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陳子善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即出，451頁，75.00元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又可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關于這兩個概念的關聯和區別、互用和并用等，參見劉增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前言》，中西書局，2012年）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證、校勘、闡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為宗旨。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越來越關注和重視文獻的發掘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謝泳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新文學史料學》（朱金順著，海燕出版社，2018年）等專著的相繼問世，更從理論上對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建構和完善有所推動。

應該看到，現代文學文獻學繼承和借鑒了古典文學文獻學的許多治學原則和方法，而且與古典文學文獻學一樣，固然需要理論的歸納和闡發，但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一門實踐的學問。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只有在不斷實踐中才能有所發現，有所突破。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進程，文獻學研究的實踐，如果從1920年1月上海新詩社編印《新詩集》（第一編）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在這一百年中，阿英、李何林、瞿光熙、唐弢、賈植芳、趙燕聲、丁景唐、魏紹昌、薛綏之、姜德明、樊駿……等位，以他們各具特色又卓有成效的研究實踐，大大豐富和充實了現代文學文獻學。這些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先行者的貢獻，我們后人不應忘卻。 

《新詩集》（第一編），上海新詩社編印，1920年1月。

我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編過若干現代作家的文集、全集、研究資料集和回憶錄，也寫過不少或長或短或直接或間接有關現代文學文獻的考證和辨析文字。因此，本書從我不同程度關心和涉獵的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十個方面展開論述，它們是：

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筆名、書信、日記、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文學社團、作家文學活動、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

我認為這十個方面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必要說明的是，對這十個方面的探討，我并不泛泛而論，而是從我自己的研究實踐出發，每個方面選取數篇長短不一的論文組成“十講”。也就是說，我試圖從自己個案研究（當然，我以為這些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心得，具體地展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基本面向，進而討論這些發掘和研究對推動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還必須指出的是，這“十講”明顯帶有我的個性色彩。如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尤其是西洋古典音樂，雖然均涉及跨學科研究，卻無非是我個人興趣使然，未必是研究者都應該關心的。即使像版本、集外文、手稿等文獻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大宗，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從一己之角度切入。而且，這“十講”也并不能涵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全部，諸如口述歷史和回憶錄研究、檔案史料研究、文獻編纂成果研究、網絡資源整合和研究，等等，都值得關注而我關注還不夠，有待今后繼續努力。 

《吶喊》，1923年6月付印，1923年8月初版。

收入本書的《〈吶喊〉版本新探》《〈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的重編》《巴金〈懷念蕭珊〉初稿初探》《〈野草〉出版廣告小考》等篇，都是首次編集；收入本書的其他篇什也都重加修訂，有不少篇還根據新出現的史料作了較大補充或改寫。

用一系列例證來體現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魅力，以及它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而言又意味著什么，也許是一個新的嘗試。希望可供有志于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同好和學子參考，也希望得到海內外同行的批評。

2020年7月6日于海上梅川書舍，時正大雨傾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