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的家。此刻，我正把目光從書本中撤離，眺望窗外蔚藍色的天空。我喜歡在清晨醒來，因為可以看到盤旋在空中的鴿子。這些鴿子都是住戶養的，每天早晨都要放它們出去透透氣。黑壓壓的鴿群從窗前掠過，可以讓人感到生活的氣息。

記得多年前，假期里我會住在爺爺家。爺爺奶奶年紀已經很大了，但身體依舊健康，不次于年輕人。雖然不時也有爭執，但生活風平浪靜，像是兩只停泊在港口的船，給我們每天忙碌的生活留下另一種可能性，或一種歸宿。

這樣的環境最適合讀書，最適合在讀書時睡著。做各種碎片似的忙亂的夢，然后睜開眼，依舊是那扇窗子，和窗外一塊一塊似乎凝固不動的云。

樓的一側是一座中學，每天準時放早操。正對面是一條馬路，車輛川流不息。

二〇〇二年左右，爺爺和奶奶搬到了這里。以前居住的老樓因為要建設 CBD （中央商業區）而被拆除了。老兩口在經過了一輪謹慎的挑選后選擇了這里，位于北京市豐臺區、離市中心較遠的地方。

很小的時候，父親曾給我描繪過一個近乎烏托邦的北京的未來（他應該也是聽別人說的）：以后的北京將是一個純商業城市，除了政府人員、商業人士和上班族，一般居民都要一步步搬出去。現在想來，這個預測非常有遠見。

記得以前我們住的老房子，地理位置那真是相當的好。正對面是嘉里中心，樓后面是國際貿易中心的主樓。可以說是北京最繁華的一個地段。如今，這里是“國貿”三期的建筑范圍，在原先老樓的底下，曾開了一家Page One書店，想來也是很奇妙的事。

小時候，我每天趴在窗前觀察嘉里中心的大樓，不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到了晚上就和父親去國貿里溜達，路過琳瑯滿目的時裝店、珠寶店，就是為了去里面一家小書店看書。后來那家書店被高租金逼走，換成了高級化妝品店和攝影器材店。

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了我上小學。一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母親抬來了一個小桌子，說從現在開始你要努力學習了。那是我童年的結束。

比較有意思的是冬天的時候。那個時候還是北京家家戶戶儲存大白菜的年代。我家的白菜就囤積在窗戶外面的護欄上。我總是想，難道這些白菜不會掉下去嗎？我很擔心有一天過路的行人會被從天而降的大白菜砸到。

那時雖然也是住在樓里，但人與人的關系還算融洽，左鄰右舍的幾乎全都認識，我一出門就要“爺爺”“奶奶”地叫個不停。彼此間時常串門，茶余飯后閑逛閑談。那時也沒有防盜門，就是普普通通的木質門，鎖一下就完事了。不像現在，大門一鎖，知道鄰居姓什么的已是少數。

跟爺爺奶奶住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寧靜的快樂。上小學，都是奶奶送我去上學。穿過枝葉茂盛的林間小道，穿過一間間平房，穿過一個個小巧精致、坐滿了外國人的咖啡館（那個時候，大街上看到外國人的面孔還算是新鮮的事），小學校也就到了。跟外面的那些咖啡館、酒館比起來，我們的小學顯得破舊不堪。

那時我所在的小學建校四十多年，這在北京來說算是一所年輕的學校，但年輕的校長每次講話時總是很自豪地說：“我們的學校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而現在，這所小學已不復存在。還有我的初中學校也不存在了，而我的高中學校也換了名字。這在每天都不停變化的北京，并不算稀奇的事。

幾個月前我曾回高中學校一趟。學校依舊，咖啡館依舊，甚至連那一排平房也依舊。只不過在平房的前面，建起了一家韓國公司，路過平房時可以看到飄揚的太極旗。在平房的后面，曾經因為欠費而一直是半成品的高樓不知何時已經建好，成為一座繁忙的辦公樓。

只有夾在中間的那一排平房和熙攘的菜市場沒有什么變化，它們使我的童年清晰起來。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并沒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回憶。我的生活總是平平淡淡的，我之所以把它們寫出來是害怕遺忘。盡管我已經遺忘了那么多。

