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斑斕而駁雜，同時留給了我們兩個巨大的疑問。實際上，這兩個疑問也是理解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肌理的兩條關鍵脈絡。一個是有關軍旅文學自身的，即軍旅文學應該以怎樣的審美方式來表現我們身處于其中的宏大歷史。另一個有關軍旅文學的文化生存環境，即軍旅文學應該如何面對已經崛起的消費文化。前者是軍旅文學內部的美學問題，后者是事關軍旅文學安身立命的價值問題。對于前者，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解決得不那么令人滿意，而后者則是全新的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回答，也預示著一次換骨重生的契機。

一、軍隊強勢現代化與軍旅文學審美現代性之間的內在矛盾

當我們靜下心來，認真回想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些作品，除了《突出重圍》《坼裂》等少數現實題材之外，更容易想到的還是《亮劍》《歷史的天空》《音樂會》《暗算》《風聲》《牽風記》《底色》《解放大西南》《長津湖》《朝鮮戰爭》《長征》等歷史題材。我們會很感慨，在這個軍隊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全新歷史時代，軍旅文學沒有拿出更多飽含時代內容、直面現實生活的大作、力作，我們甚至還會為某些作品的審美品質并不盡如人意而感到遺憾，或者覺得其中還少有《西線軼事》的深情雋永、《紅高粱》的汪洋恣肆、《炮群》的冷峻犀利、《農家軍歌》的厚重悲苦等等。對此，我們該做何解釋呢？

首先，我們反對兩種判斷。第一種認為“文學已死”， 那么自然也不必追問文學的文學性和美學問題。這種判斷似乎被新世紀以來文學邊緣化的現實所印證，讓我們不得不認真對待。但細細思量可以發現，這種判斷與崛起的消費主義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文學邊緣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在為消費社會文化產品的粗制濫造進行辯解。說到底，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藝術和審美的藝術，通過語言和審美的路徑，讓我們理解身處的歷史。而這一點，是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文化商品做不到的。軍旅文學若要求得發展，就必須時刻警惕消費文化的種種弊端。

第二種判斷認為文學與個人的心靈體驗相關，并以此來疏離對大的歷史時代的關注。這種判斷執著于“純文學”的小圈子，對于劇烈變遷的歷史缺乏敏感，不屑去表達中國軍隊發生的現代化變革，認為這樣做便喪失了“文學性”。我們認為，人的心靈體驗必然與歷史脈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代軍人的內心世界十分豐富，我們不能認為那些彷徨、不安、焦慮的情緒就代表了當代軍人內心體驗的主流，乃至放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中鋒正筆、主音大調。同時，我們又認為，軍旅文學審美現代性與軍隊的強勢現代化之間，的確存在著深刻矛盾。十幾年來，軍隊強勢現代化的外在表達訴求壓倒了軍旅文學審美現代性的內在自我完成。軍旅文學審美現代性的歷程實際上并不長，其主體內核與人民軍隊的成長密不可分，當下，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根基其實并未動搖，這是我們的判斷的最可靠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全新的歷史時代里，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已經遠遠走在軍旅文學審美表達的前面。軍旅作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作家）普遍存在對我軍新軍事變革歷史過程不熟悉、對信息化條件下作戰方式方法不了解、對當代戰爭思維不敏感等問題。當中國民眾渴望了解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的時候，我們的軍旅文學卻遲遲交不出與之相匹配的精品力作。不客氣地講，如果說中國軍隊已經開始了脫胎換骨的進程，我們的軍旅作家卻對新的歷史脈動反應遲鈍、缺乏敏感，又如何能完成審美的藝術轉換和表達呢？

其次是審美創造的資源問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軍門子弟作家和農家子弟作家在創作上汲取了兩種不同的審美經驗。兩類作家都汲取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審美經驗，但他們的底色又大不相同。前者有朱蘇進、海波、喬良、劉亞洲等人，在冷峻、犀利、靈動的基礎上，更多地表現出傳統軍人特有的強悍、謀略、憂患，而莫言、李存葆、朱秀海、周大新、徐貴祥、柳建偉、閻連科、陳懷國等人則更多地表現出中國鄉土的審美經驗。如果從審美創造上講，農家子弟作家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來講，都要超過軍門子弟。這與審美資源有關，說到底，中國鄉土文明是更加悠久也更加厚重的資源。我們遇到的是中國傳統審美經驗與當下軍隊現代化進程如何接軌的問題，例如，鄉土文明當中那些自然的、原生態的審美經驗與軍隊信息化條件下的生存狀態如何相融合？西方現代派的審美經驗和表現手法，又如何來傳達當代官兵的內心世界？如此等等。

二、消費文化崛起與軍旅文學美學核心價值的再反思

消費文化的崛起，是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結果。消費文化的價值核心，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今天，我們更多地感受到了消費文化令人不安的一面。它不僅僅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同時，它正在用一種大工業生產的方式，驚人地制造著人的欲望，形成了一個“制造欲望——滿足欲望”的巨大生產流水線，把個體的人牢牢地控制在這條生產線上。它不僅制造物質商品，也在制造數量龐大的文化商品。因此，消費文化導致了當下中國文化語境的物化、矮化等種種弊端。在此，我們可以把消費文化的核心價值歸納為“制造欲望——滿足欲望”， 其美學核心（如果它有美學的話）是“欲望——滿足”的審美體驗（如果它有審美體驗的話）。

