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里，語言是文明的標志——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么什么是優質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并不等于強勢語言，并不等于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臺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于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么區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么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于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造。現代漢語語法奠基于《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制的不足，把英語的一些優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只腳，并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道：“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涂：“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里怎么成了同義詞？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里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里，“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么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說粵語里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后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么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該說，其它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它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么主義，不看重抽象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羅嗦？是不是過于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象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后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于英語，不可能同于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自己和發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辭典里面，“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么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浩如煙海的語言經驗組合從何說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有個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代語言學有開創性貢獻，包括創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余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的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語言是什么？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后，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它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系總和來決定的。“他”在“它”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它棋子的增減而發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里，棋局體現共時性關系，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歷時性關系。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么漢語眼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后，在經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以后，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化的組合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語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泛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臺灣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還有什么“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面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后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情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本文節選自韓少功2016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