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山被稱為南京湯山第一名勝。到了湯山而不去陽山一游，就仿佛去了北京不看故宮和長城，會遭周圍人等恥笑的。所以盡管因身患流感而頭昏腦沉，還是咬咬牙，跟著大伙出發了。一路上山，慢慢看過，繃緊的心弦漸漸撥響了，接著，整個心胸仿佛都和著空山鳥鳴奏響起來。

陽山，古稱雁門山，位于南京東郊的湯山風景旅游區西北角、寧杭高速公路北側。據《江寧縣志》記載，陽山“東至句容縣觀山，西與青龍山相接，北與射烏山為鄰，南隔廣谷與湯山相望”，東西延伸約七公里，南北寬約一點五公里，海拔三百四十一點九米，為湯山境內最高峰。據說因從某個側面看去，其相鄰的兩座山峰非常像一對羊角，所以當地人又稱陽山為羊山，此可以清代著名詩人、曾任江寧縣令的袁枚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祭妹文》中，“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證之。但陽山之名播天下，卻更在陽山碑材。1405年，也即明成祖朱棣從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得皇帝位的第三年，為了給其父明太祖朱元璋歌功頌德，也為了表其做兒子的所謂孝心，朱棣征集全國能工巧匠數千人，沿陽山西南面的陽山采石場開鑿了三塊巨型碑材，其一是碑座，其二是碑身，其三是碑額，三者相疊加，就構成了一塊高七十八米、總重量三萬一千余噸的完整巨碑。詩人袁枚游陽山，見此碑材曾驚嘆不已，寫下“碑如長劍青天倚，十萬駱駝拉不起”的詩句。陽山碑材也在歷經六百年滄桑風雨后，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

我們到達陽山腳下已經是下午，下得車來，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高大的紅漆牌坊，雕梁畫棟，甚是威武。穿過牌坊前行一百米，是常見的景區前廣場。廣場不大，盛滿了亮晃晃的陽光和暖融融的春風，讓人的心胸頓然敞亮起來。廣場右側豎立著一塊“南京明文化村·陽山碑材”的竹制招牌，以及4A級風景區標志。緊挨著招牌的平臺上，立著一座高約七米的石碑，碑頂和底座都鏤刻了精美的龍鳳圖案。碑身上的“陽山問碑”四個大字，龍飛鳳舞，遒勁有力。我問導游是什么意思，導游微笑著連連搖頭。

也許不是旅游旺季的緣故吧，飛檐琉璃瓦的仿古門樓下，檢票口空蕩蕩的，幾乎沒有游客出入。我們卻魚貫而入，迎面就看見了一座非常威武的青銅鑄鼎。鼎在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上，一直被視為傳國重器和國家權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賦予顯赫、尊貴、盛大等引申意義，它是文明的見證，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放在這里櫛風沐雨，一定也與朱皇帝大有關系了。只是若再問導游，她仍會微笑著連連搖頭。我便懶得再開口，只把目光越過銅鼎上裊裊升起的香火煙氣，望向對面的仿古照壁。照壁并不高大，但上書的“天下第一碑”，卻在向世人宣泄著一種舍我其誰的霸氣，讓游人駐足停步，凝望良久。導游在前面提醒我們，要去看碑材，須從照壁前向右轉，穿過明文化村，再登一段崎嶇的山路，才能到達；現在馬上又吆喝著，要大家快走。

文化村門前張燈結彩，營造出了濃濃的明文化氛圍，但走進村里，我還是掩飾不住地大為失望了。因為所謂的明文化村，其實與別處的仿古一條街等并無多少不同，也就一溜仿古的房子而已。只是遠離鬧市，街上少了些討價還價的粗門大嗓罷了。但看到衙門口對著行刑場、豆腐坊挨著典當行、青樓依靠鏢局，你還是要禁不住啞然失笑的。特別是當看到青磚灰瓦的屋檐下，除了一位昏昏欲睡的算命假仙兒，就是幾位賣廉價紀念品的中年村婦，你真的看不出它究竟文化在哪里了。

