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時代文學新人的創造，我的理解是，這個“新人物”，不是文學史畫廊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也不是美學意義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夠表達時代要求、與時代能夠構成同構關系的新的人物形象。這種新的文學人物形象的稀缺，曾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的焦慮。這一判斷，顯然是基于我們文學史的經驗。或者說，從20世紀初期開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這些形象已經成為我們世紀之夢的表意符號。他們是負有啟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飆突進時期的青年，是實行民族全員動員的青年，是建構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青年，是掙扎著堅決邁向現代的青年等等。這些青年形象是文學人物，同時也是不同時代社會歷史的表意符號。但是，自新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可能還沒有創作出這樣具有與時代“共名”意義的青年文學形象。這就是社會生活的新變、不確定性帶來的文學新人、特別是青年形象的創作發生結構性變化的現實。當然，當下也創造了大量的青年文學形象，但是，這些青年文學人物還只存在于作家創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評家的話語闡釋中，他們還沒有走進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心中，還沒有形成普遍的認知。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有兩問題需要我們討論：一是傳統的、過去的具有共名性或具有社會歷史價值的青年文學人物形象，我們如何去創造；二是如何評價當下已經創作出的青年人物形象。要說清楚兩個問題，我想還是要先回到過去的經驗。有人認為討論現在可以不必討論傳統，他們認為討論現實如果聯系傳統，是既安全又有成就感的。于是他們借用或杜撰了莫名其妙的所謂“新詞”或新概念。其實，他們對借用概念學科的知識連皮毛都夠不上。這并不新鮮的故伎重演，自以為得意卻未必高明。他們既對文學現場一無所知，又對傳統深惡痛絕，毫不掩飾地用虛無主義的情感態度對待傳統，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70年的文學已經成為我們傳統的一部分，關于新人物的創造，也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比如十七年中的“青春寫作”。1956年9月，《人民文學》發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是一篇充滿青春氣息的小說，主人公林震以年輕人單純、理想和浪漫的情懷走進“組織部”的。他曾尊敬的上級和同事對工作和人生的態度，卻是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現的，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劉世吾冷漠又消極，處世哲學得過且過；韓常新世故而虛浮卻得到重用；王清泉是典型的新官僚主義卻被容忍；“組織部”處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極低，而且是形式主義的等等。這些問題使一個年輕人的內心充滿焦慮不安，但他沒有能力改變這一切。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的問題，從一個方面透露了社會已經出現的危機。年輕人浪漫的想象和生活中的一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另一篇是宗璞的“愛情小說”《紅豆》。小說用追憶的方式敘述了女大學生江玫和學物理的男青年齊虹的愛情故事，小說寫得纏綿縝密，語言帶有知識分子的鮮明特點，特別是對江玫心理活動的細致描摹，在當時說來別具一格。故事講述了愛情與革命的沖突，已經成為“黨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顧個人情感歷程的時候，想要表現的是個人情感與歷史進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選擇了革命道路而放棄了個人愛情。這與“革命加戀愛”的小說模式并不相同，《紅豆》表現的是在兩者出現矛盾的時候，革命青年應該堅持正確的政治道路而放棄個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帶著檢討和反省的姿態回憶自己的情感歷史的。但有趣的是，這一主觀愿望在小說中并沒有徹底實現。對愛情如詩如畫和纏綿悱惻的動情追述，甚至使敘述者忘記了檢討與反省的最初動因。當年，一些青年大學生讀過小說之后，甚至到頤和園尋找江玫與齊虹定情的確切地點，從一個側面表達了《紅豆》對愛情描寫的感人和成功。因此，對江玫愛情的同情與批判的立場發生了裂痕。

《組織部新來青年人》 和《紅豆》，未必是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但他們是那個時代有難度的作品。這個難度就在于，王蒙和宗璞作為那個時代的作家，他們真誠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跟上時代的潮流，能夠真誠地表達自己對新時代的擁抱和追隨；另一方面，他們也真誠地用現實主義的方法表達他們對文學與生活的理解。他們希望能夠處理好這兩種關系。也正因為如此，那個時代的王蒙和宗璞是讓人感動的。他之所以讓人感動，就是因為他們誠懇地寫出了個人內心真實的糾結、矛盾和困惑。那個時代的作家的可愛、也是值得我們懷念的就是他們的誠懇和真誠。無論是王蒙筆下林震的“少不更事”，宗璞對愛情的一往情深，也包括柳青試圖建構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努力，浩然試圖描繪社會主義“艷陽天”的沖動。就他們創作的心態來說，他們做到了與生活建立的真誠關系。

因此，我們在當下要塑造文學新人，創作出新時代的新人物，也要堅持一些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就是面對生活的誠懇和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