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是遼？為什么是蕭燕燕？這大概是每一個打開《燕云臺》的讀者對我所創作的故事背景、以及選人角度的最初疑惑。

我們過去比較多習慣于這樣的歷史書寫：以大一統王朝作為背景下的皇權爭斗、清官反腐、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力博奕，官場的明爭暗斗。這個類型出了許多精品，但同時也容易形成寫作歷史小說的模式化。作為親身經歷改革開放的一代人，作為在網絡生態下地球村概念的一代人，我想比起大一統時代之下權力內卷化的歷史小說我們已經看得太多，我們向書中尋找的，其實是時代的困惑。過去“非黑既白”的意識形態歷史表述方式在新的時代前，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表述方式？

我們能否向歷史去叩問，我們的前人在面臨同樣的問題時，是怎么處理的。我們是否想看到另一種類型的歷史小說，是否想知道在某個“大變局”面前，身處其中的人會怎么想，在他當時的環境中，會怎么選擇。

當人類站在歷史和命運的十字路口，其實并沒有絕對的政治正確就能成功，恰恰相反，很可能是那個時代最聰明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選擇到底是對還是錯。而研讀者能提供的，就是給這個世界更多的案例和解讀方式，可以提供下一個十字路口的人們，能夠有更多案例可選擇。

而我們是怎么找到這個思維模式，怎么樣在不同的文化思維傳統下互相理解，去尋找屬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解讀？

尤其是《羋月傳》以后，這個想法強烈了。慣常的創作思路，通常會因為秦一統天下，而只愿意陳述秦的絕對正確。但法家文化的確助秦一統天下，可是漢朝前期推行的是道家的黃老之術，這是出自楚國，而后來的儒家又是出自齊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百家的文化都是屬于中華民族的豐厚遺產。我們應該從前人的智慧中去學習，在地球村這個時代重要的不是在沖突、對立中誰取得暫時的勝利，而是誰能夠在多元文化中取得共融共存。

在《羋月傳》之前，我就有對于宋遼夏創作的設想。原本只是打算從北宋一個點切入來寫，然而隨著資料挖掘的不斷深入，創作越來越渲染于其中的時候，我發現對于這個時代而言，僅僅只有一個故事是不夠的，對于歷史的觸摸，不僅僅只是一時一地一區域思維的限定，而應該站在大歷史大視野的格局去重新看待那個時代的風起云涌。

我想，我們不止是用宋的眼光看遼和夏，還應該用遼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遼。換了一種視角去看歷史，也更能去理解當時這些歷史人物為什么會去做那樣的抉擇。

歷史長河中每一個留下來的人物都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而澶淵之盟是一個劃時代的標記。當時的宋遼統治者考慮到唐末以來100多年的戰亂，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欲望，120年的和平帶來了宋的文化繁榮昌盛和遼的發展，也為后世提供了解決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

對于我來說，故事是一條船，我更希望我的讀者因故事而來后，看到的能是屬于那個時代的長河。正如我寫《羋月傳》之前，我想寫的并不是個人，而是想寫那個春秋戰國的時代。因為有了這些個體的愛恨情仇的故事，才能讓更多的讀者愿意去耐下心來，去關心那個離我們現在很遙遠的時代。

這艘船，可以是一位女性，當然也可以是男性。比起后天賦予的性別壁壘，我更在意的是，這個時代哪一個個體來代表更合適？誰能夠承載起航行的責任，將讀者帶到歷史的鏡面前？

我選擇蕭燕燕成了這個落點，承載起了那個時代轉折變遷的最大故事量，成為那一艘將浩瀚的歷史長河引渡到人們眼前的小船。但同時，歷史的鏡像不會只有她一個人的悲歡，蕭燕燕的親人和愛人，蕭燕燕一生路過的君王、朝臣，甚至僅僅是驚鴻一瞥的某個小配角，他們不是彼此的敵人，而是彼此的鏡子，折射當時在民族融合的十字路口，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臨的選擇和他們背后的得意或失落。

