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70后作家馬拉的讀者會發現，馬拉對兩類題材是著力比較深的，一是學院外的知識分子題材，一類是青年婚戀題材，在他最新的短篇小說集《廣州美人》中，可以看到這兩類題材的作品占了多數。馬拉對學院外的知識分子題材關注已久，在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未完成的肖像》中，他關注的就是這個群體，或者說關注的是后先鋒時代的知識分子、懷抱先鋒藝術理想的人們在商業與主流話語夾擊中的精神困境。《未完成的肖像》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相當出色的作品。近年來70后作家已經成為中國文壇的主力，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說創作方面。但就長篇小說創作而言，他們還是無法與50后60后作家媲美。我之前讀過的相當多70后8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感覺好的不多，馬拉的這部長篇算是比較出色的一部。馬拉對后先鋒時代的先鋒藝術、懷抱理想主義情懷的人們的生存處境，抱持的是一種悲觀的態度。在這部長篇中，只有老那之類的偽先鋒才能如魚得水，抱有純藝術理想的王樹最終被老那拉下水，一味標榜自己先鋒生活姿態的女詩人小q最終被自己心儀的老那當做贈品轉送給別的男人，從而幡然醒悟，回家鄉考公務員結婚生子。后先鋒時代的先鋒或者先鋒藝術，已經喪失了先鋒的動力與目標。眾所周知，藝術不僅僅是語言或者色彩的表達，更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倫理關系的追尋。但在消費主義與主流話語合謀的當下語境中，先鋒藝術喪失了突圍的目標，也失去了方向。

小說集《廣州美人》的第一篇《雁鳴關》中也有一個女詩人的形象，是主人公馬錢的妻子，但她很快轉行當了記者。馬錢和詩人妻子所追尋的雁鳴關不過是一堆廢墟。最終或許“生個孩子”這樣的世俗目標更為切實。在馬路筆下，懷抱先鋒藝術理想或生活理想的人最終要么走向自我否定要么走向虛無。《堂吉坷德號》中的王挺想要制造一艘大船環游世界，最后他親手把自己造好的大船燒毀，《亡靈之嘆》中的馬錢最后在幽居和孤獨中死去，《拍電影》的劉冬去了北京，也許很難再回頭。這些作品放在一起，會有點重合感，人物的設定、情感軌跡都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人物的命運走向很難有新的突破。我們或許可以這么理解，不是因為馬拉不想為人物設想新的結局，而是先鋒藝術的當代處境與困境限制了馬拉的想象。

如果說這組知識分子、藝術家題材的作品與馬拉自身的身份相關，是屬于內窺鏡式的“向內求”的作品，那么，在婚戀題材的作品中，馬拉關注的是更為廣闊的人群的生活，是“向外求”的作品，這些作品中，《廣州美人》令人眼前一亮。這個作品借助愛情題材表達了對種族、國別、地域文化等大的時代議題的關注，舉重若輕，相當成功。廣州的本土文化里有排外的一面，后來日益走向開放，但根子里依然有保守的東西。包括我們自己，雖然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秉持平等、博愛的現代理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黑人，或者政治正確的角度，應該叫非洲裔男子或女子來稱謂，依然會有生理或潛意識中的不適感，尤其看到非洲裔男子與中國女子的親密場景。這種集體潛意識在現實中可能釀就各種沖突與矛盾，比如近期美國非洲裔男子弗洛依德在執法中猝死引發的全美抗議。《廣州美人》中廣州女子美珍與非洲裔男子相戀引發的周圍人的各種負面反應，尤其是前男友再次戀愛的失敗，非常有力地揭示了這種潛意識歧視力量的強大。

總體而言，馬拉在近期作品中試圖融合“向內求”和“向外求”，融合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在《鯨魚記》《身體咒》《魔鬼書法家》等作品中都有不俗的表現。正如評論家胡續東所說，“馬拉所采用的語體，似乎是在向30多年前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這一脈遭到文學新人刻意遺忘的當代傳統致敬，但它折射出的是比魔幻、尋根或是先鋒更加尖銳的現實之慟。”這一評價無疑是切當的。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潮曾經以豐富多樣的形式實驗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單一、呆板的敘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作家“怎么寫”的問題。但先鋒文學中的許多大家事實上也走入了某種誤區，在形式實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沒有將形式實驗與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很好地結合起來，使得小說創作越來越形而上學化，也最終丟失了讀者，這對于后來的寫作者包括馬拉都是一個警醒。小說集《廣州美人》中的諸多篇什既有對當下現實的深度關注，也有敘述形式上的大膽創新，在“怎么寫”與“寫什么”“向內求”與“向外求”的結合上做了一個很好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