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鄉的許多楚墓里，都能找到“告地書”。所謂“告地書”，即是陽間之人為死者前往陰間世界所寫的介紹文書，字字句句，往往視死若生，今天讀來，仍然令人為之深受觸動：它們如此服膺于天道和正統，卻又如此美而自由；與“告地書”誕生差不多同時，屈原寫出了《天問》，我們同樣會發現，一如“告地書”，在那么久遠的年代里，一個人便持續對上天展開了發問與傾訴，在其中，疑惑有之，迷亂有之，但天之高遠與人之熱望更有之，一如里爾克所言：“如果我叫喊，誰能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我？”

這便是創造。我們的傳統，從來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充滿了挑戰和冒險，今日里被我們供奉的經典，在它誕生之時，無不是大鬧天宮的產物——在屈原之前，我們幾乎從未發現還有人像他一樣去將香草比作美人，以此開啟以物喻人之傳統，但是，自屈原之后，太多字詞和物事都未能入詩，即是說，詩與生活，并未能真正合二為一，直到杜甫出現，無數普通人的影子和生活，才在詩歌里得到了命名和證明，并以此構成了新的傳統，也因此，我們得以發現：傳統之為傳統，正是因為它在不斷地獲得新生。

而今正是重新擁抱傳統之時。當此之際，在西方現代文學傳統與中國人的生活相結合如此之久后，在我們的文本中，那些能夠真正印證此時此刻中國人面目的典型人物，仍然少之又少，我們甚至有可能發現，太多此時的感受與體驗，太多我們所親近的同路人，在大量的文本和敘事范式里是無法安放得下的，僅以中國式的情感為例：“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如何安放？“白茫茫一片真干凈”如何安放？而這樣的情感體驗，在我們的今日遭際中，可有一朝一夕一時一刻曾經斷絕過？

船山先生王夫之論詩之時，尤重“正統”二字，在他看來，《古詩十九首》便是正統，它們好就好在知恥，在我看來，這“知恥”所強調的，其實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倫理邊界，《古詩十九首》如此深切、正當而新異地肯定了日常生活，當然體現了創造的力量；而另外一面，它們所展現的日常生活，既是人倫，更是天道。如果逾越了這樣的人倫與天道，那便是不知恥——是的，在今天，再次回到傳統之中，尋找到挑戰與冒犯的勇氣，重新激活今日的生活和詞匯，這絕不僅僅是在進行美學上的創造，而是通過這些創造，我們得以在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緊迫的關口，又一次去分辨、明晰和建立了我們的倫理邊界。

何以重新擁抱傳統，并且尋找到它最動人的力量？朱熹曾說過“充實”二字，所謂“充”，就是盡可能去擴大自己的生活場域；所謂“實”，強調的是盡可能地去及物，讓命運幫助你驗證和挑選出屬于你的詞匯。而這條路正是屈原和杜甫走過的路，也因此，他們成為了中國文學的“父親”。唯有成為“父親”，生下兒女，去命名，去撫育，我們才能配得上繼續去做傳統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