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午，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結束之后，安徽省作協隨即召開了安徽省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交流討論會。研討會由安徽省作家協會主席許春樵主持。

會上，與會這通過學習鐵凝主席的講話精神，并針對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這一重大主題，結合安徽省新時代鄉村題材文學創作現狀、不足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進行了座談討論。其中，安徽省作協副主席洪放表示：“想要創作出好的作品，首先要理解新時代農村農業農民的新特點，理解城市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關系”。《清明》雜志執行副主編趙宏興在發言中說：“鄉村題材的創作如果一味沉浸在描寫苦難的主題中，肯定不受讀者歡迎。作家只有深入生活，看到變化，與時俱進地去謳歌新時代鄉村，才能寫出經典之作“。合肥市代表作家劉政屏則稱：“我們在創作中既要用手中的筆反映鄉村的新面貌和新變化，以及存在的新問題，同時，也應該通過自己的行動，為鄉村建設，困難農民脫貧致富，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肥東縣作家代表劉永祥說道：“作家要深入生活，我們要提倡和鼓勵創作者沉下身與群眾打成一片，創作出鮮活的作品”。《安徽文學》副主編余同友則表示：“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不能再唱挽歌與牧歌，而要放聲唱新歌——新時代新鄉村呼喚新文學”。

省作協主席許春樵總結道，中國作協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是一場提振鄉村文學寫作的及時雨和動員令，鐵凝主席的講話明確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期待全省正在進行鄉村題材創作作家們，打破傳統寫作認知，深入挖掘新時代鄉村精神與鄉村靈魂的新內涵、新變化，講好當代中國鄉村故事，記錄并見證新時代鄉村變革的歷史進程，為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提供新的文學文本，為鄉村振興貢獻出文學的力量。

作家代表發言摘登：

洪放（安徽省作協副主席，合肥市作協主席）：

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必須要有時代性。這主要是因為：一、當下的農村農業農民，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村農業農民，仍然以老眼光、老記憶來從事農村題材創作，已缺乏現實性。二、必須看到當下農村農業農民與城市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之間，已不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關系。三、農村題材需要進一步深入農村農業農民內部，在“偽鄉愁”的旗幟下，創作農村題材，只能是作家內心里的農村。一味將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對立，會使農村題材創作進入“夕陽式”寫作，既不能讓農民感動，也不能成為真正的農村題材精品。

農村仍然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主戰場。農村題材創作大有可為。我認為應該遵循三點：

一是堅持理解新時代農村農業農民的新特點。傳統意義上的農耕文明正在被新的變革取代。

二是堅持不將城市文明放在農耕文明即農村題材寫作的對立面。

三是直面農村的發展變化，抒寫新時代的新思想，新作為。作家因此必須真正地深入到三農深處，獲得第一手的素材，才能創作出讓當下農民看得感嘆的好作品。

劉永祥（安徽省鄉村題材創作作家代表）：

我相信，我們很多文藝工作者始終堅信藝術是反映生活，藝術是為了人民。恰逢今年是“決戰脫貧攻堅 決勝全面小康”之年，肥東縣作家協會為響應合肥市文聯、作協的號召先后組織本縣作家開展四次“夢圓小康 大美肥東”主題文藝采風創作活動，深入一線深入基層了解群眾生產生活情況，掌握原汁原味的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第一手材料。同時我們提倡和鼓勵創作者單獨到扶貧戶、扶貧企業、其他扶貧機構駐點跟蹤采訪，然后創作出鮮活的作品。我們也多次組織作家深入基層，沉下身與群眾打成一片，深挖素材，創作出更多的反映美好鄉村的力作。

劉政屏（安徽省鄉村題材創作作家代表）：

長期生活在城市，鄉村對于我來說是陌生的。近年來幾次到山區和鄉村采風和生活，發現如今的鄉村和早年的印象有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改變了我對鄉村的看法，同時也認識到，新的時期里鄉村有它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方面是伴隨著發展而產生的，同時，國家對于一些方面標準提高了，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出現了。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們既要用手中的筆反映鄉村的新面貌和新變化，以及存在的新問題，同時，也應該通過自己的行動，為鄉村建設，困難農民脫貧致富，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我這幾年一直關注鄉村留守兒童的學習和生活，利用業余時間到山區學校義務教學，捐贈課外圖書和學習用具，為罹患重病的山村孩子捐款。今后，我將繼續關注鄉村里需要關愛的孩子們，為他們的學習和成長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趙宏興（《清明》雜志執行副主編）：

