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熊召政，湖北省英山縣人，系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學者。已出版長篇歷史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歷史札記、詩集四十余部。其中政治 抒情 詩 獲1979-1980年全國首屆中青年優秀新詩獎；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2002年問世后，被譽為中國新時期長篇小說的里程碑。現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族精神的薪火傳承，總是在危難的關頭閃現出炫目的光芒。這種光芒，從投江自沉的屈原身上可以看到……一個又一個的中華兒女，一地又一地的中國人民，讓中華民族的精神傳之久遠，歷久彌新”，疫情期間，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熊召政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談武漢的“暫停與重啟”，談抗疫精神，專門提到了兩千多年前誕生在楚國的屈原。

無獨有偶，疫情之前的去年，他編劇的話劇《司馬遷》在俄羅斯圣彼得堡上演，這部劇中有一幕戲是屈原和司馬遷穿越時光的對話，屈原對司馬遷說：“司馬遷，你作為歷史的記錄者，既要仰望星空，也要俯瞰大地”，對此，熊召政說：“其實這句話是我激勵自己的語言，在文學的創作上我可能創作不了高峰，但我一定走在創作高峰的路上”。

是的，熊召政先生一直走在創作高峰的路上，而屈原及其作品，始終是他仰望的精神之塔，也是他取之不竭的文學靈感。6月22日至23日，端午節前夕，記者對熊召政進行了專訪。

文化是真正的戰地黃花，用春色燦爛人心

三峽晚報：我注意到您疫情期間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暫停與重啟》，以文學的筆墨描述疫情當中的英雄城市武漢。當您聽到武漢即將解封的消息時，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杜甫的那首“生平第一快詩”，為什么這么順理成章地就想到了杜甫？在這場巨大的疫情面前，杜甫那些苦難當中的詩歌，為什么特別震撼人心？在疫情當中，文學何為？

熊召政：因為疫情期間我不在武漢，我本說利用春節假期與家人一起前往日本沖繩。我提前到上海，準備從浦東機場乘機，誰知武漢下達封城令，我們所持的武漢護照被告知不能登機。這樣我既去不了日本，也回不了武漢，只得留在了上海。整個疫情期間，我無時不在關注武漢，思念故鄉。乍一聽到四月八號武漢開城的消息，內心激動難以掩抑。我當時腦海里升騰起的第一首詩就是杜甫一家骨肉分離，他自己漂泊異鄉，現在終于可以回家了。我盼重回到武漢的急迫心情與杜甫歸家的心情完全一樣。所以，我為武漢開城寫的散文《暫停與重啟》一開頭就引用了這首詩。在荊楚突然暴發的新冠疫情中，文學與藝術的力量無處不在。一些歌曲、詩詞、攝影作品流傳甚廣。這些作品多半出自業余文藝家之手，但作品生動、準確表現出湖北及武漢人民抗擊疫情的決心和力量。文化是真正的戰地黃花，用春色燦爛人心。

38年前在秭歸參加首屆端午詩會，當時的場景仍記憶猶新

三峽晚報：說到文學和詩歌的力量，最不能繞過去的，肯定是屈原，作為中國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現實姿態，發出了文學的呼喊。也正是因為屈原，讓即將到來的這個疫情中的端午節顯得如此特別。在您心中，屈原和他的作品穿透兩千多年的時光，仍然常讀常新，其魅力究在何處？