還是趕緊去看碑材吧。我想著，再沒多瀏覽一眼，就逃也似的徑直上了山道。山道就是山道，走不多遠，耳根頓然清靜，市聲消退，風聲漸漸漲潮。三兩聲鳥鳴偶爾傳來，山林愈顯幽遠。其實說山林有些失當，因為目光所及，山道兩邊的半坡上居多是雜亂的灌木叢，密密的仿佛撒土不漏。此時只有點綴的松柏和黃楊是青綠的，余則枯干倒伏，風吹過颯颯作響，仿佛在訴說著冬天的殘酷。但枯枝下積著的厚厚落葉，層層覆蓋粘貼，片片牽手粘連，又讓人由不得聯想起這山林在盛夏金秋的繁盛和榮茂。

轉過一個彎道下行，山道兩旁的灌木漸漸稀疏起來，稍高的喬木成了主流。特別是突然冒出的三兩枝桃花和不知名的野花，高低俯仰，姹紫嫣紅地正開得誘人。同行的女同胞自然是不放過這樣機會的，三步并作兩行小跑過去，玉手扶枝，美目流盼，擺出一個個POS，似乎也想留下一段“人面桃花相映紅”的千年傳說。這樣想著，我竟恍惚間笑出了聲。我趕緊把目光轉向天空，卻正有幾只銜泥的燕子搭著翅膀飛過，一直飛去了遠處的山梁，消逝在了那無際的蔚藍深處。

戀戀不舍地收回目光，繼續往前走，忽然就看見了上書“袁機墓”的指示牌。盡管早從學生時代所讀的《祭妹文》里，知道袁枚之妹袁機就葬在陽山，心里還是不由咯噔了一下，腳步也不聽使喚似的脫離大伙拐了過去。

《祭妹文》是文學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它以細膩的筆觸抒發了詩人袁枚對亡妹袁機的痛悼之情，字字珠璣，句句血淚，徹人肺腑，痛人肝腸。前人將其與韓愈《祭十二郎文》和歐陽修的《瀧岡阡稿》，同稱為我國祭文中的“鼎足而立”三大名篇。

袁機，字素文，浙江錢塘人，是曾任江寧縣令的袁枚之三妹。袁機未出生時，其父母曾與江蘇如皋高氏指腹為婚，正式訂婚還不滿周歲。高氏之子成年后劣跡頗多，聞名遠近。高氏隨傳信袁家，表示愿意解除婚約，但袁機囿于“以從而終”的閨門禮教，竟執意不肯。婚后，袁機備受凌辱和折磨，幾乎被賣身以抵丈夫賭債，終不得不返居娘家，年僅四十歲便凄然長逝。

《祭妹文》從袁機墓地入筆，到交代病根禍源；從野外同捉蟋蟀，到書齋共讀《詩經》；從胞妹送哥眼淚流，到把盞喜迎兄長歸；從離家出嫁，到中道歸返；從侍奉母親以示其德，到關愛長兄以顯其情；從袁機之死，到后事料理，層層推進，波起浪涌，敘事歷歷，句句見心。文章起筆交代袁機所葬之地、祭奠時間、祭者身份等，隨后“嗚呼”一轉，直呼亡妹，接著，簡略敘述袁機的死因，追憶共度的難忘時光。童年相伴讀書，“差肩而坐”，溫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天真善良現于眼前。但當年兄妹同葬蟋蟀，今日卻孤兄獨葬亡妹，物換星移，今非昨是，豈不讓人潸然淚下？當年妹送兄遠行，今日兄送妹歸于塵埃，豈不痛哉！往日瑣事，如影歷歷，“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幾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隨后，記妹妹歸返母家的種種情形：服侍母親，治辦文墨，照料病中兄長；而后再記袁機病入膏肓，大限將至，但不讓人報信于兄，忍死待兄歸，終憾而逝，死不瞑目。末節，回到祭奠的墓地。“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哀傷。“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對妹妹的懷念和摯愛之情，表達得可謂淋漓盡致。行文至此，鐵石之人亦當淚濕衣襟！

袁機生前有詩《聞雁》云：“秋高霜氣重，孤雁最先鳴。響遇碧云冷，燈含永夜情。自從憐只影，幾度作離聲。飛到湘簾下，寒夜尚未成。”袁機死后，袁枚為其編印了詩集《素問女子遺稿》。過八年，又成此《祭妹文》千古名篇。有兄如此，袁機九泉有之，亦當瞑目了。