作為文學期刊的編者，永遠都在尋找作品的路上。在作家與讀者之間，編者往往是一座橋梁。如何把一篇好作品通過刊物，推薦到讀者面前，這是一個編者永恒的課題。

今年是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清明》從第4期就開辟了“決勝小康，奮斗有我”的專欄，首期發表的就是安徽省文聯為這一主題開展的創作競賽作品《找呀找幸福》，這篇小說講述的是，幸福村貧困農民王功兵渴望得到尊重，將尊嚴視為生命，因遭遇不幸，對基層干部十分不信任，專與村干部做對，不僅將豎在進村口的一塊“幸福”碑扔走，還堅決不與村里合作。在扶貧隊員李朝陽的耐心幫助下，他脫貧致富，重新又將那塊幸福碑找了回來，也由此找回了一個屬于農民的尊嚴。《找呀找幸福》已被《小說選刊》選用。

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曾經有一段時間，鄉村題材的作品還沉浸在描寫苦難的主題中，這種寫法肯定已與時代脫節，不受讀者歡迎。因為現在的鄉村，人的精神面貌和村莊的形象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拿我家鄉的小村子來說，村前村后已貫穿兩條水泥路，路上已安裝了路燈，人們晚飯后在燈下散步等等。但這種幸福生活不是“桃花源記”，而是“幸福生活是奮斗出來的”“擼起袖子干出來的”。

我們的作家要深入生活，謳歌新時代的熱情勞動者，才能大有作為，寫出經典的時代作品。

余同友（《安徽文學》副主編）：

作家是否窮盡了鄉村現實？或者說鄉村已無新的經驗？近年來，作家中、評論家中有這樣一種論調：認為鄉村已經不能給作家提供新的創作資源，鄉村是靜態的、僵死的、凋敝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廣大作家應該將目光投向城市，多創作城市文學。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持這些論調的人，他們要么是對火熱的鄉村現實視而不見，要么就是壓根兒就沒有深入了解鄉村，憑著一已的想象去認識鄉村。

在這樣一種論調的指導下，出現了一些怪現象，其一是寫鄉村題材的作家不受待見，覺得作家離時代太遠，導致一些文學期刊不愿意刊發鄉村題材作品，甚至有一些文學期刊公開表示不接受寫鄉村題材的作品；其二是鄉村題材作品表達的內容不是唱“挽歌”，也即哀悼逝去的農耕文明，就是唱“牧歌”，歌頌農耕文明時代甜美的民風民俗等，似乎除此無他。

其實，只要走進隨便哪一個鄉村，你深入鄉村肌理，就會發現，新時代的鄉村，早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更是精神層面上的。比如，你在很偏僻的鄉村，會發現有一些寵物狗、寵物貓，很多，這在二十多年前的鄉村是絕不可能出現的；再比如，在鄉村，一個目不識丁的婦女，她可以熟練地使用微信，用語音和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女聊天，發紅包、搶紅包；當然，這都是你表面上看到的，若仔細探究，會發現鄉村的倫理觀、婚戀觀等等，都和以前不一樣了，在這樣的巨變面前，人的豐富性、鄉村的復雜性會表現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更駁雜，而且，絲毫不亞于城市的豐富與復雜，所以，這個時候，不能簡單地唱挽歌、唱牧歌，而是要認真地去體味鄉村現實、鄉村的世道人心，要唱新歌。

新時代新鄉村呼喚新的鄉村文學，在這里作家大有可為。舉個例子，我曾經聽過一個鄉村故事，一個鄉村老漢和留守在家的孫子感情很好，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這個孫子并不是他兒子親生的，這時，他面臨著巨大的焦慮，要不要告訴兒子？他又怎么樣在今后的生活當中與這個沒有血緣關系的孫子相處？這個故事很吸引我，不要以為這是一個老套的故事，這背后有新時代新鄉村的內容，是這個巨大的時代讓老漢有這樣一個遭遇，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后來，我據此寫了一個短篇《斗貓記》，我覺得這個老漢的焦慮、不安、掙扎，一點兒也不弱于那些寫字樓里的九零后所面對的。

這些年，我個人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書寫鄉村題材中短篇小說上，寫鄉村題材文學作品確實有點吃力不討好，不太被文學界關注，不容易引起反響，但我想，關注廣袤的鄉村，其實就是關注廣袤的中國大地，這是作家的職責與使命，中國作協此次召開這樣一個會議，我覺得是一場提振鄉村文學寫作的及時雨，必將促進新時代新鄉村文學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