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出現了重要變化。之一是市場趨于成熟和穩定，追風和迷信明顯消退，這主要歸功于“四個自信”和拿來的從容，次之是外國文學本身呈現出空前的多維發散狀態，同某些政治經濟單邊主義適成反差。在文學這個天平上，“東邊日出西邊雨”、“幾家歡喜幾家愁”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應”，任何事件、任何地點都可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學書寫對象，任何寫手也可能成為潛在和顯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寫我、我寫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業已成為世界文學的常態。之二是無論國內、國外，出版和接受日趨理性；一書既出，“洛陽紙貴”現象不再。這兩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輔相成。之三是外國文學多元格局的形成反過來助推了我國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的多樣化趨勢，這也充分體現了我國的開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體認與美好愿景。當然，這也充分顯示出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面性。以下僅就學界廣泛關注的“世界文學”問題略呈管見。

首先，不加引號的世界文學客觀存在。從歷時性角度看，人類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傳文學；從共時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皆有文學。因此。世界文學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和豐富多彩的呈現。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學》，就像《文藝報》有一個“世界文壇”版面。前者最早由魯迅和茅盾創刊，是為《譯文》；上世紀50年代末改稱《世界文學》，而且歷來奉行文學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壓迫民族傾斜。

其次，加引號的“世界文學”既是古來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愿，也是現實主義者無如之何的選擇。19世紀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學”的理想主義懷想，謂“現在，民族文學已經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一時代而努力”。歌德關于“世界文學時代”的預想并非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上，而是出于對《玉嬌梨》《好逑傳》或《沙恭達羅》之類的東方文學的激賞。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舉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遺憾的是這種理想主義早已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大眾消費文化和大眾審美趨同中徹底瓦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見了這一點，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種“世界文學”。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再次，迄今為止世界文學的經典譜系建立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無論是夏志清還是馬悅然，大抵對我國“四大名著”評價不高，《紅樓夢》也遠未進入“世界文學”的經典譜系。除了極少數漢學家和鳳毛麟角的蠹書蟲，西方讀者鮮有知道《紅樓夢》者。或者換一種說法，單就讀者數量而言，《金瓶梅》和《聊齋志異》遠超《紅樓夢》。至于我國當代文學，則大抵還是西人文化獵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質。平心靜氣的理解尚須假以時日，一視同仁的欣賞卻必得我國全面崛起。19世紀的英、法文學和20世紀的美國文學，其所以風行，甚至被一些人奉為圭臬，除了文學本身帶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綜合國力和文化影響自不待言。如今，作為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文學，卻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藝術價值更是不容小覷。問題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是否已經在這個信息化時代、這個全球化時代擺正了位置。我們捫心自問：是否像對待美歐文學那樣對待過巴基斯坦文學？因此，國內外達姆羅什們、卡薩諾瓦們的所謂“世界文學”果真是對世界文學一視同仁的接受與贊美嗎？當然不是。但我們不應該顧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鏡。世界文學作為一種愿景、一個問題甚或一種審視文學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時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廣泛討論的。各民族文學的共性也是的確存在于茲，從文學的起源到體裁的發生可見一斑。文學內部的諸多題材的、內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實實在在可視可感的。因此，姑且讓這個帶引號的“世界文學”問題暫時懸置吧！讓蝴蝶飛一會兒，看看它的效應如何。好在雜事倥傯、時光倏忽，我輩之后，還有來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時間很快就會過去，后人很快就會得出結論。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外國文學界近年來風氣乃變，多數學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馬首是瞻。學術史研究、倫理學研究、歷史社會學蔚然成風。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紛紛嚷嚷的主義、思潮，但基本視野卻回到了歷史唯物主義、“三大資源”和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下我僅舉三個例子：

先說學術史研究。眾所周知，學術史是一切學術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學研究的常規武器。然而，在林林總總、熙熙攘攘的當代學術思潮中，這種常規武器被有意無意地淹沒、忽略和遺棄。隨之失蹤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于是，唯文本論和形式主義、碎片化和虛無主義大行其道。且說學術史研究興發于俾斯麥時期，適值德國統一并作為強國崛起。而學術史研究方法多少蘊含著歷史唯物主義精神。自此，德國學術再次影響現代西方乃至世界學苑。我國早期學術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維新”之后。受“體”“用”思想驅使，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明顯借鑒學術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誠哉斯言！

再說倫理學研究。我國的倫理學研究同樣起始于“維新變法”之后，盡管倫理學資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國倫理學史》中可見一斑。但是，同樣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較長一個時期，倫理學這個常規武器彷佛被付之闕如，甚至被當作冬扇夏爐。近十余年來，在學者聶珍釗的帶領下，我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早已蔚然成風。

然后是歷史社會學批評。它延承傳統社會歷史批評，同時對不同學科、不同學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鮮明的跨學科取向。這在學者王守仁和楊金才以及蔣承勇等引領或主編的現實主義再評價中得到了廣泛印證，同時也在吳笛主編的《外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無論是學術史研究、倫理學批評還是歷史社會學，歸根結底都立足于新時代我國文學文化發展的需要，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和辯證方法。它們雖然是學術研究的“常規武器”，但從過去三十多年的情況看，無論國內國外，無不面臨危機。也正因為如此，適當地回到常識，同時兼及當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幾重意義：（一）后現代主義解構的結果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經典在此語境中首當其沖，成為解構對象。因此它們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橫遭肢解。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它與其說指向創作實際，毋寧說是指向傳統認知、價值和審美取向的全方位顛覆。因此，上述常規武器重現“江湖”至少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藉經典重構以實現價值重塑則是進而求其上的訴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時，進行更具問題意識的社會歷史研究，庶乎“既見樹木，又見森林”。（三）適當阻斷現代主義以來唯文本論所奉行“拔起蘿卜不帶泥”的形式主義批評，讓文學作品適當回歸其從出的土壤。

當然，其他還有諸多可圈可點的新探索、新嘗試，遺憾這里只能掛一漏萬，無法面面俱到。需要補充的是我國幾大外國文學研究刊物幾乎無不彰顯了主體意識。由此催生的一個基本問題和認同是：從小看外國動漫和從小讀經典的結果一定不同。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難改變的。同時，二十年前的互聯網巨頭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文化才是這個時代的真正原動力。從布熱津斯基的“奶嘴戰略”到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人們大抵看清了文化產品的厲害。林林總總、潮起潮落的理論與創作實踐的關系也不再緊張到老死不相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