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以豐富的英雄史詩傳統而聞名于世，不僅擁有《江格爾》《格斯爾》這兩部鴻篇巨制，還有300多篇中、短篇史詩。

蒙古族屬阿爾泰語系民族，包括其史詩在內的許多民間文學作品，都具有鮮明的阿爾泰語系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質。蒙古史詩或阿爾泰語系民族史詩的特點之一是人物形象和情節的模式化；另一個重要特征乃是“活態史詩”，人們至今能夠在民間聽到藝人以古老方式演唱英雄故事。

蒙古族把本民族的口傳史詩用文字記錄下來并保存、供奉和傳播的歷史由來已久。在國內外陸續發現的史詩《罕哈冉貴》和《江格爾》的一些古老抄本，便能說明這一點。《格斯爾可汗傳》于1716年由佚名文人記錄，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在北京刻板印刷，并以《北京版<格斯爾>》著稱。

國內對蒙古英雄史詩的搜集整理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最初從學術角度搜集整理國內蒙古英雄史詩的是國外學者。我國本土學者對蒙古史詩的搜集工作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進行的。

甘珠爾扎布搜集整理的《三歲的古納罕烏蘭巴特爾》《汗特古斯的兒子喜熱圖莫爾根汗》《扎嘎爾布爾圖汗》等，收錄于1956年出版的民間文學集《英雄古納罕》，這是內蒙古出版的首部英雄史詩集。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道榮尕、高·扎木揚等學者編輯出版了《英雄史詩集》，又在他們編印的內部資料《蒙古族文學資料匯編》第三、四卷中收錄了巴爾虎、扎魯特、科爾沁、鄂爾多斯等地的十多部史詩。在巴爾虎英雄史詩的搜集整理方面，仁欽道爾吉、道榮尕兩位學者成果頗豐。仁欽道爾吉出版了《希林嘎拉珠巴特爾》（1978）、《蒙古族英雄史詩集》（1978）、《蒙古民間故事集》（與道尼日布扎木蘇、丁守璞合作，1979）、《那仁汗傳》（1981）、《吉如嘎岱莫爾根》（與旦布爾加合作，1987）等書籍。在布里亞特英雄史詩搜集整理方面，道·烏蘭夫、陶克濤胡、拉斯格瑪等人做了大量工作，陶克濤胡、拉斯格瑪二人于20世紀80年代在呼倫貝爾巴爾虎、布里亞特部落中搜集英雄史詩，出版了《勇士布扎拉岱與卷鬃馬》（1995）。在烏拉特史詩的搜集整理方面，烏拉特籍學者莫納不遺余力，在《阿斯爾莫日根汗的故事》（1990）一書中收錄了6篇烏拉特英雄史詩。盡管他出版的史詩作品具有明顯的加工痕跡，但他挖掘烏拉特史詩遺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扎魯特-科爾沁史詩與傳統蒙古英雄史詩有明顯的差異，當地民眾稱其為“蟒古斯故事”，主要為民間說書藝人的作品，在內容、風格、表現手法、語言等方面融入了許多胡仁烏力格爾（蒙古族說書）色彩，而缺乏傳統史詩那種宏偉氣質和凝練的語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間藝人琶杰、毛依罕演唱過數篇此類史詩。道榮尕、尼瑪、特古斯、卻吉嘎瓦、桑布拉敖日布和德國學者海希西、法依特等人搜集整理扎魯特-科爾沁史詩，先后出版了《英雄道喜巴拉圖》（1982）、《阿斯爾查干海青》（1980）、《阿拉坦嘎拉布汗》（1988）、《寶迪嘎拉布汗》（1990）等史詩集。在青海蒙古英雄史詩搜集整理方面，喬蘇榮、才仁巴力、才仁頓都布、才仁、烏云畢力格等當地學者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整理了《汗青格勒》《道利精海巴特爾》等史詩。內蒙古學者道榮尕在20世紀80年代到柴達木搜集了幾部《格斯爾》及數篇英雄史詩并發表。筆者也曾兩次赴海西州搜集《格斯爾》史詩和相關風物傳說。

在蒙古英雄史詩中，《江格爾》和《格斯爾》最具盛名，與《蒙古秘史》共同被譽為“蒙古古典文學的三大高峰”。在我國，《江格爾》主要流傳于新疆地區，《格斯爾》主要流傳于青海、內蒙古和新疆地區。國內對這兩部史詩的搜集和科學研究工作開展較晚，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然后中斷10多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得以繼續。阿·太白、仁欽道爾吉、寶音賀喜格、托·巴德瑪、格日勒瑪、烏珠瑪、旦布爾加甫、塔亞等學者先后發表了《江格爾》的150余種變體和《祖樂阿拉達爾汗》（1980）、《那仁汗傳》（1981）、《衛拉特蒙古史詩選》（1987）等史詩集。

