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發展取得了較為豐碩的實績，卻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尤其需要回答“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中國軍旅文學的每一次繁榮發展都是一次自身覺悟覺醒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準確把握中國時代發展主潮，探索重建當代軍人精神世界，始終堅持軍旅文學發展特殊規律，鑄就足以代表一個時代中國軍人精神風貌的美學風范，為強軍歷史使命提供強大精神動力，進而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先聲。

縱觀中國歷史，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美，諸如莊周的曠達飄逸之美，魏晉的風流灑脫之美，兩漢的正大堂皇之美，盛唐的雄強莊嚴之美，兩宋的文雅精致之美，并且都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美學內蘊。這些美學風格的形成，無不與那個時代的歷史境遇有密切的關系，好比種子，在不同的土壤環境里才會開出形態各異的花朵。

作為中國文學大河一脈的軍旅文學，在將自身融入中國文學發展主潮的同時，也始終保持著自身鮮明的美學特征，這源于軍旅文學發展內在規律的特殊性。當我們悉心研讀從《詩經》中的戰爭詩一直到唐宋邊塞詩詞等為數眾多的歷代軍旅詩文，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判斷，中國古代直至近現代以來的軍旅文學美學風格始終傳承著一個主脈，他們或悲壯激越，或慷慨豪邁；或沉郁雄渾，或氣吞萬里；或剛勁蒼涼，或天馬行空。正是由于其獨特鮮明的美學風格，使得軍旅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始終占有一席之地，也或從一側面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民族文脈。

一代偉人毛澤東可以說是古往今來僅見的一位深諳文學藝術及一切文化形態對民族革命及武裝斗爭巨大影響，并形成系統理論體系，而且還身體力行、筆耕不輟，終成一代“正事寫史、余事寫詩”，詩史合一的詩文大家。他于1942年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下簡稱《講話》），從理論和實踐上開啟了在特定歷史時期對黨和軍隊的文藝屬性的重新認識，明確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命題。此后，部隊文藝工作也相應地提出了“為戰斗力服務”的要求。毛澤東還創造性地提出“兩支大軍”（戰斗大軍和文藝大軍）、“兩個總司令”（朱總司令、魯總司令）、“精神原子彈”等說法，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講話》精神。

真正代表歷史進步潮流的文學藝術所釋放的無窮能量，堪比裝備精良的百萬軍隊。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不管是戎馬倥傯還是日理萬機，他都文思瑰麗，氣象宏大，給時代和后人留下一批與中國革命相映生輝的宏文偉詞。特別是毛澤東詩詞，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傳唱，不少篇章已然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以其豪邁大氣、想象浪漫、文采華美的鮮明美學風格傲立于中華詩詞之林。這種美學風格的形成與那個時代歷史潮流奔涌前進的整體風貌相一致，集中代表了其中的精神底蘊，終將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厚重一筆。

中國的軍旅文學美學從來就不是憑空造出的，它根植于中國的歷史現實境遇，代表了人們的普遍愿望，代表了時代的熱切呼喚，代表了國家的富強夢想。一部《激情燃燒的歲月》悄然火爆，點燃了人們血脈基因中對崇高理想的向往，隨之《亮劍》《突出重圍》《士兵突擊》《歷史的天空》等一大批弘揚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黃鐘大呂之音，轟鳴如雷，強勢回歸，成為中國走向21世紀偉大征程的精神先導。

如果說，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是軍旅文學的風范，那么在當下，我們應該更加旗幟鮮明地堅持這個傳統，而不是弱化這個傳統。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現實要求方面講，如果中國軍人放棄了對國家民族整體命運的擔當，放棄了對崇高精神價值的堅守與重建，放棄了對正義戰爭的追問而墮入虛無主義，放棄了犧牲精神而迷失于個體物欲，那就意味著自身的消亡，意味著軍旅文學的消亡。

軍隊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守衛者，軍旅文學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的守望者，面對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我們要問的正是：中國軍人何為？軍旅作家何為？軍旅文學何為？

