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在海豐縣赤坑鎮大化村采訪

記者：參與此次脫貧攻堅題材的創作，您為何選定清遠英德市的江口鎮連樟村、韶關市仁化縣及汕尾市海豐縣為重點采訪地，能否簡單介紹一下當地情況？

丁燕：這次由中國作協牽頭的脫貧攻堅題材創作工程是個大行動，涉及全國多個省份。《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反映的是廣東省的脫貧攻堅情況。在選擇采訪地點時，我有意做了地理上的區別。其中，連樟村屬于粵北地區，因為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而造成了貧困現象。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位于這一地區的東莞市，對口扶貧的城市有三個：廣東省的韶關市、揭陽市和云南省的昭通市。我選擇了一位東莞派駐到韶關市仁化縣的扶貧干部作為采訪對象。汕尾市海豐縣屬粵東地區，靠近南海，交通不便，農業和工業都不發達，雖然有著悠久的革命文化傳統，但卻一直被貧窮所困擾。三個地方呈現出完全不同的三種狀態，可讓整本書更具綜合性和立體感。

記者：您前后去采訪了多少次？每次有什么不同的收獲嗎？

丁燕：最難忘的還是在連樟村扎根采訪。我在連樟村連續采訪了30多位貧困村民，他們后來便成為《連樟村詞典》中的主人公。從鎮里到村里有12公里的柏油路。最初我對這條山路的感覺并不強烈，只覺得它總是繞來繞去。然而，當我反復地穿行過這條路后，又和不同村民進行交流，才意識到這條路對他們的重要性。以前不通公路，靠兩條腿走，得花費4個小時才能走出去。這會影響病人的及時醫治、農產品的銷售等。現在整個村子因為一條路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海豐縣采訪時，很多地方我都去了兩三次，比如聯安鎮、公平鎮等。我不僅采訪了當地的貧困村民、扶貧書記，還參觀了海豐紅宮紅場舊址紀念館，了解這片紅色大地上的革命風云。

記者：您在西部和東部都生活過。現在的創作，主要聚焦的是沿海發達省份的貧困縣市情況，它們與西部貧困地區有什么不同？

丁燕：我出生在新疆哈密市，大學畢業后在烏魯木齊工作生活了17年。西北地區的貧困是大面積、普遍性的貧困，這和西北位置偏遠、交通不便、信息阻塞等各方面都有關系。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生活最熾烈的地方之一。這里的很多城市和鄉村已率先富裕了起來，尤其以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然而，廣東尚有一些貧困地區，散落在大山深處和大海旁邊。這些地方的交通極為不便，農耕條件很差，沒有完整的大片土地，而且也沒有像樣的工業，脫貧的難度也很大。廣東的任務是雙重的：它既要解決省內貧困地區的問題，還要幫扶省外的貧困地區。但是廣東省沒有讓大家失望，它交出了一份特別的答卷。

記者：在已經完稿的作品中，能看到眾多當地貧困者的脫貧故事。在采訪前，您做了哪些準備？在采訪過程中，有哪些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或故事？

丁燕：采訪前我不僅研讀了相關的扶貧政策，還閱讀了關于這類題材的一些作品。我要求自己“一定要更具文學性”。我愿意長時間地去聆聽，真正走進采訪對象的心靈世界；我愿意深入地觀察，不遺漏目光所及的每一個細節；我愿意從一個節點深入下去，力求將與之相關的時間和空間全都打通；我還愿意借鑒各種不同的文學創作手法，力圖讓筆下的文字更準確、更感人。

在我所采訪的眾多人物中，有四個人物最令我難忘。他們各有各的不幸，但都積極面對困難，充滿樂觀精神。他們從來不抱怨命運的不公平，反而在日常生活中能找到自己的樂趣和尊嚴。

生活在連樟村的陸奕羅是個木匠，靠手藝贏得大家的尊敬。他是個殘疾人，每月有460元的低保補助和150元的殘疾補助，被定性為“無勞動能力”，但他卻一點也不愿閑著。他愿意干活，哪怕是苦活和累活，因為“做才有，不做沒有”。他小時候生病，因為山路太遠，耽誤了治療。但他從來不覺得自己倒霉，也沒有抱怨過自己的父母。他說：“在那樣的環境下，我的父母沒有遺棄我，我已經很感激他們了。”他不僅通過勞動讓自己變得自信，而且還充滿了對他人的理解和同情。他在生活的磨礪中所閃現出的人性光輝，是那樣璀璨。

連樟村的另一個村民鄧承仙生病了。在接受采訪時，她形容自己的心臟內部“像燈泡在慢慢地暗下來，太陽在一點點落山”。她帶著我去看她的花生地。雖然只比一張圓桌稍大一點，但卻并不妨礙她凝望它時，眼神里露出母親般的慈愛。她住的房子是2017年建的，花了12萬。她說：“如果沒有政府補助的4萬元，這房子無論如何是蓋不起來的。”