熊召政：1982年端午節，我參加了由《詩刊》社與湖北省文聯組織的詩人三峽采風活動。這活動的重點就到屈原故里秭歸參加“端午詩會”。那一次活動長達十天，參加的詩人都是當時享譽文壇的大詩人。如公劉、蔡其矯、鄒荻帆、嚴陣、徐遲、駱文、曾卓、方冰等。詩人們來到秭歸時，屈原祠還沒有搬遷，屹立在秭歸老縣城的長江邊上。我們一起參拜屈原祠，并紛紛在屈原塑像前合影留念。歲月匆匆，一晃38年過去，但當時詩會的場景仍讓我記憶猶新。詩人們在詩會上朗誦了不少獻給屈原的詩作。我記得我朗誦了自己的新作《汨羅江之祭》。現在，參加首屆秭歸端午詩會的這些詩人們，多半都已作古，像上面提到的八位都已離開了我們。但他們在秭歸表達出的對屈原的敬慕，讓我永遠難忘。還有一次詩會也頗有意義。大約七年前，湖北文化訪問團在時任省委書記李鴻忠的率領下訪問臺灣。時值端午，我們一起趕到臺中彰化縣，這里有一支屈氏后裔從福建遷徙來此，已居住好多代，現已有200多人，他們仍以老祖宗屈原為驕傲，每年從散居的各地匯聚彰化，祭拜屈原，可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端午節那天，我們在彰化屈家村舉行了端午詩會。會前，由時任宜昌市長的李樂成以及秭歸縣領導向屈家村贈送屈原塑像并舉行安放儀式。在這次詩會上，鴻忠書記與我代表大陸詩人，余光中、鄭愁予、管管等代表臺灣詩人在屈原銅像前朗誦了各自創作的新詩。那一次活動也非常成功。兩岸詩人共同懷念我們詩國的太陽。余光中先生還介紹他怎么寫出“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這句詩的，先生還說藍墨水的上上游是秭歸。

《大金王朝》書影

與《張居正》對比，《大金王朝》的社會面更加廣闊

三峽晚報：繼茅盾文學獎《張居正》之后，去年您又推出了長篇歷史小說 《大金王朝》，是什么因緣讓您行程幾萬公里，歷時14年創作這部巨作？《大金王朝》與《張居正》有哪些相同點，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同為歷史小說，一個寫的是明朝，一個寫的是宋金遼，疫情期間《清平樂》也是演繹的宋朝，您心目中的宋朝是什么樣子的？

熊召政：《大金王朝》是我的第二部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寫作前后花費了十年時間。《大金王朝》花費的時間更長，前后十四年。《張居正》寫的是一個改革人物，揭示改革中的種種艱難。張居正自己說過：“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改革都是非常之事，而領導改革并取得成功的人，必定是非常之人。我的這個觀點，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這也是《張居正》這部小說長銷不衰的原因。與《張居正》對比，《大金王朝》的社會面更加廣闊，寫作難度也大了很多。我總結過：羅貫中先生所著的《三國演義》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魏、蜀、吳三國間的爭斗，只是發生在中原的漢人之間的小三國。而我寫的《大金王朝》則是遼、金、宋三國的愛恨情仇。比起魏、蜀、吳，遼、金、宋是中華民族的大三國。在本書序言中，我講了我的觀點，并說在中華大地上，諸如匈奴、丁零、柔然、鮮卑、契丹等民族都已消失。但消失不等于消亡，他們擁有一個更加偉大的名字：中華。在《大金王朝》這部四卷本的歷史小說中，我尊重歷史，并循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充分展示了三國間的政治博弈，軍事沖突，文化融合，市井交往的故事與人物。我試圖通過一個個具象的故事與人物，告訴讀者中華民族的斗爭與融合的過程。

疫情期間創作達到高潮，第三部歷史小說開始資料收集

三峽晚報：疫情以來，您的生活和寫作是什么狀態？最近有什么創作計劃？下一個長篇還會是歷史小說嗎？

熊召政：在整個疫情期間，我一直在寫作中，寫作是我抗疫的最好方式。因為在全民隔離、禁足在家，沒有人打攪我，也沒有雜事分散精力，此一期間反而成了我的創作高潮。我完成了七幕話劇《張居正》的初稿，這是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邀請而創作的。兩會期間，我們還在北京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定下修改的方向與內容。另外，我的第三部歷史小說也在這一期間開始了資料收集的工作。寫作之余，我還研讀了幾本歷史著作，如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中的文明意義》，美國歷史學家杰克·威澤弗德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劉學銚先生的《中亞與中國關系史》以及顧頡剛先生的《宋蒙三百年》等等。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讀書與寫作永遠是我最為重要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