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兒童出版物《兒童世界》（左）和兒童漫畫代表作“熊夫人幼稚園”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可謂全國出版重鎮，一批優秀的文化先鋒創辦了不少高水平的兒童文學刊物，日本“繪本之父”松居直評價：“中國兒童書的出版在2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高的國際水平。”商務印書館有一系列針對不同年齡兒童的出版刊物，如《兒童教育畫》《少年雜志》《學生雜志》等，其中的《兒童世界》最為突出，它是我國第一本綜合性白話兒童讀物，配有精美插圖和漫畫故事。

什么樣的文學適合兒童？這是我們今天對兒童文學的熱議。“兒童主題”可以追溯到晚清，當時已有“少年中國說”的搖旗吶喊，已有對“新民”的期盼，但兒童首次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被發現、被講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碩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以民族救亡為己任的國家敘事介入了對兒童身份的構建。以兒童漫畫為例，推崇“兒童本位”的豐子愷也積極投身抗戰宣傳漫畫；而在此之前的文化敘事盡管也有著文化與政治、想象與實踐的內在張力，但它們之間是可以包容并蓄的。

在歷史經驗嚴重缺席的語境中，構建兒童的社會身份是一項艱難的事業，它意味著兒童必須能夠獲得自我認同，能夠在兒童文學中“認出自身”。兒童漫畫是兒童文學的先鋒陣地，拉康的“鏡像理論”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提示，兒童在漫畫這個“鏡像”中可以認出什么？

“鏡像理論”指出，6到18個月之間的嬰兒會把自己的鏡中之像（未必是鏡子，可以是任何反射性的表面，如母親的面龐）認作“主體”，在外在性中獲得完整的自我形式，鏡中之像似乎就是可見世界的入口，從而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建立起某種關系。（雅克·拉康、讓·鮑德里亞：《視覺文化的奇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鏡像階段最重要的是自我對這個鏡像的“認同”，拉康反對凌駕于無意識之上的某個超驗的自我，而只能是在“認同”中被構建的、生成的主體。鏡像理論對文學文化研究極具影響，成為對文本中的同一性與主體構建分析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借用鏡像理論，我們發現，兒童漫畫對于兒童的自我認同極具影響，它與兒童之間天生的親和性，不僅是感性上的，更能在理論上得以闡釋。當然，鏡像理論給我們的更多是概念上的啟發與提示，幫助我們理解兒童漫畫的社會身份構建何以可能，而不是在嚴格意義上把漫畫文本認同的過程等同于鏡像階段的過程。

鮑德里亞將鏡像概念發展到電影理論，他強調了形象的“運動連續感”，這對漫畫敘事同樣具有效力。鄭振鐸先生曾把兒童漫畫分為圖畫故事、插圖和飾圖三種形式，其中的圖畫故事尤為重要，因為多宮格漫畫以連續的方式展示，兒童的目光所捕捉的是一個完整的敘事，像電影一樣，單幅漫畫中的孤立形象之間發生了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的序列，尤其是在漫畫連載故事中更是如此。鮑德里亞提示我們，這種連續性是主體的屬性，而不只是文本之間的關系（肖恩·霍默：《導讀拉康》，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兒童在理解多宮格圖畫故事的同時，也是為其賦予意義的過程，兒童在此刻作為一個主體，與圖像之間發生復雜的認同關系；與文化批判理論的一般分析不同的是，兒童區別于成人，后者已經有了確證的關于對象世界的經驗，他們不必在這個對象世界中認出自身的存在；而對于兒童來說，對圖像文本敘事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將自身卷涉其中，因此，兒童一方面作為主體認出對象，另一方面對象又以“類鏡像”的方式讓兒童在其中展開自我想象和身份代入。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可謂全國出版重鎮，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兒童書局、世界書局都坐落于此，一批優秀的文化先鋒創辦了不少高水平的兒童文學刊物，日本“繪本之父”松居直評價：“中國兒童書的出版在2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高的國際水平。”（《我的圖畫書論》，1997）商務印書館有一系列針對不同年齡兒童的出版刊物，如《兒童教育畫》《少年雜志》《學生雜志》等，其中的《兒童世界》最為突出，它是我國第一本綜合性白話兒童讀物，配有精美插圖和漫畫故事。《兒童世界》由鄭振鐸于1922年創刊，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及其名下的“遠東第一圖書館”東方圖書館被日軍炸毀焚燒，短暫停刊，同年10月復刊直至1941年停刊。鄭振鐸和繼任主編徐應昶都很重視圖像啟蒙的意義。圖畫故事早期又叫滑稽畫，強調美好的童趣，是《兒童世界》的重頭戲，不乏大量佳作。深受孩子們喜愛、連載300期的“熊夫人的幼稚園”、“河馬幼稚園”、“兩個小猴子的冒險”、“新年會” 等都是趣味與思想兼備的作品。圖畫故事從早期的圖文參半發展到后來的少文或全圖，故事中的角色性格、行為方式、價值取舍、經驗教訓等不是由文字全盤托出，而是需要兒童主體性的參與，在對多幅漫畫的連續性認知中發掘其意義，兒童們由此習得社會身份并以之作為確證自身存在和自我認同的鏡像依據。

