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我開始參加精準扶貧工作，下鄉駐村成為常態。我可以近距離接觸鄉村了。

那是我的故鄉百里洲。歸鄉之旅，是一條溯回的路，逆著時光的河流，回到本源，回到初始的地方。鄉村是接近我們生命本源的地方。鄉村的天地緩慢陳舊，時光斑駁的痕跡、強烈直觀的生命運行軌道，還有強烈的童年氣息，都朝著我來了。

幾乎每天，都有些事融合了前塵舊事和對未來的思慮，以意想不到的面目出現，其復雜性迫使我去了解、去思考，關于世故人情，關于時代環境，關于精神向度。“我”只是在場，但并未完全融入。隔膜多少都會存在。而距離感給了我這個觀察者一個思考的空間。

扶貧工作中，常聽到村干部和有經驗的扶貧同道者說，千萬不要低估這些身處底層的人群。那些或因為地域和家庭限制，或遭受疾病和意外事故的碾壓，陷于貧困的人們，總在不經意間螢火蟲似地向我們抖露清亮的光芒。

同時，不得不承認，很多物質上的貧困與精神層面的貧瘠是關聯的。“貧困”一詞，是相對于有一定經濟收入的人群劃分的，也應是相對于身體健康、精神健全人群劃分的。而農村在歷史進程中，走到了一個錯綜復雜的局面，表現在：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后留下的空虛衰弱、環境破壞、土地荒蕪，老者弱小眾多，收入低且不穩定，保障機制不健全，有病難醫，精神缺乏支撐，歸屬感和存在感稀薄。

鄉村的弱勢群體大面積存在著，需要更多精神上的關注和幫助，否則無異于“隔靴搔癢”。我接觸的一些扶貧干部，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在工作中盡力而為。而我用筆記錄了一些弱者的故事，如孤寡老人、留守兒童。在文字中，作為敘事者，“我”盡量用平視的眼光，原生態地記錄，將故事交還給被記錄者，安靜地觀察與呈現。

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質就能解決，如鰥寡者的孤獨、留守兒童缺失的父母之愛、鄉村廣泛存在的兒童性侵……物質層面脫貧后，人性人心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今天，文學應該如何反映現實生活，如何書寫身處底層的人們？用“我在”姿態去書寫吧！不僅要寫出當下鄉村的生存現場，還要寫出鄉親們的精神現場和心理現場。我希望在我的文本里，“我”能夠身處這三個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