袁機墓與山道不過幾十米距離，穿過幾稈枯枝和萋萋荒草，再上行十幾級臺階，就看見了墓碑的全貌。墓碑高不過兩米，樸素得有些寒酸，舒體的“袁機之墓”占滿了碑身，大約是今人所立吧。墓碑后面是噴綠的黃楊和幾枝青竹，再遠些是漫坡的荒草和雜木。不過對袁機來說，遠離了人間煙火，也遠離了青絲白發的紛擾，在朝陽夕暉中聆聽滿山清風徐來，在春花秋月下坐看天上云卷云舒，未嘗不是超越生死的大解脫。

我這樣想著，山道已經空蕩蕩不見人影，突然覺得身如飄零的落葉，竟無比孤單起來，便再無心情留戀一路的美景，遂加快了追趕的腳步。

追上大家時，已經到了一片平緩的開闊地。導游告訴我們，這就是著名的陽山古采石場，也即陽山碑材的所在了。采石場分前后兩部分，從這里開采的石料，早已經化作了明故宮的基石、柱礎，化作了明孝陵神道上的石獸和翁仲，接受后人的觀瞻和驚嘆。

據江蘇《文物志》記載：“陽山，古稱雁門山，是孔山山脈主峰，山體為石灰巖構成。自六朝以來做雕刻和建筑用材。”今人甚至認為，“六朝以來，南京歷代的建筑柱礎、石刻等大多取材于此”。據有關專家考據，南京市麒麟鎮劉裕墓前的麒麟和天祿，句容蕭績墓前的辟邪和石柱，以及齊、梁時代帝王墓陵區內眾多的柱礎、石刻所用石料，均采自陽山采石場。

站在此采石場空地中央四面望去，但見山崖巍然壁立，高及數丈。也許若從山崖上望過來，人立中央，不過小如螻蟻。有人計算，從這里運走的石料達數十萬噸，若用現代載重卡車運送也要數萬車。導游似乎看出了我們眼中的疑惑，解釋說，古代當然沒有這么大的車輛，從此處運出去的較大的石料，都是用滾木的方法來運輸的。為了節省人力，深冬時在路面灑上水，待成冰后用滾木墊在石坯下，人畜共拉，慢慢滾動移運至目的地（據說采石場的出口處，隨山勢逐漸下降的古道路遺跡，至今還依稀可辨）。鎖石村的書記也親口告訴我，他們村前的一條河就是當年運送石料的古河道，去年清淤時還挖出了不少當年遺留下的滾木呢。

從采石場繼續向前走過去，俗稱后采石場。三百米之內，天下第一碑就歷歷在目了。

天下第一碑，給人的瞬間視覺沖擊就是一個大字。碑材按其功能造型，分為碑座、碑身、碑首，峨峨散落在陽山西麓，遠看每一塊都高巖突起，近觀又無不被風雨剝蝕。碑材下都鑿好了運送的洞孔，旁邊幾棵古樹虬枝蒼勁，和碑材一起構成了“枯樹巨石映落日”的蕭瑟圖畫。據導游介紹，南京一帶的地貌屬沉積巖，其狀如一摞摞的云片糕，經地殼長期擠壓，莫不分崩離析，支離破碎。唯有陽山一帶，因為處于一個盆狀向斜的中心點，四周的壓力奔涌至此，因相互抵消，巖層反而得以保存完好，再加上其他一些得天獨厚的因素，才誕生了碑坯這樣巨大而完整的石料，被朱棣慧眼識得，靈機一動，順手拿來，要去做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以向天下人彰名自己嫡傳繼承人的孝心。

朱棣此舉，可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朝廷令下，官員火速征調各地萬名工匠上陣，限時限速，規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以三斗三升鑿下的碎石為標準，凡連續三天完不成日定工作量者，一律砍頭（據當地人說，因此而喪生的工匠達數百人。附近現存的墳頭村，就是因當年掩埋慘死工匠而得名的）。然年余時光過去，開山取材工程忽然中途下馬。三塊初具雛形的碑石，就這樣欲立猶仆，棄于蒿萊。個中原因，自是眾說紛紜，但客觀地細想原因，核心還應在運輸難上。想那古埃及金字塔最大用石才五十噸重，如何運輸尚不得解，何況這三塊碑石最輕者尚有六千余噸的龐然大物？據說碑石開鑿不久，朱棣曾派翰林院編修胡廣等前往視察。胡廣等歸來報稱“仰見碑石，穹然城立”。朱棣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自然深知這城墻般大石的分量。明知其不可為而為，還不如干脆就此罷手，不了了之呢。其實我更懷疑朱棣開始就洞徹了結局，明知不可為而偏為之，只不過是借題造勢，作秀給天下人看罷了。

