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語

這是一個令人猝不及防的時代。在疫情的威脅下，每一顆善感的靈魂都會陷入恐懼。所幸還有無法缺席的文學，因為它會在至暗時刻鼓舞人心、召喚斗志，也會以文學的名義，安頓與整合那些漸趨破碎的靈魂。尤其是后者，也許它并不是當下抗疫文學的主流敘事，但它讓我們知曉了恐懼的權利是何其珍貴。說起這一點，鄧一光的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正逢其時。因為在人類歷史上，能夠和病毒的威脅相提并論者唯有戰爭。面對戰爭的恐懼，無處安放的靈魂，狼奔豕突的躲藏……鄧一光寫下的這些故事，如何不像極了我們正在經歷的心靈現實？從這個角度說，本期邀請的三位作者，雖然專注于這部作品的討論，但字里行間卻有著直指當下的學術關懷。

劉大先的文章，談的是戰爭和歷史問題，認為“鄧一光讓不同的合法性都表述出來，讓戰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悲劇，而不是站在某一方角度的義憤控訴，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通向普遍性的關于人在狂暴歷史中的命運，歷史的偶然與荒誕，社會的混雜與矛盾，人性的彷徨踟躕、弱小卑瑣與無可消磨的閃光與良善。”而文學的原點則是人，因為“人是目的。小說或者說文學的尊嚴，正是來自于人對于人自身的關切，舍此無他。”

劉波從戰爭后遺癥的角度出發，談到了恐懼的權利問題：“郁漱石的人生經歷喚醒的不僅是我們對戰爭的反思，更重要的是抵抗對歷史的遺忘，因為遺忘意味著背叛。鄧一光以《人，或所有的士兵》再度重現了一段被恐懼籠罩的歷史，并賦予了這段歷史以更具個性的獨唱之美。”

劉天琪寫這部作品對革命戰爭題材小說的超越性，從文學譜系的鏡鑒中，以為“戰爭并不能解決人類的價值矛盾和利益爭端，人性在其中的作用大可深究。而《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了兩軍對壘的戰爭思維與狹隘的道德激情，寫出了戰爭對人性的真正拷問。”

——葉立文

作為中華民族百余年來經歷的最為慘烈的戰爭，關于抗日戰爭的文學敘事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該如何真切地記取這場戰爭？如何將個人的苦難從種種虛妄的闡釋中剝離出來，讓它不被現有的價值秩序所遮蔽，從而獲得正視苦難，遠離戰爭的精神力量？在70年的中國抗戰文學書寫中，作家們一直在探索與這場戰爭慘烈程度相匹配的書寫方式。在傳統的革命歷史小說中，抗日戰爭往往以一種正義戰勝邪惡的模式出現。這種書寫模式有利于統一思想，展現歷史規律、滿足道德激情，但也有諸多詬病：在極度張揚的民族意識下，個人的生死存亡往往被遮蔽；在道德激情的規約中，世界充斥著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二元對立。90年代，在高揚“個人”、“重寫文學史”的語境下，新歷史小說的“反傳統”立場又讓抗日戰爭淪為個人敘事的背景，而政治立場模糊的個人往往只是以戰爭受害者的身份訴說著生命的脆弱與戰爭的殘暴。新世紀后的抗日戰爭書寫則反思了前兩種“集體與個人”的二元對立式的書寫方式，站在民族與個人融合的立場上，對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異化做了更多反思與探索，題材上也更加細分，比如，隨著網絡小說的興起，又加入與抗戰有關的軍事小說、諜戰小說、特戰小說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些反復的抗戰書寫中，民族意識不斷被喚醒、強化，最終成為我們思考戰爭與各種問題的潛意識。那么，在當今“全球化”與“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下，關于抗戰文學還有沒有更加宏闊的視野？民族、政黨、宗教是戰爭書寫不可超越的精神基點么？勝利與失敗是否能抹殺個人在戰爭中背負的苦難？戰爭后的“第二天”光明是否如約而至？在探索這些問題上，《人，或所有的士兵》顯示出的超越性精神價值追求給了我們一些有益的嘗試。

