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如同天地間一道長流之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涌流著，汩汩有聲，時而潺潺，時而訇訇，或者鶯歌燕舞，或者霹靂雷鳴。在變動不居的前行中，承載著無數的人文信息，刻錄了多少人生奮斗與磨難的足跡。這應當是宇宙大自然中最生動、最壯麗的景觀。

人們從歷史景觀中一路走來，在前瞻與回望中，流連長途，反思往昔，感慨系之，書之于筆，于是便有了文字的歷史，也就有了“歷史的文學”。中國小說的誕生，具體時間不可知，據學者考證，當始于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馬振方：《中國早期小說考辨》，北京大學出版社）。戰國時人寫周代事，自然是“歷史小說”了。通覽中國小說史，也可看到，無論魏晉志怪、唐宋傳奇，還是明清演義，以所寫故事時間而言，“歷史小說”是為數不少的，可見其源遠流長。

歷史小說流傳百代，傳誦人間，不少巨著佳構，深入人心。如《三國》《水滸》和《基度山伯爵》《巴黎圣母院》這樣的文學經典，過去的時間越長，便越是模糊了“歷史”與“現實”的分界線，人們只是覺得，作品中的人與事生動地活在讀者心中，而失去了厘清哪是“歷史”，哪是“現實”的求索欲望。為何如此？答案也許就在這樣一句話中：“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信哉斯言。

如果作為時間概念加以觀察，“歷史”與“現實”是背向的：歷史越追溯越遠，現實越向前越近。然而由于現實從歷史中孕育而來，總是牽連不斷而又變化無窮，留給人們無限的人性思考與社會風云變幻、改天換地的理想追求。故而，歷史與現實的足跡印記及其關聯，是很值得重視的！

“現實主義”一詞，作為一個藝術流派術語，最能體現其特色而被公認的是19世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現實主義的含義主要是藝術對社會現實的真實表達，要求作家與作品，把“真誠”視為最寶貴的品質。文學藝術發展的歷史表明，要如實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對待藝術的真誠表達是至關緊要的。

文學的現實主義的道路是寬廣而正大的。它包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文學品類，包括“網絡文學”。“現實主義”的內涵是樸實的，大眾化的。也正因如此，“人民文學”才更加符合純正文學的實質，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正統。無論如何強調文學書寫“人性“的重要與“向內轉”的高明，文學總是與社會分不開的。文學是人生多社會的產物。文學如果離開了社會現實，完全歸之于“性靈”之物，那就不是現實主義，也是不符合文學原理的。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贊揚人民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創造過程爭取美好人生的精神，從來就是歷史文學的傳統。孟姜女的故事為何流傳民間，百代不衰？同樣是寫梁山一百單八將的故事，為什么《水滸傳》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經典，而《蕩寇志》卻寂然落魄只能藏在圖書館的角落里，供專家去研究批判？所以如此，是由于作家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歷史觀造成的。這也是我們為什么在評價一部作品優劣的時候，不能只去分析它的“藝術色彩”如何，更要去察看它的“思想性態”如何。否則，文學評論的偏頗與病態將難以避免。

現實主義的“歷史文學”，應當具有正確的“歷史觀”。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任何朝代無不將“人民”視為國家之根基，將“人民利益與命運”視為國家命運之所系。故孟子有“民為貴”之說，管子有“天下為百姓”之論。這樣的歷史觀，要求作家對待歷史的態度應當是以人民之心為心，這是證乎古今而不悖的。歷史文學本身決定了作家“歷史觀”的重要性。“歷史觀”在作品中，是作品思想性的核心。在新中國文學歷程的初期，曾經批判過“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寫作，而正確的認識是，問題不在于帝王將相是否可以寫，而在于用什么樣的歷史觀來寫帝王將相。如果對一個大肆屠殺過人民的封建皇帝加以頌揚，對一個殘酷鎮壓革命起義的劊子手肯定他的“文治武功”，塑造他的大儒形象，這樣的歷史小說，其思想性都是十分可疑的，因為它背離了時代精神，在頌揚封建道德的華章彩繪中，疏離了人民的感情，也疏離了歷史文學的優良傳統。

家國情懷與憂患意識，是現實主義歷史文學的又一突出特征。當一個作家的思想中孕育并充滿了“愛心”的時候，他會以真誠之心來關心大自然，關心養育自己的國家，并由此聯想到國家命運與人民命運的血肉關聯。由這樣的情懷產生的憂患意識，是現實主義的寶貴品格。屈原的《離騷》以其悲壯之筆與瑰麗的想象，寫了一個士大夫在楚國陷入危機之際，憂國懷鄉，上下求索，與王母相遇，向上帝叩門，尋道問路，追求真理。一個與國家共存亡的悲壯靈魂，彰顯于被物欲顛倒了是非的人間。若把《離騷》當做一部意象瑰奇的小說來看，同樣是感天地而泣鬼神的。

至于1970年代前后出版的姚雪垠的《李自成》、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劉斯奮的《白門柳》、凌力的《星星草》等歷史文學作品，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現實主義歷史文學的優秀之作。《李自成》以其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體現了現實主義歷史文學的強大生命力。《李自成》的文學價值，在于它以革命堅忍不拔的筆觸，塑造了李自成生動鮮明的義軍領袖形象，描寫了封建末世風雨飄搖的社會圖象，以及人民力量與封建落后勢力拼死搏斗的悲壯與思考。如果拋棄偏見，《李自成》在當代歷史小說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歷史文學以人民為中心，弘揚愛國主義的這一思想藝術特點，是我國古代文學（包括“傳奇”戲劇、章回小說等）的優秀傳統。近世以來，域外文學廣泛傳入中國，西方小說的寫作藝術與寫作模式為我們所吸收，并逐漸以此為主流，形成“新文學”。這種世界各民族之間文學藝術的交流融通是十分正常的、有益的。所謂“新”與“舊”，只是由于時間與地域因素產生的一種不同感覺，而文學的實質——反映社會人生的藝術功能是不會改變的。饒宗頤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趙氏孤兒》一劇之西傳，于歐陸震撼尤大。若《風月錦囊》雜劇一類書，久已由傳教士攜至西班牙，漢土小說竟獲歌德、席勒輩之青眼……”（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篇·饒宗頤序言》，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的古代小說能受到西方文學大師歌德、席勒的尊崇，而我們自己有什么道理將文化傳統一筆勾銷，“刷新”了事呢？

文學是社會的風雨表，是人類良知的真誠表達。只要文學將歷史與現實的土壤和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她的生命力便會同江山永在，萬古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