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1月，我先后四次回到定點深入生活的地點——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大周村，每次入駐約一周時間，與鄉親們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從夏到秋，再到初冬，我領略了中原大地的季節轉換，見證了鄉親們對這片土地的深情熱愛。

第一次回鄉在6月底，小麥早已豐收，地里種上了玉米和大豆，長出了齊腳脖的綠色。我突然汗顏，發現一個之前寫作的錯誤：在長篇小說《日近長安遠》中，8月份，兩位女主人公高考落榜，一起走在回鄉的路上，“麥茬地里，玉米苗腳脖子高，黃綠相間，無邊無際地鋪開去”。我自以為了解鄉村生活，為了文學上的“美感”，坐在書桌前想象出了“黃綠相間”的畫面，豈不知這片土地現下基本沒有閑暇時光，農事不等人，小麥割過不幾天，玉米和大豆已經種下，落一場雨，就出新芽。待到8月我再回去，玉米已經長成“森林”，嫩棒子可以煮著吃了。

6月底，正是栽紅薯的時候，承包人動輒幾百畝的土地上，一車車的紅薯苗拉來，人們爭分奪秒地勞作。雇來的多是婦女，每天工錢70元，趕在幾天之內，要把苗兒種到地里。場面如同打仗。

9月底，地里的紅薯快要長成，已經可以扒出來吃了，承包人王永杰慷慨同意我們扒幾塊紅薯回家下鍋，真是好吃。王永杰稱得上出身耕讀世家，從小練習書法，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心靈手巧，熱愛文學，家里貼的、掛的都是自己的書畫作品，還有一柜子中外名著。當然，網絡發達的今天，他還在網上結識了一些文友。當一位外地文友聽王永杰說我在老家時，驅車幾十公里趕來，就在王永杰承包的紅薯地邊，我們會面了。沒有茶水，沒有板凳，我們就站在豐收在望的紅薯地頭，吹著清爽適宜的秋風，談文學，談鄉村與城市，從下午直到日落，明天一早還要出差的文友，開車匆匆離去，趕回他的城市。

11月初，正是出紅薯窖紅薯的時候，那是又一場硬仗。王永杰夫妻倆連帶父母忙得沒有時間吃飯，地里的紅薯一車車拉回家里，“紅薯山”一座又一座，雇來幾十位老年人，每天30元，管一頓午飯，自帶小板凳，分揀紅薯。完好的入窖做紅薯種，明年育苗賣往全國各地；有傷的清洗磨粉，賣粉子，做粉條，打涼粉；紅薯秧呢，被人買去打碎了喂牲口。而出過紅薯的土地，緊接著翻犁平整，很快要種上小麥。大部分都是機械化操作。大地是如此慷慨，不斷地向勤勞的人奉獻收獲。

我就在這個村子出生、長大，吃住在同是姓周的人家里，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肯收取費用，微信轉款和現金支付都告失敗。我給村上捐建了一個“綠葉小書架”，通過自己購書和動員文友捐贈，籌措兒童文學讀物300余冊，并聘請志愿者進行管理，每周兩次開放，供村里和周邊的小朋友借書，由我向志愿者每年提供不少于1000元的生活補貼，首期合同簽訂三年。后續我還將不斷購書，充實小書架。大周村9月19日舉辦了小書架啟動儀式，漯河市和臨潁縣的媒體做了報道。我還看望了村上的長壽老人、貧困戶，為生病村民購買藥品，為招呼我吃住的人家女主人和孩子購買衣物。

鄉親們對我十分熱情，幾乎是排隊掛號請我去家里吃飯。我在吃“百家飯”的同時，也掌握了鮮活的生活素材，關于打工掙錢、青年婚戀、老人養老、孩子教育等等。如今農村人都不種自家的地了，變成了打工者，或給土地承包人打工，或給小工廠作坊打工，時間由自己安排，掙多掙少自己決定，吃的用的，全都要買來。鄉親們說，自己也吃上了“商品糧”。

這些年，“凋敝”“寂寞”“沒人了”似乎成了當下鄉村的新標簽。我想說，這只是鄉村的一個側面，我們廣袤的鄉野自有其生機勃勃的力量。有人外出打工，也有人愿意駐守家園，管理、耕種著村里2000多畝土地，將農業做成了產業，成為新一代農民。信息與交通的發展，讓城與鄉的界限日益模糊。城市里有的，這里也都有，哪怕是簡化版、替代品。曾經的貧窮和落后，更激起了鄉親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激發了他們的奮斗意識。

這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文人筆下描述的被現代文明遺忘和拋棄的困苦之地。這里仍然是，永遠是我們的家園，不斷產出我們賴以生存的糧食。此處的生活與人性，同樣豐沛充盈、紛繁多樣。鄉親們的喜怒哀樂、所思所盼，皆鮮活生動、可感可觸，值得我細致入微地觀察，用心感受與記錄，為我的故土和這個時代留下一抹真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