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來的時候有多小，母親說得最形象，她說可以裝在我父親的鞋子里。出生的時候我只有三斤多，最后怎么活下來了，估計更多是靠的運氣——“此乃天意，天不滅曹”。及長至五歲，就跟著兩個哥哥去上學了。

我覺得那時候我是個最悲催的學生，說是跟著兩個哥哥上學，倆人根本不管我。其實他們也是各顧各，如果其中一個人跟人家打架了，另外一個就會這樣撇清：“你們該打只管打，只要不提名道姓罵父母，我絕對不會管！”沒辦法，江湖義氣第一樁。

后來到了四五年級，我雖然年齡增長了，個子倒沒怎么長。不管別的同學因為個子原因怎么換位子，我永遠在第一排。很多人就愛欺負我，雖然不一定都是出于惡意，也可能是因為我個子小逗我取樂，但事后我總是哭著回去告狀。母親看著我可憐兮兮的樣子，不但不安慰我，反而還要把我訓一頓，說：“我不相信你不惹人家，人家會故意欺負你！既然你惹了人家，就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唉！跟“老革命”有什么道理可講呢？等于在家里又白白受了一次欺負。于是我就躲在屋子里再哭一場，邊哭邊看《紅樓夢》。我最喜歡“查抄大觀園”那一段，看看人家探春，那個膽識！那個作為！那才是女兒啊，那才是女兒該有的底氣和陣仗！莫非我不是母親的親生閨女？

《紅樓夢》里這一段是這樣寫的：

“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丑態來，遂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眾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凈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柜，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可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間收著：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么處治，我去自領！’”

探春說話如此有底氣，也是其來有自。雖然她是趙姨娘的庶出，但一貫的“政治正確”，讓她在賈府上下頗得尊重。她果斷地舍棄生母趙姨娘和胞弟賈環，始終立場堅定地站在王夫人、寶玉一邊，饒是如此，才可能“以姑娘之尊，以賈母之愛，以王夫人之付托”代理鳳姐當家理事。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奸奴蜂起，內外欺侮，錙銖小事，突動風波。”她大刀闊斧推行改革，在大觀園興利除弊，頗有建樹。故而脂硯齋評點道：“每讀至此，不禁為之投書以起，三復流連而欲泣也！”

探春不但說得出，也做得出。參與查抄大觀園的仆婦王善保家的，仗著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夫人也另眼相待，便拿腔作勢地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地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么。”

“一語未了，只聽‘啪’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著王家的問道：‘你是什么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

通讀《紅樓夢》，探春這一巴掌要多響亮有多響亮，要多痛快有多痛快。要是人家欺負我，我也能夠來這么一下子，該是何等地解氣！姚燮說她之所以能“侃侃而談，既無支離，亦無畏縮”，是因為探春之怒不為一己之私，而是對賈府面臨危局的先見之明和切膚之痛，借著沖天一怒，以警醒渾渾噩噩的局中之人。

及至結婚生子，在生活的磨刀石上翻滾了半輩子，才知道探春這一巴掌有千鈞之力，不是輕易可以打下去的。且不說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階級的支撐，如何能善后，也是一樁大事呢！像我們這些“草根”階層，一巴掌能惹出多大的麻煩來，誰敢設想呢？所以等女兒上了學，受了委屈再向我訴說的時候，我除了好言相勸讓她忍耐，也斷斷不敢擎出探春那一巴掌來。我只有安慰她，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巴掌舉得有多高，扇得有多痛快，而在于你對生活的忍耐和適應能力，不盲從，也不盲動。最后，我總是用羅曼·羅蘭的話安慰她：“別用暴力去擠逼人生。先過了今天再說，一個人應當做他能做的事。竭盡所能。”對于我們這些普通人而言，這未必是茍且，即使是，也是生活的不二法門。

其實，不管是《紅樓夢》還是《金瓶梅》，作者對女性都抱有一種激賞的態度。這在中國的禮法制度之下，真是難能可貴。且不說《紅樓夢》里的晴雯、探春、王熙鳳、尤二姐，即使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那也具有響當當的個性。她幾經轉手，飽經磨難，嫁給“每日牽著不走，打著倒退的，只是一味酗酒。著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的侏儒，但她并沒有破罐子破摔，而是積極向上，一力想扶助大郎過好生活。當他們在紫石街受人騷擾，武大想租房搬家時，潘金蓮說：“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羅唣！不如添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卻也氣概些，免受人欺侮。”當武大說沒錢時，她果斷地說：“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后有了再治不遲！”果真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的主兒。

即使溫柔善良如孟玉樓，在關鍵時候豈不也是敢作敢為、殺伐決斷？當聽說她要嫁給西門慶，一心覬覦她財產的母舅張四過來勸阻。倆人那一番口舌，既綿里藏針也刀刀見血，真真是一場精彩的大戲。其情，其理，其分寸拿捏，絲毫不亞于諸葛亮舌戰群儒。

“且說他母舅張四，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都不難為你了？況他房里又有三四個老婆，并沒上頭的丫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

母舅果真是設身處地替她考慮的，擺事實講道理，循循善誘。孟玉樓不驕不躁：“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里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擢著，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著緊街上乞食的，攜男抱女，也挈扯著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且不管他西門慶、吳月娘有多難伺候，我先做好自己，他們還有什么說的？

張四又打出第二張牌，用過去的事實來恐嚇她：“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么？”

孟玉樓自然有化解的能力：“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為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

聽到“打狗不成”，母舅還不知難而退，那就是不識抬舉了。孟玉樓的話說到這個份上，其決心豈是三言兩語所能撼動呢？可是他還不死心，繼續自找沒趣：“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

豈知孟玉樓更是棋高一著：“四舅說那里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

眼看理屈詞窮，母舅只好聲嘶力竭了：“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里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

孟玉樓則乘勝追擊，一點不給母舅留有余地：“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著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還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仆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里？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

果真，“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倒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

這“起身去了”的張四，比起挨了一巴掌的王善保家的，可能更不堪，有苦說不出。不過還能坐得下吃兩盞清茶，可見臉皮也真夠厚的，肯定是一個難纏的主兒。如果沒有孟玉樓這樣的霹靂手段，這段姻緣很有可能一拍兩散了。

丫頭春梅是被西門慶收用過的，作為一個奴才，她始終保持自己的底線和尊嚴，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所以有論者說，她在《金瓶梅》里的表現，堪與《紅樓夢》里的晴雯有一比。其實我覺得這個人物比晴雯刻畫得更立體、更圓滿，其心高志大遠在晴雯之上。尤其是她在關鍵時候的表現，更能說明她骨子里的那種尊貴和智慧。

在“薛嫂月夜賣春梅”一回里，吳月娘要把春梅賣掉，而且吩咐貼身丫鬟小玉盯住她，讓她凈身出戶，一件衣服都不能拿。春梅知道要打發她，一滴眼淚沒流。看見潘金蓮傷心地哭，她反而回過頭來勸說她：“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然后走的時候“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

《金瓶梅》的用詞看著粗糙，其實是有著十分講究的。這個“跟定”，既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決絕，更暗含了春梅揚長決裂的骨氣和底氣，春梅的形象在此定格。因此再回過頭來看西門慶對她寵愛到“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后！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也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邵麗，當代女作家，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當代》《十月》《收獲》等刊物，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刊物選載，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曾獲《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第十五、十六屆百花獎中篇小說獎，第十屆“十月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等多項獎項。中篇小說《明惠的圣誕》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