在海豐縣赤坑鎮大化村，我遇到了孫后船。42歲的他像個運動員，身材矯健，動作靈敏，說話的語速很快，且用詞準確。他左眼有疾，再加上妻子身體也不好，就無法出去打工了。他在家種了十幾畝地，每天都早出晚歸地耕作，但日子過得依舊很艱辛。現在，他家一年有3000多元的殘疾補助；全家每月有900元的低保補助；13歲的大兒子在上小學，一年有3000元生活補助。他經常帶著3歲的小兒子下地。那孩子既聰明又懂事，甚至學會了挖地。在孫后船的手機視頻里，我看到那個小孩舉著小鋤頭，正認真地朝地面砍去。他們從未抱怨，反而坦然接受，并盡力適應與改變。這些最普通的平凡人，就像那些田野里的泥土，毫不起眼，但卻是撐起整個世界的基石。

在大化村，我還走進了孫賢在的家。雖然內里的空間不算大，但墻壁卻刷得相當潔白。當上午10點的陽光從小窗投射進來后，整個房間璀璨而明亮。男主人皮膚黧黑，說著粵味普通話。2016年，當扶貧工作隊在進行貧困戶的調查時，發現孫賢在已不年輕，妻子常年有病，3個子女干的都是散工，便幫他們設計了幫扶計劃，鼓勵子女盡量干長期工，鼓勵老孫飼養走地雞。可老孫畏手畏腳：“賣不出去怎么辦？”干部們給他打氣：“你只管養，我們來幫你賣！”果然，等200多只雞養成后，大家幫他聯系銷售，一只雞能賣到100元，一年便收入了2萬多元。除了賣雞的收入外，因父親和子女們都在工作，他家還獲得了“以獎代補”的獎勵。再加上各項分紅，老孫一家很快就甩掉了窮帽子。老孫的心里一直揣著個小夢想——將舊房子翻新一下。現在，他指著墻壁對我說：“那些都是我自己買涂料自己刷的！”頓了頓，他又補充道：“暗房子里住的都是發愁的人！”陡然間，我被這句話給擊中了。他要讓墻白起來，因為他不想發愁！顯然，這棟簇新的屋子帶給他的，是一種強烈的成就感。

記者：作品中其中一章的叫“連樟村詞典”，讓人想到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詞典》和韓少功《馬橋詞典》。您將一個村莊脫貧致富的人物和故事以詞典的方式書寫下來，為何采用這種方式？

丁燕：我是在連樟村采訪的過程中，被一個又一個村民的講述所打動，感覺用詞典的形式來創作更為貼切。我在村子里待的時間足夠長，和每一位村民的聊天又足夠豐富，積累起來的素材也足夠充沛，所以，我便沒有采用慣常的那種平鋪直敘的方法，而是用詞典的方式來創作。每一個詞都像一個磁鐵，吸附著和它有關的那些信息。無論是村民，還是村里的各種物件，其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小宇宙。將這些“小宇宙”組合在一起，最終會呈現出一個網狀結構。用事物自身的視角來展開敘述，在貌似無意中袒露那些變化，這樣既可避免強行圖解，也可避免簡單謳歌。事實上，我發現村民們對發生在自身及周邊的變化都很敏感，而且他們各個都是語言大師，具有很強的表達能力。采訪時我是慎重的，打開筆記本，拿著筆，再打開手機錄音，用眼神凝視他們。我知道我的態度會影響他們對我講話的深淺程度。我和大部分村民的談話時間是兩至三小時，有些人會談得更久。

記者：無論是打工故事，還是扶貧與脫貧故事，您的書寫始終保持非虛構的姿態。請您談談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看法。

丁燕：事實上，每一次的創作對我來說都像是第一次。在開始準備材料時，我會陷入到一種輕微的焦慮狀態。我不知道我將會面對怎樣的人物和事件。但是，這種焦慮會在我面對采訪對象時逐漸消退。記得在海豐采訪時，我處于重感冒狀態，走路時雙腳輕飄飄的，像是踩在棉花上。那時我心里發慌，感覺可能支撐不下去。但是，等我打開筆記本，和采訪對象的眼神一對接后，一股力量便從內心升騰而起。我完全忘記了感冒，一下子便聚集起體內的全部能量，瞬間便切換到工作狀態。近十年來，我一直致力于長篇報告文學的創作。但我從來沒有對這個文體產生過失望，我也沒有對深入工廠或者鄉村的采訪感到厭倦。相反，每一次出門采訪時，我都極為亢奮，保持有極大的熱情和耐心。也許我并不比別人更聰明、更智慧，但我愿意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做田野調查，因為我知道，生活就像圣誕老人，永遠是“索一奉十，索百奉千”。只要我的腳步能走到田野的更深處，那么，我筆下的文字便會更絢麗。 （康春華 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