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屬于一位作家的文學生活呢，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想到一個場景。那是九十年前的春天。退稿大王沈從文遇到了他的文學伙伴“海軍先生”。他們旨趣相同，愛好文學，文字變成鉛字是他們最大的心愿。二人相識后，海軍先生帶來了個女孩子，圓臉、長眉、大眼睛，不施脂粉。這位女性喜歡畫畫，多愁善感。三位“北漂”住在西山腳下，買菜、挑水、淘米、讀書、投稿。生活自然是貧苦的，但是，在他們眼里，哪個刊物登了好詩遠比從當鋪里當了多少錢更具意義，或者說，他們對新小說、新作者、新書封面的關心遠大于多過對于金錢的看重。

現在，我們知道了，被稱為海軍先生的帥氣青年是小說家胡也頻，也是左聯著名五烈士之一，而那位有感傷氣的女孩子則是丁玲，胡也頻后來的妻子。而這些故事場景和細節則出自三十年代沈從文撰寫的長篇回憶文章《記丁玲》。

我想，這三位年輕人之間的見面、討論便是屬于一位作家的文學生活了。今天我們討論文學生活時，固然要討論成名作家們的新書發布會、視頻直播、作品研討會、作品朗誦會、國際文學周、某地的文學節……但也要討論那些表象之下的“暗生活”。——要討論一位青年作家如何逐步為人所識；討論一位作家的成名與哪些人、哪些因素有緊密而內在的聯系。往往是那些看不到的活動構成了一位作家成名的推動力。

為什么沈從文會被稱為“投稿大王”？因為他在成名之前經歷了太多的投稿與退稿，也正是在那樣的不斷打擊和磨礪之下，他最終成長為真正的作家。當年，在胡也頻、沈從文頻頻給雜志投稿以換取稿費與文學聲名時，丁玲還沉湎于閱讀。她讀《茶花女》、《父與子》，尤其酷愛《包法利夫人》。寫小說之前，她去上海讀過書，也有過情感波折，比如與瞿秋白若有若無的曖昧情愫，比如與王劍虹深厚的姐妹情誼，當然還有與胡也頻之間的感情，以及與馮雪峰“情感的散步”……丁玲甚至也有過短暫的明星夢，她曾經去過片場，在那里她看到了許多人，男人、女人、男演員，女演員……慢慢地，她看到了那雙無處不在的“男性的/欲望的”眼睛。

生活和閱讀成就了丁玲。事實上，這位從未想過當作家的女孩子已經做好了成為作家的準備。1928年，蔣冰之以丁玲的筆名將第一部小說《夢珂》寄給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文學雜志，《小說月報》。很幸運，著名編輯、作家葉圣陶讀到了這篇自然來稿。沒有人提醒葉圣陶這位名叫丁玲的作者是誰，葉當時甚至懷疑作者是胡也頻或沈從文化名，因為稿紙上的涂抹方式與那兩位文學青年太像了。

無論如何，敏銳的葉圣陶很快意識到，《夢珂》將是中國文壇的嶄新收獲。他將這位無名作家的作品放在顯著位置發表。很快，署名丁玲的另兩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也相繼在《小說月報》重要位置刊出。從此，中國文學史上開始寫下“丁玲”。幾乎與此同時，批評家和讀者們都意識到，屬于一位令人驚異的女作家的文學時刻已經到來。

二

百年中國文學史上，有那么多著名期刊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比如《新青年》，比如《小說月報》，比如《晨報》，比如《新華日報》，比如《人民文學》，比如《收獲》……也因此，在作家的文學生活中，遇到一位著名文學大師、一份著名文學期刊，一個慧眼識珠的文學編輯意味著寶貴的機會。此處僅以幾位女作家成名道路為例。

1923年9月，在燕京大學教書的周作人收到了女學生凌叔華的一封信，“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對于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這類事業嗎？”[1]這封信讓人心生好感。彼時的中國，有如此清晰的女性意識的女學生太少了，凌叔華的志向令人眼前一亮。

