠無法給予的。我以為，終極意義上的文學教育，讓人更豐富而不是更狹窄地理解人和世界。

回到我們的經典作品里，重新感受到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些笨拙、羞怯、不安以及痛苦。這是屬于人的文學教育。作為課堂上的教師，從事文學教育的人，每每給青年人這樣的建議時，我也會問我自己，我應該怎么做。這樣的反問最終使我確認了一個事實：文學教育問題不只是青年人的，而是每個人的，我們每個人的文學教育都應該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

我喜歡的一位俄國批評家曾說，讀過《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和沒讀過《安娜·卡列尼娜》的人是不一樣的，看過《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和看過《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人會發生變化。我想，他所說的這種“變化”和“不一樣”，指的應該是人對世界的理解力。這種理解力既指對文學的理解，更指對人和世界的復雜性的理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文學教育不僅是文學教育，更是對人的素質的養育，是關于人如何成為完整意義上的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