六百年過去了，如今站在碑材下望上去，雄偉壯觀的碑材身上，一錘一鑿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辨。它是我們祖先勤勞智慧的印證，也是華夏民族精神的血淚寫照。1957年，陽山碑材成為首批江蘇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在“金陵新姿覽勝評點征聯”活動中，陽山碑材入選“新金陵四十景”，同時入選的楹聯為：

石上有痕，已為前朝記功過

杯中無字，留與后人論是非

當地也世代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東流到西流，鎖石到墳頭。東也流（留），西也流（留），中間鎖石鎖墳頭。” 東流、西流、鎖石、墳頭，都是當地村莊的名字。東邊也留著它，西邊也留著它，中間鎖石村把大石碑鎖死在了墳頭，地老天荒也弄不走的。民謠承載著民心，個中深意全留予后人去琢磨了。

天近黃昏，山風漸涼。碑材旁，幾棵叫不上名的野樹，橫斜著大片的枝杈；稀疏的花兒，星星點點地綻放著，仿佛暗夜里孤單寂寥的星辰，讓人不忍心再看第二眼。我沒有在碑材下過多停留，就隨眾人向山下走去。

第二天上午，我們出了賓館。昨日還晴好無云的天空，竟飄起了霏霏春雨，扯天連地，綿綿不絕。坐上從南京去往杭州的汽車，隔著車窗望向一川煙雨，陽山腳下碑刻的“陽山問碑”幾個字，竟霍然清晰起來。煙雨中靜默的六朝古都，卻愈加迷蒙而蒼茫！

希尼的啟示：詩人與自我

作為生活在20世紀后半葉的北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承受著比其他地區和時代的詩人更嚴酷的生存和美學考驗，這當然源于北愛爾蘭所獨有的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沖突和悖論。這種沖突在當時北愛爾蘭很多地方，甚至直接演變成了持續二十年的集體暴力沖突。北愛爾蘭幾乎變成了游離于歐洲文明之外的人類苦難的一個標本。置身如此復雜的歷史文化環境，希尼和更多的北愛爾蘭詩人，必須同時去承受和調和一個脆弱的生命個體、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一個自我愉悅的詩人的多重角色。他要為自己脆弱的個體生命求庇護，要為自我的公民身份做承擔，為自己的詩歌寫作找到理由和源泉。無論走出多遠，希尼的關注始終沒有離開這片苦難的土地，他用食指和拇指之間夾著的矮墩墩的筆“向下”和“向上”挖掘，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詩泉，而且讓自己的筆開出了樸素而光輝的花朵，在一個最缺乏詩意的混亂的文化語境里，寫出了最具歷史和現實感的杰出詩歌。

對希尼的持續閱讀給我帶來的震動，有他對以泥潭沼澤為描述對象的北愛爾蘭黑暗歷史的挖掘，以及這種挖掘所發出的回聲；有他樸素的精確到毫發的對本民族語言的使用，更有他對自我身份的不斷懷疑和最終的確立。希尼生于英國統治之下的北愛爾蘭，但他所受的卻是純正的英式教育，他成為詩人后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在英國出版的。他的詩首先在英國的讀者和評論家中被追捧，幾乎獲得了所有英國的重要詩歌獎項。1989年，他成了牛津大學歷史上第一位非英籍詩歌教授。換句話說，希尼的詩歌應該是深植于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的。在大多數英國讀者眼中，希尼當然是一位英國詩人。在《企鵝版當代英國詩歌》里，希尼占據了很大的篇幅，被視作20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詩歌發展的一個中堅人物。但對這樣的界定，希尼本人表達了極端的反感，他甚至通過一首《公開信》的詩歌，憤怒地重申自己作為“愛爾蘭詩人”的身份。他同英國的關系，是詩人和英語詩歌的關系，而不是英國人和英國的關系。對一個生活在族群和文化尖銳對立的歷史語境中的人而言，身份問題是一個嚴峻的、緊迫的、無法回避和繞開的日常性問題。“我是誰？”“我因何是自己？”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但彰顯了希尼作為一個愛爾蘭民族詩人的焦慮，更彰顯了他作為一個具有世界視野的詩人的清醒。當下的中國雖然不是當年的北愛爾蘭，但面對社會轉型的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和凸顯，一個優秀的詩人當然不能做一個旁觀者，更不能做一個盲從者，他有責任在眾聲喧嘩里發出自己的聲音，來彰顯詩歌和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價值。