從《羋月傳》到《燕云臺》，對我自己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在頭10萬字寫完時，我自己回頭看很不滿意，因為整體的文風還停留在《詩經》《楚辭》《戰國策》的典雅中。于是我放下電腦，來到赤峰，站在大草原上，站在遼上京遺址上感受著草原民族粗獷直白的感覺，我找到了感覺，把之前的10萬字放棄，然后重新開始。

而這種改變，開始甚至會被誤讀，會被喜歡我作品的親友讀者質疑文筆是否退步了，是否失去了我曾在《羋月傳》中的那種文質彬彬、典雅優美？而恰恰在這時，我才松了一口氣，這種質疑恰恰說明我的創作路子對了。創作要從故事本體出發，讓寫先秦的故事有先秦感，而寫遼國的故事有草原感。如果只求“文筆”或者“典故”就純只是一種炫技。而小說寫作中，不符合創作意圖，沒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費和臃腫。

對蕭燕燕描寫是一種新的類型，她不同于我以往創作中的人物，是自帶著極強大的壓力，而對于創作者來說，壓力越大，反彈越大，越有戲劇性。但蕭燕燕不同，如果從歷史材料來看，至少在她入宮以前的經歷來說，她出身高、環境順，就很難給她自身安排太大波折。所以我改變思路，從祥古山開始，先制造整體政治大情境和朝堂上的風云變化，來為蕭燕燕安排情節，不去故意設置戲劇性的壓彈簧，而是寧可從史料和情理出發的“順著來”，雖然這對自己的創作提出了新的挑戰，但同樣更能夠找到因此而帶來的興奮感。

對于歷史人物的創作來說，如果全部按照歷史記載去創作，這就失去了小說的趣味性，如果天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這就是胡編亂造。所以我當時在創作的時候，更希望是在不動大歷史的框架下，去填充這些人物之間的情感細節。而我想的是把能找到的歷史資料都找出來先放置好，就像一個法醫把能拿到的骨頭碎片和毛發都先放到一起，然后用自己的“DNA系統”也就是自己大量閱讀海量歷史材料所構建的體系，去拼湊出骨架，再慢慢長出肌肉，用DNA去還原這個人物。讓每一個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再從這些人物的選擇當中倒推出歷史進程中事件的可能模樣。

當蕭家的三個姐妹分別嫁給了皇族三支，故事就會逐漸走向高潮。耶律阿保機留下的三支都有機會爭奪皇位，而三個姐妹都有能力輔佐自己的丈夫。當這些從小就站在高處的女孩子卷入政治漩渦的時候，很難不被權力影響。不管她曾經有沒有說過自己對權力的渴望，這份心思其實早就已經植根在她們的腦海里。這種原始的權力驅使，會讓這三個姐妹朝著自己的性格和欲望而去。當我們賦予人物性格原動力，她們就會替我們作出應有的選擇。所以故事寫到最后，我自己也很感慨。每一份選擇、每一份割舍都是基于人性的選擇，而非“作者之手”。

寫作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樂事。研究一件事情，想明白它，再演繹出來，通過縱橫的五千年，作者的內心也在不斷地被擴展。這個學習新知和“破壁”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創作出一個怎樣的故事，而是創作中帶來的對自我思想的沖擊與洗滌。在我多年的寫作生涯里，創作過大量的戲曲、武俠、玄幻、言情等題材的小說，我認為它們都是有意義的，是在為我寫歷史小說練筆，幫助我更好地駕馭歷史題材的創作。即便是現在，我依然覺得在浩瀚的歷史面前，個人原有的視野和想象是相當局限和狹隘的。

我們常說“以史為鑒”，歷史其實就像一面鏡子，能夠照出人類曾經所有的困惑、痛苦。這些情感是共通的，是能夠超越歷史、映照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