如前所述，在抗戰文學中，個人已然成為不少作家的書寫視角，然而要使對戰爭的反思更加深刻，一方面作家必須把個人的問題上升到民族的、道德的、歷史的程度；另一方面一旦個人持有以上的精神基點與立場，個人的情懷便不得不因此而窄化。面對這一難題，《人，或所有的士兵》則嘗試解構了關于戰爭的一些固有的二元對立思維，站在更高更復雜的維度剝開抗戰背后的歷史真相。《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人公郁漱石是一個中日混血兒，父親是中國鐵血軍人郁知堂，母親是叫岡崎的日本人，生在中國，留學日本，那么，當中日戰爭爆發，他該選擇哪個國家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果我說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動起報國的激情？我該報生父的國，還是生母的國？我能為它，為它們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們能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來應該做，但我們都沒有做，沒有做到，不肯做？”郁漱石的身份問題給了他個人民族認同的困惑，但也同時成就了他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道主義眼光，以此為精神基點，郁漱石回歸到“人”的基本視野，而不是陷入“正義/非正義”的簡單對立中。面對民族身份的兩難立場，郁漱石回國后選擇成為遠離戰場的軍需官，職業身份給了他得以接觸高層與國際局勢信息的便利，借此，郁漱石看清了戰爭的“全局”，即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它的命運與世界戰場的動態息息相關。日本偷襲珍珠港和香港，造成美軍與大量平民的傷亡；美軍以暴制暴對日本投放兩顆原子彈，“造成大量建筑被毀，平民死亡人數遠遠超過在菲律賓死亡的美菲戰俘”；傷亡慘重的日本軍民，選擇投降撤出中國戰場，而國民政府卻無暇追究日本的戰犯責任、顧及平民百姓的創傷，只想投入下一場暴力戰爭。如此看來，這場戰爭中“施暴者/被施暴者”的二元對立并不絕對，只要利益驅使，施暴者與被施暴者便可以互換位置。而對于卷入戰爭的個人或者每個士兵來說，奉獻一切甚至生命的抵抗到底意味著什么？“如果這樣，抵抗的全部意義不是能不能守住香港，而是如何為香港陷落后的政治壓力解圍，以及從浴血抵抗那里贏得多少道義優勢？”在政客眼中，個人的生命及士兵的犧牲都只是戰后劃分勢力范圍的籌碼。當個人生命被藐視，戰爭后“第二天”的身體殘疾、精神創傷、家園被毀、暴力延續就只能被“戰勝/戰敗”的簡單邏輯所遮蔽。

對戰爭的評價絕不僅僅是“正義/非正義”“施暴者/被施暴者”“戰勝/戰敗”這樣簡單，“民族的、道德的、歷史的”立場也不會是唯一的價值立場，“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人道主義為精神基點，超越了民族意識與道德意識的狹隘性，為抗戰文學呈現了更為廣闊的人性場景。

小說的人道主義立場戳破了抗戰文學對世界進行道德把握的慣性，也將敘述的焦點放到對人性的豐富性之探索上來。在戰俘營這樣一個極端的封閉環境中，人性的自私、丑陋、脆弱被充分地釋放出來，在人性惡的籠罩下，追求人道與自由的郁漱石就必然被視為異類而遭以排斥、冷落、折磨。然而，這樣一個被人性理想光輝加持的人卻也有正視恐懼，看到自己軟弱的勇氣，并道出了人性最真實的一面“我覺得人們的內心比我們知道的復雜，不光有善良和邪惡，還有別的。我覺得真實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總在變化，變得難以把控，人們也許永遠也無法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在他們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實的。”郁漱石或者作家鄧一光相信，人性的復雜恰恰是人能得到救贖的希望所在，即不斷掙脫人性惡的黑暗，喚醒光明和善良。

可貴的是，《人，或所有的士兵》對人性的探索同樣延伸到了日本人身上。在不少抗戰小說中，日本侵略者要么極度狡詐卑劣要么愚蠢滑稽，即不被視為惡魔，就被看成白癡，極少被作家當作人來描寫。而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作為讀者的我們看到了“完整”的日本人：有著淺野先生、吉川老師、阿國乃上的妹妹加代子的美好但也有八朗太郎的殘暴。作者對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性情體驗有一定的探索和肯定，這種超越道德與民族情緒，寫出日本侵略者復雜人性的文學努力對抗戰文學的豐富至關重要。

為了延續內容上的超越性訴求，作者在形式上的努力也不容忽視。小說以卷宗的文本形式呈現，包括主人公在內的不同敘述人的證詞互為例證，將個人的主觀立場用相對客觀的證詞形式呈現，本身便是告訴讀者“客觀”歷史的多維與復雜。同時，各方證詞所形成的復調結構，分享了一個共時性的空間，這一方面顯示出作者對進化論式“線性時間觀”的拆解，即“線性時間觀”具有未來性、引導性，但未來的可能勝利（光明）無法掩蓋當下的個人苦難（黑暗）；另一方面，將戰爭的所有內容作為同時存在的事物加以呈現，探索出它在某一時刻的橫剖面上的相互關系，從而保證了讀者閱讀時的超越視角，對人性和戰爭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值得注意的還有小說中的“副文本”，“副文本”是正文周邊的輔助文本，比如，序跋、插圖、引言等，本來應該是真實的，獨立于小說內容之外的。但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作家利用并解構了“副文本”的真實性，用虛構的“副文本”，例如D戰俘營示意圖等來增加“卷宗證詞”的可信度，從而消解了“小說”與“史料”之間的邊界，形成了“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張力，并增加了閱讀的難度，讓讀者擺脫了對內容“絕對真實”的追求，從而超越“真實”形成自己的閱讀判斷力。

在形式與內容的共同作用下，鄧一光筆下的戰爭便不再聚焦道德判斷而是呈現出復雜多維的特征。說到底，戰爭對人類文明的摧殘有目共睹，而傳統抗戰書寫的單一立場和線性簡化都有可能遮蔽戰爭背后的利益因素，導致對戰爭反思的局限性。其實，戰爭并不能解決人類的價值矛盾和利益爭端，人性在其中的作用大可深究。而《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了兩軍對壘的戰爭思維與狹隘的道德激情，寫出了戰爭對人性的真正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