“河馬幼稚園”講述的是河馬夫人與一群頑皮動物學生的故事，在虎兒等小動物學生的身上，孩子們認出的是他們自身的理想鏡像：頑皮、天真、快樂。除此之外，小動物們對河馬夫人的關心和愛，又通過孩子氣的活潑行為被接受和認同，關心和愛他人不是抽象的主題，更不是生硬的訓誡，而是潛移默化地融入兒童身份之中。“熊夫人的幼稚園”是葉圣陶等對河馬幼稚園的續寫，小動物學生是可愛善良的頑童，熊夫人是寬和溫暖并兼具母親角色的長輩，這樣的關系里發展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具有頗高文學藝術性的“熊夫人幼稚園”是民國兒童漫畫的代表作，也對后來的兒童文學具有積極影響。“新年會”中的孩子們在假期開展各種有趣的活動，聰慧、友愛、團結是其中的敘事主題，伴隨著有趣的謎語和兒歌，兒童的主體想象在圖像象征的秩序中發展：兒童不只是漫畫的觀看者，也是作為主體的介入者，賦予圖像以完整意義，也知曉敘事發展邏輯，因而，兒童是具有主體性的構建者。

孩子們在自主“解讀”故事的同時，就已參與自我想象的社會進程之中。對于低齡的兒童來說，鏡像是自我構成的重要依據，孩童在文本“鏡像”中所識別的形象影響著對自我的想象，這種想象盡管可能失真、錯誤，但同一性的構建是首要的，良好的自我身份認同也是緩解潛在矛盾和沖突的基石，正因如此，童書的優劣對兒童心靈的影響至關重要。《兒童世界》中的圖畫故事是關于理想童年的鏡像表征，無論是服飾、生活起居，還是本土的兒童和動物形象，都傳遞出“童年本來的樣子”。戰亂紛擾，時局跌宕，這在當時是極其艱難的文化守護。

兒童書局是商務印書館最強力的競爭對手。它是全國首家專業出版兒童讀物的出版社，由張一渠、石芝坤在1930年合資創辦，位于浙江路同春坊。兒童書局細分受眾年齡層，創辦了《兒童晨報》《兒童雜志》《兒童常識畫報》和《小小畫報》等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兒童讀物。《兒童晨報》是民國兒童漫畫報刊的領頭羊，也是第一份將出版周期壓縮為三日的兒童報紙。晨報為五彩畫報，正反兩面共四版，前兩版是以圖畫故事為主的漫畫，后兩版是文字版面配插圖。晨報有大量優秀的連載漫畫作品，如“兩只小豬”“貓兄弟旅行記”“諧畫阿得生”“阿土生旅行記”“鄉下人逛上海”等。以鏡像理論審視，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鏡像說出的是關于普遍性的兒童社會身份，和《兒童世界》一樣，講述了“童年本該有的樣子”，無論是有冒險精神、熱愛發明創造的、善良又頑皮的孩童，還是童心未泯的成人阿德生，都是對一種具有內在規定性的“兒童”社會身份的構建，兒童在“看”漫畫的過程中主動獲得文本的意義，并在其中“認出”自身，完成對自我存在的認同與想象——“我是、也可以成為這樣的兒童”。另一類鏡像則不同，“鄉下人逛上海”是典型代表，它與“趣味”無關，甚至是“無趣的”：在一個來上海逃難的窮苦人的眼光中，這個世界的不公與苦難盡收眼底。它甚至與精美的彩印報刊有些 “格格不入”。這是一個怎樣的鏡像，兒童從中認出的又是什么？“鄉下人逛上海”中并沒有兒童的主角形象，也沒有頗有童趣的成人，這樣的連載漫畫對于孩童來說也許有些枯燥，他們在主動介入、捕捉圖像意義的過程中可能找不到那個可以“認出自己”的“鏡中之像”，但意外的收獲是，他們發現了一個可以認出自身生活環境的鏡像，當然，這個鏡像無法“獨行”，因為個體對置身于其中的外在環境的理解是“次級的”，它依賴于“原初自我”的認同，但它可以在與其他漫畫敘事的“同行”中完成“指認外在環境”的鏡像功能，它同時也帶來想象與實踐之間最強烈的一次抗爭：一面是以善良、有趣、活潑為內在屬性的兒童身份，一面是滿目瘡痍的現實苦難生活，這是《兒童晨報》回應時代所提交的雙重答案。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