說起來，我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我的爺爺是純正的山西人，至今還殘留著年輕時的口音。我們一家來到北京純屬巧合。在那個年代，爺爺作為工程師本來要去蘇聯深造，沒想到國際風云變幻，“老大哥”翻臉不認人。爺爺去蘇聯的計劃也就泡湯了。組織上為了補償爺爺，便把爺爺調到了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北京，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

我總是想，如果那時爺爺去了蘇聯會怎么樣呢？這個假設是無效的，因為它已不可能發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會發生改變。

現在，爺爺奶奶早已退休，在家里安度晚年。我結束學生生涯，工作了很多年。沒有了寒暑假，我也沒有再長住過爺爺奶奶家。我對未來充滿期待、激情以及恐懼。短短的這些年，我已經改變了這么多，但細想想又沒什么真正的變化。我不知道該慶幸還是該害怕。

城市就是這樣，人與人的關系多是“偶遇式”的，比如你的朋友和同事，彼此的關系是流動的，可能由于某個原因，就再也不會見面。而原本不會有交集的人，因為某種機緣巧合，就走入了彼此的生命。

對這座城市，我了解的永遠只是皮毛，盡管我生長于此。去年夏天，我寫了一部以民國時期北京為題材的小長篇，翻閱了不少當時的資料。北京一直在變，它是以一個個“影子之城”的姿態疊加在一起的地方。每天，它都在產生一些新事物，同時伴隨著舊事物的消亡。寫到后面，我忽然發現主角已不再是我筆下的人物，而變成了這座城。

關于“城市文學”，我并未真正研究過，或許也很難有清楚的定義。迄今為止，我只在城市中生活過，就連長住鄉村的經驗都沒有。按理說，我寫的應該是純正的“城市文學”。可話說回來，其實我的很多小說背景模糊，甚至設定都不在城市。——比如長篇小說《身外之海》，故事發生在一個完全虛構架空的小鎮上；新出版的《熱帶》更是發生于熱帶森林中，發表在本期《青年文學》的小說《夏末的一場戰斗》，背景干脆就是古代。

這些作品該如何歸類？其實在寫民國北京的小長篇之前，我的小說里很少出現“北京”這兩個字，也基本上沒有出現過有關城市具體的標志性景觀。這確實是我有意為之：我想要寫一種具有普遍人性的小說，不局限于某地，甚至某國、某民族，只是關于“人”的處境。正如卡夫卡的小說，很少有人會講他的價值是描述了布拉格或猶太人，或許只有研究者才會這么看。作為讀者，被打動的原因絕不是他的地域性，而是具有某種生存境況的普遍意義。

因此，當我們閱讀許多過去的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時，地域性早已退居幕后，甚至歷史都不再重要。真正留下來的，只有一個個人物，以及敘事的能量。城市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造空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匯聚到這里，每個人都為它添磚加瓦，你是什么樣子，它就會是什么樣子。如果說鄉村的山川河流是亙古不變的，那么城市的特點就是流動與變化。

因此，城市的精神永遠是創造與探索，探索未知與不可能，以及多元的融合。當今時代，人類之間的信息流通前所未有，過去時代的創作者難以想象能接觸到大量本土以外的文化資源。比如對于年輕一些的寫作者，卡夫卡、馬爾克斯、福克納等外國作家，實際上已經成為“傳統”。

這只是不到一百年間發生的事。這是否會對文學產生影響？我想是必然的。石黑一雄曾提出過“國際主義”的寫作，就是超越具體的國家、文化。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卡爾丘克的作品也明顯有此傾向。

我想，如果僅將城市文學定義為“發生在城市中的文學”，或許就有點小了。我心目中的城市文學更多的是一種創造的精神，一種多元的觀念，是對于傳統的挑戰與更新。這么說可能依舊是空泛的，那么也只有在實踐中去摸索了。可能我們反復書寫的本已不是具體的某個城市空間，而是自己心中那座永恒的“影子之城”。

李唐：一九九二年生于北京，高中寫詩，大學開始小說創作。出版有小說集《我們終將被遺忘》《熱帶》，長篇小說《身外之海》《月球房地產推銷員》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