在希尼的早期名作《挖掘》一詩里，我們能夠看到很熟悉的一個家族三代人的精神鏡像，詩性呈現的精確和生動，來自希尼對愛爾蘭鄉村生活的熟悉和情感的全身心投入，讓人嘆為觀止。細心地讀者會注意到，在描述過祖父和父親的挖掘動作之后，希尼繼續寫道：“馬鈴薯的冰涼氣息，潮濕泥炭地的/咯吱聲、咕咕聲，鐵鏟切進活薯根的短促聲響/穿透生命之根覺醒者我的意識。/可是我沒有鐵鏟去追隨他們。”詩歌寫到這里，父親和祖父的挖掘這一最常見的田間勞作動作，不再是純粹的物質生產勞動，而且帶上了濃厚的精神和文化含義。父親和祖父的勞作，仿佛在無聲地召喚著希尼。但作為已經遠離田間勞作，放棄了務農傳統的詩人希尼，他的回應是：“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間/那支粗壯的筆躺著。/我要用它去挖掘。”希尼一方面回應父輩們要繼續挖掘，同時又表明他只能化鏟為筆，在紙上來進行精神的挖掘了。這種選擇的悖論，既表明了詩人身份的尷尬，又表明了希尼的難得清醒。希尼的清醒也在另一首《個人的詩泉》里，被進一步呼應和強化：“如今，再去窺探根的深處，用手指抓出泥濘/去凝視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雙大眼睛，/有損成年人的自尊。所以我寫詩/是為了凝視自己，讓黑暗發出回聲。”那就是：追尋自我的身份和意義。而我閱讀到的海量的當下現代漢詩，要么是在無聊地復制現實，要么是在虛幻地描畫空中樓閣，要么沉陷在自我的欲望里不能自拔，制造廉價的抖包袱式的蜻蜓點水的噱頭，唯獨缺少希尼式的將自我根植于民族和歷史背景的深度書寫。從當下中國詩歌的生態來考量希尼的困惑、追尋和堅守，對為數眾多的年輕寫作者而言，至少有某種程度的糾偏意義。

在我看來，希尼的詩歌寫作，首先完成了他作為一個愛爾蘭公民的身份的確立。著名的1972年8月“血腥的星期天”發生的即時，希尼卻離開了陷于動蕩中的貝爾法斯特，人們不能接受希尼作為一個知名詩人的逃避（即便他的離開讓自己看得更為理智、清楚和公正），他必須表現出更為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責任。此后的很長時間，希尼都不得不背負著痛苦的十字架，表現在詩中，是俯拾皆是的對類似于“我是誰？”或者“我曾經是誰？”的反復追問，以及在藝術使命和公民責任之間的矛盾和兩難。希尼的遭際告訴我們，詩人必須有作為公民的擔當，他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次，詩人必須通過自己的詩歌寫作，介入時代，介入當下和歷史，并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其詩歌寫作才有大眾的、民族的、文化的意義和價值。而且他發出的聲音，必須根植于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實土壤，同時也忠實于自己的心靈。唯其如此，他才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象”，“讓黑暗發出回聲”。另外，從技藝上說，他所有宏大的詩歌夢想，只有建立在日常細節上，才有真正的神靈顯形出來，并因為讀者的熟悉和陌生的雙重感覺，才“能夠在表面看來命定的和單純的幻景中注入新的生命”。而一個面孔不清、身份模糊的詩人，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詩歌寫作的真誠和終極價值——我們甚至可以遠遠地離開他所制造的僅屬于他個人的幻覺的世界。

谷禾，本名周連國，1967年生于淮河平原。著有詩集《飄雪的陽光》《大海不這么想》《鮮花寧靜》《坐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北運河書》、小說集《愛到盡頭》等多種，部分作品被譯成英、韓、西班牙等語。獲華文青年詩人獎、《詩選刊》最佳詩人獎、揚子江詩學獎、劉章詩歌獎、《芳草》當代漢語詩歌雙年十佳、揚子江詩歌獎、中國詩歌網年度十佳詩集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