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我離開家鄉時，我們村還沒有通電。在月光下捉迷藏，在煤油燈下看書，在小河里捉魚，清晨的雞鳴，傍晚的炊煙，都成了我抹不去的童年記憶。

現在的家鄉，幾乎找不到當年的影子。村子長高了，變大了。鄉親們不僅日子更加殷實了，心里的世界也變得寬闊了。

曾擔任過村委會主任的堂哥說，現在的農村跟過去大不一樣。哪里變化最大呢？不是口袋，而是腦袋。

堂哥的話，讓我很受啟發。與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相比，農民思想觀念的轉變，才是更深刻的變化。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幸福人生的追求，成為農村變革的內生動力。在黨和政府精準扶貧政策的幫扶、影響下，新時代農民不僅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改變著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心靈世界。

新時代農民的成長，必然有許多動人的故事。

隆吉龍是村里最早去廣東打工的，一去20年。買了房，買了車，結了婚，生了娃，日子過得很滋潤。聽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隆吉龍激動不已，徹夜難眠。他說服妻子，離開繁華都市，回到家鄉十八洞村，當選村委會主任，帶領鄉親們建設家鄉，脫貧致富。他的故事，被作家李迪寫進了報告文學《騰飛的十八洞村》。

像隆吉龍這樣的農民很多很多。他們的成長歷程，就是生動故事。

陜西省米脂縣楊家溝村，曾對中國革命做出過重要貢獻。1948年3月，毛澤東同志率中共中央機關住在楊家溝，不久東渡黃河，前往晉綏。解放全中國的號角，從此響徹大江南北。69年后，駐村第一書記朱兆飛挑起了扶貧重任，帶領村民搞養殖，發展綠色經濟，實現全村整體脫貧，使這個有著光榮歷史的小山村發生了巨變。楊家溝的故事，被作家蔣巍寫進了文學作品《楊家溝巨變》里。

幫助農民致富、扶持農民成長的人，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這樣一群人：只要音樂響起，農民就會放下手里的工具，路上的行人也隨著韻律，快樂地舞蹈起來。熱烈的情感，豪邁的性格，培養了他們樂觀的天性。此地是恰木古魯克村……直到橫跨兩岸的葉爾羌河大橋將高速公路引到村口，直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駐村工作隊入駐到了村子，這里的人才切實地感受到，他們的日子發生了變化。”

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訪惠聚”工作隊駐喀什地區麥蓋提縣巴扎結米鎮恰木古魯克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工作隊長熊紅久的報告文學《綻放心中的愛》里的文字。他帶領的工作隊不僅幫助村民脫貧，還鼓勵倡導村民寫詩，在村委會“農民詩歌專欄”里展示，幫助村民出版詩集，培養了一批農民詩人，使村民們在脫貧的同時，精神也富了起來。

像朱兆飛、熊紅久這樣的駐村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隊長在扶貧地區比比皆是，他們是黨和政府精準扶貧政策的踐行者，是農民脫貧致富的領路人。村村寨寨有他們忙碌的身影，山山水水有他們深深的足跡……

觀察當今中國農村的深刻變化，會得出一條重要啟示：黨和政府的農村政策深得人心。

1947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極大地激發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

42年前，發軔于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大包干”改革，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于是，“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在探索中推進。不久，中央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走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農村土地制度創新之路。

新世紀以來，中央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費。征收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吹響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進軍號角。今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即將實現，為全球有效進行減貧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

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到處都是值得書寫的故事。

要寫好這些故事，必須站在時代高處，寫到生活深處。必須提高站位，找好角度，必須沉下心來，撲下身去。講好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故事，僅從文學的角度、僅以作家的視野還不夠，必須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角度，來考察、來研究、來分析；必須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高度，來理解、來思考、來認識。提高站位，還要行動到位；深入生活，當然不能缺位。“我們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變成深刻的情節和動人的形象，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

作家柳青主張而且踐行“要想寫作，先要生活”的創作理念。他說：“在生活里，學徒可能變成大師，離開了生活，大師也可能變成匠人”“作家應該一手拿望遠鏡，一手拿顯微鏡”。他深入生活，不僅身入心入情入，而且以農民的身份去體驗生活、感知生活，用作家的頭腦研究生活、剖析生活。

充分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鄉村的歷史性變革，充分認識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廣闊前景，是鄉村題材文學書寫的重要前提。時代呼喚中國鄉村題材的文學佳作，期待嶄新的藝術形象脫穎而出，就像梁生寶、李雙雙、陳奐生、孫少安、孫少平、馬向陽一樣生動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