軍旅文學的美學核心是崇高之美。康德認為，人的崇高之美的體驗，來源于他在不可抗爭的宿命面前，所體現的對自身尊嚴的感知。對于當代軍人來說，崇高之美來源于三個層次，即對信仰的堅守，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當，與戰斗集體共存亡的自我犧牲精神。軍人無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的基本需求，但是當這些基本需求與以上三個層次的使命責任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就必須義無反顧地犧牲那些基本需求，乃至生命。更進一步說，軍旅文學的美學核心是一種“犧牲”的崇高之美，在戰爭年代，軍人犧牲的是生命，在和平年代，軍人犧牲的是“生活”，此即軍旅文學美學核心價值與消費文化基本取向之間的根本分歧所在。

軍旅文學審美形態或風格是多種多樣的，諸如人們熟知的雄渾、陽剛、豪邁、冷峻、剛健、悲壯、蒼涼等等，但無論軍旅文學美學有多少斑斕的外衣、有多少不同的形態，洗盡鉛華之后，我們看到的總是“犧牲”的崇高之美。自古以來，軍隊就是為戰爭而存在，軍人就是在“向死而生”中永存，“犧牲”幾乎就是軍人的同義詞，也是一切戰爭文學不可避免的基本主題。因此，“犧牲”的崇高之美就是軍旅文學審美形態之中起奠基作用的美學核心內容，是軍旅文學美學與其他類型文學美學相區別之處，是軍旅文學得以自律自覺自醒的理論基石，集中體現了軍旅文學美學的特殊性。

“犧牲”的崇高之美與軍旅文學相生相伴，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使得軍旅文學風骨堅強、傲然屹立。當我們悉心研讀《無衣》《國殤》《蒿里行》《前后出塞》《吊古戰場文》《金錯刀行》《滿江紅》《破陣子》《過零丁洋》《詠海舟睡卒》《馬上作》等等為數眾多的歷代軍旅詩文，我們可以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慷慨赴死的大義、共赴國難的勇武、寧死不屈的風骨、同生共死的友愛等震撼人心的特質。以此為基石，他們呈現出或悲壯激越，或慷慨豪邁；或沉郁雄渾，或氣吞萬里；或剛勁蒼涼，或天馬行空的美學風格。可見，中國古代至近現代以來的軍旅文學美學風格始終傳承著一個主脈，正是由于其獨特鮮明的美學風格，使得軍旅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始終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民族文脈。

毛澤東的《西江月·井岡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沁園春·雪》《清平樂·會昌》《七律·長征》《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等最優秀的軍旅詩詞大多誕生于中國革命最艱難、革命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毛澤東最絢爛、最瑰麗、最豪邁，也是美學境界最高的軍旅詩詞，與他面對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并堅持革命理想信念的那一刻之生命體驗緊密聯系在一起，創造出了“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曠達、博大、雄渾、豪邁、激越、崇高的美學境界，為當代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軍旅文學美學風范留下了寶貴的資源和引領。

新時期以來，《紅高粱》中“我奶奶”以及余占鱉等人物形象代表了莫言鄉土世界里的人性精神。他們敢愛敢恨、潑辣勇敢，在莫言汪洋恣肆的語言狂潮中，更顯得淋漓盡致。雖然其中也存在著對肉身欲望的大膽表露，但是，保衛民族國家、爭取民族尊嚴的堅定意志，始終是《紅高粱》的精神制高點，統攝著《紅高粱》的總體審美體驗。朱蘇進筆下的軍人形象往往桀驁不馴、思想犀利、理想主義，甚至因為渴望戰爭而苦悶抑郁。這些軍人形象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常有的，但我們依然為之著迷，依然把他們當作理想軍人的典范。歸根結底，這些軍人的所有情感，甚至是有些扭曲的性格特征，都被一個強烈的意愿統一起來，那就是奪取戰爭的勝利，為了這個目標，他們焦慮、煎熬、痛苦。

朱蘇進把這種精神提升到哲學高度，也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這就是一種“犧牲”的崇高之美，不僅是犧牲肉體，而且是一種為奪取戰爭勝利而奮不顧身的精神。進入新世紀，電視劇《士兵突擊》當中的許三多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那句“不拋棄、不放棄”體現出為戰斗集體取得勝利而共存亡、共生死的友愛精神，在新形勢下重新闡釋了集體主義精神，使英雄主義與普通士兵的內心世界產生了共鳴。因此，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犧牲”的崇高之美作為堅實核心，那軍旅文學當中色彩斑斕的審美形態就不能有力地統一起來。

當然，從美學理論上確立一種奠基性的核心內容，并不代表我們已經從審美表達上完成了這種崇高之美。理論是純粹的，但一個性格豐富的人物形象、一個意蘊復雜的審美意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多面體。在其內部各種要素相互制衡、此消彼長，還要與時代情緒遙相呼應。因此，建立一種“犧牲”的崇高之美的美學理論，并不意味著軍人的崇高僅僅體現在勇于犧牲，其中還包含著更廣泛的哲學意義。這種崇高之美的外延極為豐富，且對當下中國文化政治語境有著相當積極的引領作用。我們的意圖，更是從精神上尋找一條對于扭曲人性的解救之路。從廣義上講，這同樣是當下軍旅文學的一種重要擔當，而且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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