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的機遇和挑戰”這個話題好像很大，但也很實。

筆者曾在《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感想》一文中，分別談到四個方面：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正確方向，少數民族文學得益于體制機制的大力支持，進一步提升少數民族文學影響力，少數民族文學面臨新機遇、新課題和新挑戰。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首先是一種共性的關系，這四個論點當然也涵蓋了廣西少數民族文學。

新時代的現實生活是新時代文學的創作源泉。當下中國大地轟轟烈烈進行的脫貧攻堅戰、美麗中國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等等，無疑是少數民族文學面臨的新機遇和新課題。不少民族地區屬于貧困地區，不少少數民族群眾屬于貧困人口。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脫貧困、奔小康”，共享中華民族新的光榮和夢想的奮斗中，文學不能缺席，少數民族作家要以手中的筆，記錄、書寫和謳歌這一舉世矚目的反貧困斗爭。事實上，近年來扶貧脫貧已經成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并涌現了相當一批作品。2019年中國作協組織脫貧攻堅報告文學創作，一些少數民族作家也參與了。其中《民族文學》推薦了5位作家，并在今年第5期發表了第一位完成創作的重慶作家何炬學的《太陽出來喜洋洋》。

建設美麗中國，意味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意味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要積極呼應這一時代現實課題。值得一提的是，生態題材是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一個優勢，生態文學跟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更有天然的關系，因為民族地區大都不是山區就是草原，不是大江就是大湖，有著無比絢麗的風光。如何保護生態環境、如何使錦繡風光綿延千秋萬代，繼續造福子孫后代，造福整個人類，尤其是少數民族作家的一個重要責任和使命。少數民族作家應該意識到這一題材優勢并形成生態文學的創作自覺，擔當起保護自然，建設美麗中國、美麗家園的文學使命。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深入推進，使中國和世界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格局。在國內，絲路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幾十個少數民族或世居或移居，絲綢之路與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關系緊密。發展和繁榮絲路文學，給絲路地域的少數民族文學帶來的機遇是不言而喻的。絲路文學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創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親歷親受絲路地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的，莫過于身處該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絲路文學創作，我以為應更多地寄望于他們。同時，絲路地域一些少數民族是跨境民族，與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絲路文學交流，道路最便捷、條件最有利的也是這些地域的少數民族作家。

事實上，中國作協近幾年的創作扶持項目，在征集作品和評審過程中，都特別提到要關注脫貧攻堅、“一帶一路”等題材的作品。2020年度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除了“決勝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和“一帶一路”主題專項，還有“慶祝建黨100周年”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作品扶持專項。

我想，上述提及的幾點，也同樣是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的新機遇和新課題。廣西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廣西脫貧攻堅戰進程的艱苦卓絕、涌現的感人故事，應該是很多的，值得少數民族作家沉潛深挖和大力書寫。而廣西跟“一帶一路”也同樣關系密切，在漢代廣西北海合浦就開辟了通往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成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進入新時代，中央賦予廣西構建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形成“一帶一路”有機銜接重要門戶的“三大定位”新使命，使廣西深層次地融入了“一帶一路”建設。甘肅作家葉舟2018年推出洋洋109萬字的長篇小說《敦煌本紀》，是作者計劃中的“絲綢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并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中入圍前十名。這部作品可謂絲路文學的重大收獲。這部小說的成就固然是因為作者個人的才華，但不可否認，這部作品的題材也很重要。而“一帶一路”題材或者說素材，廣西并非沒有。廣西少數民族作家也應抓住“一帶一路”這個新機遇，做好這個新課題。

當然，我并非主張所有的作家都要一窩蜂去寫某個題材。少數民族文學無論是題材、體裁還是風格、手法，都應該是豐富多樣、百花齊放的，但提倡多樣化的前提，是弘揚時代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我認為廣西少數民族作家還面臨著其他一些機遇，或者說是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比如，廣西以體制機制的力量來推動文學發展很給力。這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廣西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對于文學的支持，給予作家的優待，別的不少地方是遠遠比不上的，而這些地方還往往比廣西經濟發達。我從《民族文學》雜志的角度就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廣西目前有《民族文學》10個創作基地，這還不包括曾經是的那些。這個數量是全國最多的。在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和區文聯、作協的支持下，《民族文學》先后于2015年第１期、2018年第11期推出廣西中青年作家專號和廣西作家專號。這兩個專號也很有影響，凡一平的小說《沉香山》還被《小說月報》、陶麗群的散文《潮濕的心》被《散文選刊》轉載。