除在青海外，學者們還在內蒙古開展了《格斯爾》搜集工作。北京木刻板《格斯爾》曾廣泛流傳于內蒙古地區。據傳，過去東部地區蒙古族胡爾奇（說書藝人）也演唱《格斯爾》和有關的《鎮伏蟒古斯的故事》。1960年，扎魯特著名說書藝人琶杰將1956年內蒙古鉛印版《十方圣主格斯爾可汗傳》（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和《隆福寺格斯爾》的內容）全文，用四胡伴奏，以史詩形式演唱。以此次演唱為基礎，詩人其木德道爾吉整理出版了《英雄格斯爾可汗》（1963）；80年代，道榮尕、阿斯拉圖二位學者又整理出版了兩卷本的《琶杰演格斯爾》；巴·布和朝魯于2010年將琶杰演唱的全部內容（約60000行）未加修改，以《英雄格斯爾》之名列為《格斯爾全書》第八卷出版。20世紀80年代以來，索德那木拉布坦、道榮尕、格日樂圖、新巴雅爾、斯欽孟和等學者記錄并發表了烏蘭察布市和赤峰市巴林右旗胡爾奇演唱的《格斯爾》。

近年來，《格斯爾》《江格爾》的保護、傳承、傳播和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加強，取得了重大成果。無論在內蒙古還是新疆，史詩傳習所里老藝人在給年輕藝人傳授史詩演唱技藝，各地相繼出版了很多史詩文本和研究成果。

在內蒙古，既有人們按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老藝人演述，以當時的標準和方法搜集整理的文本，也有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至今，在采錄條件、方法逐步改善，理論和標準方面逐漸提高的情況下搜集整理的文本；既有傳統史詩藝人演唱的內容，也有新一代藝人演述的文本；既有按照記憶完成的文本，也有演述過程中即興創作的情況。例如近40年搜集的《格斯爾》史詩，體量巨大，情節復雜，既有傳統的史詩性表達，兼有即興發揮。

200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仁欽道爾吉、朝戈金主編的《蒙古英雄史詩大系》4卷；在內蒙古自治區宣傳部組織實施的“內蒙古民間文化藝術長廊工程”中，內蒙古民協組織編纂的《蒙古族英雄史詩》（上、下），于2017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內蒙古民協啟動的“內蒙古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內蒙古史詩集成·蘇尼特右旗卷》和4部《蟒古思故事》分別于2008、2019年由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內蒙古卷》的翻譯問題

2020年，《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內蒙古卷》（以下簡稱《內蒙古史詩卷》）編纂工作啟動，內蒙古民協組織相關人員，按照規定的標準和要求，結合內蒙古地區史詩實際，針對搜集、編選、翻譯等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討論，制定了《內蒙古史詩卷》的編纂方案。

從史詩在內蒙古的發展情況來看，蒙古史詩在各民族史詩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也是《內蒙古史詩卷》編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是“以推動優秀民間文學傳承發展和知識普及為根本任務”，使優秀的民間文學、文化得以更廣泛的傳播、更有力地弘揚，因此，做好對少數民族作品的翻譯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在內蒙古，已搜集、出版的蒙古史詩雖然非常豐富，也為《內蒙古史詩卷》的編纂工作奠定了材料基礎，但漢譯的文本較少，個別的盟市、旗縣卷有漢譯版，這意味著《內蒙古史詩卷》的翻譯工作會非常繁重而有難度，對翻譯者也有更高要求。譯者不僅要精通蒙、漢兩種語言文字，掌握翻譯技巧，更要了解蒙古族的文化、思維方式，對史詩有基本的研究或理解。翻譯工作中，要按照“尊重母語，科學注釋”的要求“對不易理解的母語表述、方言土語、風俗習慣、地方知識等進行注釋和說明”。對譯文，編委會要組織專家進行嚴格把關、審訂，對存在爭議的地方進行集中討論，力求嚴謹，使譯文盡量保持口語特點，并充分體現原作的內涵，又要具有漢譯本的可讀性。

本著對祖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高度負責的態度，既要對口頭史詩有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又要講求科學的方法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無論是在選擇、整理作品還是在翻譯的環節上，都要注意保護和保存文本類型的多重性、演述技藝的獨特性、流傳部落和區域的多樣性以及文本產生的社會民俗環境等背景因素，為《中國民間文學大系》這一文化寶庫奉獻獨具魅力的蒙古英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