尋找著名推薦人以發表作品的不獨凌叔華一人。剛剛從東北逃亡而來的蕭紅和蕭軍呢，則選擇寫信向魯迅先生求助，出版他們長篇作品；1943年早春，張愛玲完成《沉香屑·第一爐香》后，拿著姑姑的信去拜訪著名作家周瘦鵑……當然，文壇大師們都給予了年輕人以幫助。周作人回憶說，凌叔華“所寄來的文章是些什么，已經都不記得了，大概寫的很是不錯，便揀了一篇小說送給《晨報》副刊發表了。”[2]周瘦鵑在讀完張愛玲小說后則頗為欣賞，不僅將《沉香屑·第一爐香》登在《紫羅蘭》1943年第二期發表，還寫下了他的評語：“請讀者共同來欣賞張女士一種特殊情調的作品，而對于當年香港所謂高等華人的那種驕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3]當然，這部“特殊情調”的小說也很受讀者歡迎，于是，《紫羅蘭》又分三期連載《沉香屑·第二爐香》。短短一年間，張愛玲的小說迅速受到上海灘的廣泛矚目。

二蕭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是在魯迅做主編的奴隸叢書中推出的。當年蕭紅的稿子沒有名字，只寫了“麥場”，胡風為其改名為《生死場》并寫了后記。序言則出自魯迅，“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4]“力透紙背”的評價追隨了蕭紅一生，直至今天的文學史依然要提及。

在雜志發表作品，找出版社結集出版，若是有名家賞識作序真是再好不過，當然，還要爭取進入年選或大系……其中每一步都是一位作家作品經典化的重要步驟，也是與作家聲名息息相關的隱在的文學生活。在當年，它對于最初一代女作家是否能浮出歷史地表尤其關鍵。1923年，冰心的《繁星》、《超人》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春水》則由新潮社出版；廬隱的《海濱故人》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馮沅君《卷施》則由北新書局出版；凌叔華和陳衡哲的小說集是由新月書店出版的。當然，冰心和廬隱作品是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的形式出版，馮沅君的小說則是魯迅主編“烏合叢書”之一。

進入“新文學大系”也是重要的，有著某種“進入紀念碑”意味。作家小傳是《新文學大系》公認的作家名錄，其中收錄了九位女作家的小傳，她們是袁昌英、凌叔華、陳衡哲、陳學昭、馮沅君、黃白薇、黃廬隱、謝冰心、蘇梅。這份名單今天看來并不起眼，但在當時它意味著最初的遴選，是第一代女作家群最基礎名錄，此后幾十年時間里，討論現代文學史發生時期的女作家作品時，文學史家們幾乎都以此為參考。

三

還必須提到文學批評對于作家作品的重要性。盡管一些作家直言從不看文學批評也不介意文學批評，但從中外文學史作家們的回憶錄、書信集及作家的生平傳記看來，這些所謂直言不過是虛言。因為，每一位作家都深知，其作品的經典化道路都與他同時代批評家密切相關。

一如張愛玲，在她成為重要作家的道路上，有兩篇評論奠定了她的文學家地位，一篇出自傅雷之手，另一篇則來自胡蘭成。胡的《論張愛玲》發表于1944年《雜志》月刊第13卷第二期、第三期，當時的他38歲，正與張愛玲熱戀。在評論中，胡蘭成將張愛玲視為魯迅的繼任者：“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斗士的凄厲的呼喊。張愛玲則是一種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5]“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6]還原到文學批評現場，將剛剛嶄露頭角的張愛玲與魯迅相提并論，胡蘭成的比附未免讓人覺得武斷。此篇評論的熱烈贊美與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冷靜克制形成了鮮明對照。但是，胡的評論也可說是一種預言，其中分析有說服力，不能不說是知音之言。而這一傾情的夸贊確實也為張愛玲的崛起起到了推動作用。

今天，文學批評活動包括書評，也包括新書推廣會，作品研討會等，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作家與真正懂得其美學價值的批評慧眼結緣。有時候那雙慧眼屬于批評家，有時候那雙慧眼則屬于聲名顯赫的作家前輩，比如魯迅之于蕭軍、蕭紅，比如周揚之于趙樹理，比如茅盾之于茹志娟……

1956年，文學編輯茹志鵑創作了短篇小說《百合花》。輾轉在《延河》發表。最初，《百合花》并沒有得到重視。1958年，《人民文學》6期發表了茅盾的評論《談最近的短篇小說》。在一萬多字篇幅里，茅盾以二千多字的篇幅高度評價了茹志鵑的《百合花》，在他看來，《百合花》有著清新俊逸的風格：“我以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千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于抒情詩的風味。”[7]特別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學》發表茅盾評論時，還少見地全文轉發了《百合花》。由此，茹志鵑成為當時文壇的新星。