廣西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對于文學的支持，除了因為具有一種人文情懷，還因為具有市場經濟時代新的觀念。市場經濟好像跟文學有點矛盾，一些地方文學事業不景氣是因為市場經濟，但在廣西，我覺得文學繁榮恰恰是因為市場經濟帶來的新觀念。比如，在合作舉辦文學活動方面。也因為這樣的新觀念，才使得廣西的文學事業有聲有色，也才使得《民族文學》雜志社近幾年來頻頻走進廣西。建立創作基地，舉行文學交流和文學實踐活動，使廣西文學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保持同步，通過《民族文學》等國家級的文學平臺，更多的廣西少數民族作家作品走出廣西，走向全國。僅以《民族文學》2019年全年和今年1至6期為例，2019年《民族文學》共發表了５部長篇作品，其中１部是廣西作家光盤的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失散》。全年還發表了廣西作家６篇中短篇小說、16篇散文、8組詩歌。今年1至6期，發表了廣西作家８篇小說、10篇散文、3組詩歌。《民族文學》發表的這些作品，有的還被各種選刊轉載。如紅日的小說《碼頭》不僅被《小說選刊》和《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還獲得了2019《民族文學》年度獎。石才夫等廣西詩人的詩歌被《作家文摘》轉載。牙韓彰和連亭的散文被《散文選刊》轉載，連亭的散文還被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年選。

廣西少數民族文學面臨機遇、具有獨特發展優勢的同時，也面臨挑戰，也有自己的短板和弱項。從全國來講，少數民族文學與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一樣，也面臨著數量與質量不成比例，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當前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題材的狹窄，寫作的同質化、重復化，原創性、創新性的不足。不少作家創作的范圍，更多關注的是一己悲歡與身邊瑣事，對更廣闊的時代生活，對重大題材和重大事件缺少興趣亦缺乏駕馭能力。一些現實題材尤其是“三農”題材的作品，僅停留于現象的描寫與情感的抒發層面，充斥著灰色的生活、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情感，缺乏生氣和創新，更缺乏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全國范圍內少數民族文學目前的這些共性短板，廣西少數民族文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2015年在廣西大新縣舉辦《民族文學》重點作家改稿班和座談會的時候，就有一些作家（其中也有廣西作家）提意見，說《民族文學》發表的作品鄉土題材太多、親情題材太多，讀了讓人以為少數民族都是住在山里、住在樹林里。但廣西作者給《民族文學》投稿，不少也都是鄉土題材、親情題材。當然，鄉土題材更具有少數民族生活和文化特色，親情題材也是文學創作的應有之義，有它的合理性。但鄉土題材也好，親情題材也好，如果過多過濫，只能說明作者的視野、閱歷和生活經驗的局限，同時也是文學觀的局限。雖然說作家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寫得好，但如果片面地把熟悉的生活理解為就是身邊的生活，就是家長里短、杯水風波，那么這種所謂的熟悉實際上是沒出息。因為生活還給作家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把不熟悉的生活變成自己熟悉的生活，眼里既要有我，也要有你和他；既要有身邊，也要有遠方。就像魯迅所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一個作家如果心中沒有別處，沒有遠方，沒有他人，那他的寫作將不會飛得很高、走得很遠。

關于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我認同這樣的一個觀點，就是對不少作家來說，不是從“高原”走向“高峰”的問題，而是“高原”也還沒有達到的問題。201５年中國作協在蘭州舉辦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論壇，在討論的時候甘肅一位漢族評論家發言說，少數民族作家為什么獲得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的不多，這個問題值得深思。“魯獎”“茅獎”是否就是一個尺度、一個標準，是否就是“高原”甚至“高峰”了，可以見仁見智。但少數民族作品獲得這兩項獎的不多，這多少說明了一些問題。即使不認為這是差距，但也不應自滿。文學創作其實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追求和攀登的過程。

新時代是歷史的延續，更是歷史的新篇、未來的起點。熱情、積極和敏感地面對新時代的生活，并從中發現和書寫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同時認清自身優勢，克服創作短板，新時代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將會取得新的拓展，邁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