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來研究《論語》的著作不計其數，而《論語》書名問題卻很少有人深究。其實，《論語》書名的復雜性，遠超任何一部經典。《論語》書名有曾用名、別名以及全稱、簡稱，不下十余種；循名責實，還牽涉《論語》的版本和流傳問題，確實值得探討。

《論語》書名最早見之于《禮記·坊記》。《坊記》傳說為孔子的孫子子思（孔伋）所輯錄，如果此說成立，則可證孔子去世后不久《論語》即已成書并被命名。這大致合乎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說法：“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班固點明了《論語》的編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論語”的理由是對“弟子各有所記”的文本資料做了一番“論纂”的工作。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諸事實又并非如此。

《論語》書名在戰國時期的傳世文獻以及出土文獻中僅《坊記》一見，按孤證不立的原則，這還不能完全證明戰國時期已有《論語》這個書名。《論語》的編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組成的編纂團隊完成的。《論語》的編纂團隊，多數學者認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組成，而領銜主編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數種說法；此外，這個編纂團隊，還有戰國時期的鄒魯學人和西漢文景時期的博士兩種說法。這反映了《論語》成書的復雜性。無論是哪個編纂團隊完成的，也無論是誰領銜主編的，都無證據表明《論語》甫一成書即被賦予《論語》書名，否則，以戰國時期儒墨的“顯學”地位，以孔子“聲名洋溢乎中國”的背景，孔子編撰的六經連書帶名廣為人知，而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其書名又豈能默默無聞而僅在《坊記》中有一見？

周秦古書的命名，有成書之時隨即命名之例，也有成書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論語》屬于哪種情況？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給出了一個《論語》第一次命名的時間，即：漢武帝時期在孔安國那里“始曰《論語》”。此說顯然有違事實。且不說《坊記》提及《論語》書名，比孔安國年長二十幾歲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賢良對策”中已經提到了《論語》其書其名，并且引用了《論語》原文。在這里，似乎不能說王充犯了一個孤陋寡聞的低級錯誤，而只能說另有原因，即：孔安國以前，《論語》書名鮮有人知，自然也就幾乎無人提及，以至于連王充也不得與聞。孔安國之后，《論語》書名開始廣為流傳。漢昭帝、漢宣帝都學過《論語》。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引用了大量的《論語》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論語》的說法。

從《論語》編纂成書到西漢孔安國時代大約近三百年時間，《論語》書名極其罕見，人們不禁要問一個為什么，是不是因為《論語》另有書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學者翟灝對《論語》書名頗有研究，他認為《論語》一成書就題寫了《論語》這個書名，除此以外，《論語》還有一個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書稱《孟子》。翟灝此說在清代乾嘉考據學盛行的時代似乎沒有引起什么重視，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現代學者趙紀彬發現、附和、引申、發揮。他在其《〈論語新論〉導言》（載《中國哲學》第十輯，三聯書店1983年版）中進一步斷言“《孔子》為先秦的舊名，《論語》乃漢代所新創”，換言之，“今名《論語》之書，在先秦本名《孔子》”。為了證明《論語》又名《孔子》，翟灝、趙紀彬前赴后繼，二人合計搜集了三十七條文獻證據。據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論語》的確有一個曾用名《孔子》。

但是，趙紀彬提供的十九條證據中，竟無一條能夠證明“《孔子》為先秦舊名”。這說明趙紀彬言過其“實”，“實”是全部證據都是兩漢的，無一條是先秦的，從證據上說，《孔子》作為《論語》的曾用名，不是出現在先秦而是出現在兩漢。《論語》書名的考據，應該把握精準的時間節點，趙紀彬在這點上有所疏忽。

晚周諸子書命名似無定例。大多數的諸子書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書稱《老子》、墨子書稱《墨子》之類；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號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韓非子》《公孫龍子》等。以上幾種命名情況都與作者的姓、氏、名、字、號有相應的關聯，讓人一看書名即推知作者。當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稱《老子》又稱《道德經》，一書兩名，這和翟灝、趙紀彬所說的《論語》《孔子》同為一書的情況類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別：《道德經》是根據書的上下部分“道經”“德經”合在一起命名的，《論語》是根據編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記”使其整齊有條理的工作命名的。

《論語》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隨侍見聞記錄。弟子各有所記，匯集起來數量相當可觀，據說有“數十百篇”之多。后來，這“數十百篇”的原始記錄，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詳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個不同的文本，以篇或書的形式流傳于世，只是這些篇或書的名稱不可詳考而已。

到了漢代，早先的原始《論語》演變成幾個大致固定的傳本，廣為人知的有《齊論》《魯論》《古論》，鮮為人知的是《河間論》。《河間論》發現于河間獻王劉德征收的民間藏書。這幾個傳本當時各有其名，劉向、王充、班固有時指其簡稱，如《論》《齊》《齊論》《魯》《魯論》《古論》《河間》等；有時言其全稱，如《論語》《魯論語》《齊論語》之類。除此以外，《論語》還有別名，被研究者經常提及的有《經》《傳》《語》《記》四種；這四種別名能否成立，還要做些具體考察與分析。

檢索戰國至兩漢文獻，以“經”“傳”“語”“記”的名義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達數百處；其中，以“經”的名義引用的，出自《尚書》《詩經》《春秋》《周易》《論語》等；以“傳”的名義引用的，出自《論語》《老子》《孟子》《荀子》《孝經》《公羊傳》等；以“語”的名義引用的，出自《論語》《尚書》《孟子》《慎子》《黃帝四經》等；以“記”的名義引用的，出自《論語》《禮記》《管子》《史記》《三略》等。古人對于“經”“傳”“語”“記”的區分不是十分嚴格，經常混用，兩漢文獻引用《論語》語句，分別稱“《經》曰”“《語》曰”“《傳》曰”“《記》曰”，就出現了混用的現象。這種現象足以證明“經”“傳”“語”“記”不是《論語》一書專用的別名，而是若干經、子、史一類的典籍共用的別名。就共名而言，認為《論語》在漢代有《經》《傳》《語》《記》的別名，自然可以成立，因為《論語》畢竟分享了這些共名；而從嚴格區分共名與專名的意義上說，認為《論語》在漢代并無《經》《傳》《語》《記》的別名，亦有理可據，因為《論語》并沒有獨享這些專名。在這里，做全面的、綜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點、不顧其余的簡單化處理，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姜燕，系山東財經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