當然，我們討論文學生活之下的“暗生活”時，難免會觸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文人之間的圈子化等問題，但是，它不應該被庸俗化。不必說魯迅與二蕭、傅雷與張愛玲、茅盾與茹志娟素昧平生，評論純粹基于文學審美的欣賞。即使是身為情人的胡蘭成為張愛玲寫下極盡贊美之詞，同樣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學審美追求。他們后來的文學趣味和文學判斷也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一位作家寫得不夠好，她的親屬或情人發出分貝再大的贊美又如何？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在時間和文學史面前，批評的妄言、作品的蒼白永遠無法藏身。

四

與以往不同，我們時代作家的成名路徑更多元了。一位作家只靠一篇文學批評或一本期刊爆紅已經不可能。今天，推出一位作家最有效的方式似乎是評獎，一個重要的民間獎或政府獎都可以加速一位作家的成名，又或者，一個突然空降的鼓勵青年作家的獎項，也可以迅速使一位默默無聞的青年作者受到同行關注。當然，影視劇改編、豆瓣評分，微信圈刷屏也都成為今天推出新作家的方法。

許多人都會感嘆此時代文學生活的豐富，文學活動的多樣，以至詩人及作家們都忙不過來了。可是，討論文學生活與生態，不僅要看到外部的熱鬧，恐怕更要看到熱鬧之下的清冷。比如讀者見面會，即使是粉絲人頭攢動，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熱愛文學而專門趕來參加的，又有多少人不過是偶爾路過，當時不會買書未來也未必會讀作品？還比如作品研討會，分明是研討會上有著尖銳的批評，但新聞出來為何變成一團和氣？

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活固然應該有表象上的風風火火，但其實也有表象之下的底色；一個作家應該享受屬于他的喧囂和熱鬧，更應該有真正屬于一位創作者的艱苦、孤獨與寂寞。可是，真正不受漫天遍野“排行”與“文學獎”誘惑的作家有幾位？——作為今天的寫作者，實在應該有定力，應該冷靜地看清，無論年選、排行榜還是文學獎，都不該是衡量文學質量的唯一標尺，也不應對真正的寫作者構成陰影和焦慮。

討論文學生活似乎輕易可以得出結論，靠單打獨斗憑一己之力成名的作家幾乎不存在了。但是，反過來說，一個在朋友圈里游刃有余、呼風喚雨的寫作者，若沒有作品質量作底，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到頭來被喻為社會活動家吧？說到底，文學生活、文學活動、文學平臺是使一位作家成為經典作家的輔助方式，而非最根本的方式。換言之，一位作家的文學生活無論有多豐富，一個作家的交游無論有多廣闊，一個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系無論有多密切，如果沒有優秀品質作底，一切都終將是過眼煙云。

還是回到九十年前吧。那位叫丁玲的女孩子何以一亮相就讓世人驚艷？因為在成為作家之前，她已經有足夠的準備，她閱讀《新青年》《嘗試集》《女神》，她來到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與一群熱愛文學的伙伴們一起成長固然重要，但是讀書寫作則更為關鍵，那是獨屬于她的“暗經驗”。——《包法利夫人》譯介到中國后，丁玲“至少讀過這本書十遍”，“她喜歡那個女人，她喜歡那個號稱出自最細心謹慎于文體組織與故事結構的法國作家筆下的女人，那女人的面影與靈魂，她仿佛皆十分熟悉。”[8]在沈從文看來，丁玲從《包法利夫人》中“學到了許多”。一是跟書上的女人“學會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一是跟作書的男人“學會了描寫女人的方法。”[9]唯其如此，她才能在后來的寫作中展現卓異與不凡。從福樓拜和《包法利夫人》這里起步，年輕的丁玲開始懂得什么是好作家，什么是好作品，并且努力在寫作中實踐。——唯有寫作，是一位寫作者真正的安身立命處；唯有寫作，才是一個作家最大也最珍貴的文學生活，一百年未變。

2019年1月17日，《文藝爭鳴》2019年12期

選自張莉：《遠行人必有故事》，作家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注釋：

[1]周作人：《幾封信的回憶》，香港《文藝世紀》，1963年。

[2]周作人：《幾封信的回憶》，香港《文藝世紀》，1963年。

[3]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紫羅蘭》1943年第二期

[4]魯迅：《序言》，蕭紅：《生死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5]胡蘭成：《論張愛玲》，1944年《雜志》月刊第13卷第三期。

[6]胡蘭成：《論張愛玲》，1944年《雜志》月刊第13卷第三期。

[7]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6期。

[8]沈從文：《記丁玲女士》，《國聞周報》，第10卷第32期。

[9]沈從文：《記丁玲女士》，《國聞周報》，第10卷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