軍旅文學美學的創造離不開軍旅文學創作者這一主體。凡有軍旅職業經歷者多會承認這樣的事實，歷史傳統的熏陶、訓練任務的磨礪、軍營生活的烙印，乃至攸關生死的考驗，都會對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產生潛在而巨大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套帶有軍人特殊性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些觀念上升為一個軍人特有的完整哲學思想體系，我們稱之為武德。軍旅文學美學盡管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外部形態，但其思想內核卻必須建立在武德哲學的基礎之上。這樣，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軍旅文學美學主體創造的基本途徑：首先是軍旅生涯的歷練（修養），然后是價值觀念的形成（武德），最終是美學風格的創造（鑄美）。

自古而今，寫出傳世軍旅文學作品的人，多有戎馬生涯經驗。須知，軍旅文學當中所透露出的血性、激情、剛健、雄渾、豪壯是無法學來的，也無法模仿。毛澤東最優秀的軍旅詩詞大多誕生于中國革命最艱難、革命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我們可以簡單比較一下李白和毛澤東的兩首《憶秦娥》 （李白《簫聲咽》，毛澤東《婁山關》）。兩首詞韻腳一樣，但風格迥異。一為高古悲慨，一為豪邁沉郁。毛詞情景交融，要略勝李詞，尤其是結尾八個字，李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但毛曰：“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其格調之悲涼、氣韻之慷慨、意境之闊大、畫面之壯美、色彩之艷麗，均比李詞有過之，這大概也是因為毛澤東的戰爭人生體驗為李白所未有造成的。李白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發思古之幽情，而毛澤東是親歷戰爭的統帥，以筆蘸血，用生命寫詩。

軍旅文學之美往往誕生于生與死、血與火的殘酷考驗之中，而不是誕生在故紙堆、圖書館里，尋章摘句、皓首窮經是無法成為軍旅文學美學創造的正途的。這也是為什么軍旅文學能夠在中國文學大河中自成一脈，并形成了有別于其他類型文學傳統（如文人傳統）的獨特傳統。著名軍旅作家徐懷中以90歲高齡推出長篇小說《牽風記》，深刻而詩意地反映了70多年前他追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戰場經歷。在藝術上延續了作家悲憫雋永的風格，在精神領域則持續思考戰爭與人性等重大問題，且均有相當突破。究其原因，這與他的戰場經歷有著密切關系，是生與死、血與火將徐懷中帶到了別人難以到達的歷史深度和難以企及的思想深度。

軍旅詩人朱增泉說過一句名言：“我是軍人，不是詩人。”細細品味其中深意，他更看重自己的軍人身份。否則，也不會在近70歲時還要花整整6年工夫寫出5卷本長篇戰爭歷史散文《戰爭史筆記》。他的參戰經歷和從政經歷給予他的軍旅詩歌、散文美學風格的滋養，成就了朱增泉創作獨特的軍旅美學風格。他異常珍視中國文學大河之中軍旅文學這獨特一脈，自覺地以繼承和弘揚這一血脈為己任，有意識地不讓自己的詩歌、散文沾染上隨性、柔弱、逼仄、感傷、厭戰等習氣。我們并不排斥軍旅文學借鑒和吸納新的資源，但過度的文人化、學院化、西方化卻不能帶來中國軍旅文學的真正繁榮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在“化”上下功夫，在為我所用的時候堅持軍旅文學的特殊性，不能任“去軍旅文學化”傾向大行其道。

一種美學風格總是有著哲學底蘊的支撐。杜甫的詩歌之所以表現出沉郁風格，與他感時憂國的思想境界密不可分；岳飛詩詞中所流露出的激憤之情，也是他的理想與現實相沖突的產物；毛澤東雄渾豪邁、寬廣瑰麗、桀驁不馴的詞風，與他本人堅定的革命信仰和頑強的革命意志息息相關。因此，堅持和弘揚軍旅文學美學的中鋒正筆，就必須有健全的武德修養。

《孫子兵法》提出了戰爭的最高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個原則既有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價值之中“止戈為‘武’”的和平理念，又強調了戰爭的最終目的。我們在對其進行整體把握的時候，不能僅僅落腳于“不戰”，更應認識到這個“不戰”背后要有一個國家民族發展謀劃的總體戰略意圖，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做支撐，更要有將士用生命和無堅不摧的強烈求勝欲望為保證。因此，“不戰”與“伐謀”“貴勝”不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砥礪，彼此更加強健而有所作為，這是民族性的可貴之處，也是中國傳統武德修養的真正血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