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20世紀中國反侵略戰爭最重大的勝利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中國人民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奮戰和重大犧牲，迎來了和平的曙光。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鴉片戰爭以來近現代中國一百多年大規模的戰爭動蕩歲月基本結束。但戰爭猶如一列長途急馳的列車，雖緩緩停下，其駛過的軌跡卻在民眾心中刻下太深刻的烙印，以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的戰爭記憶總是難以抹去，戰爭文學創作更是熱火朝天，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學創作的主潮之一，也是20世紀中國戰爭小說創作成果最豐盛的時期之一。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相對于此前戰爭時期創作的寂寥狀況而言，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是20世紀中國反侵略戰爭小說創作成果最豐碩的時期之一，但如果從國際橫向比較視野、從相關題材小說創作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考量，這一時期的抗戰小說創作還沒有達到足夠繁榮。首先，從橫向比較看，同樣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同樣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戰后蘇聯的戰爭小說在數量上遠超同時期的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出版了近兩萬種戰爭題材的作品，即以每年500部，每周10部的速度不斷增加著” ，其中不乏《一個人的戰爭》（肖洛霍夫著）、《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瓦西里耶夫著）、《一寸土》（巴克蘭諾夫著）這樣具有世界影響的優秀戰爭小說；其次，從抗戰小說創作的廣度和深度看，規模浩大、英勇卓絕、犧牲空前的全民族抗戰在中國作家筆下凸顯的僅僅是以華北為中心的規模有限地域有限的敵后游擊戰爭，那些正面戰場上千軍萬馬的艱苦奮戰、那些遠征緬印的中國官兵灑在異鄉的熱血、那些為爭取國際援助而在異域他鄉奔走呼號的人們……全無蹤影。更不用說，涂炭生靈的殘酷戰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作家筆下常常淺層次單維度地被譜寫成戰爭的頌歌。雖說客觀的歷史允許作家作主觀的文學表現，但歷史與歷史文學從來不可畫等號，我們需要對新中國初期抗戰小說創作的主客觀氛圍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

文藝方針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動員貧苦群眾反抗階級壓迫投身革命戰爭，是紅軍時期共產黨理論宣傳的重中之重。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得以合法生存，但其活動的范圍卻受限于西北的陜甘寧邊區、華北的晉冀魯豫邊區、華東的蘇北皖南地區以及東北的部分區域，即便在如此分散的地域，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政策主張、軍事戰略等仍能得到較好貫徹執行，足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強大凝聚力和宣傳機器的強大威力。國民黨雖然是領導抗戰正面戰場的主導力量，但遠不如共產黨那樣重視意識形態及宣傳方面的工作。在延安抗日根據地，毛澤東親自發動整風運動，對文藝發展的方向進行了嚴格規訓，1942年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作出了明確規定，文藝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等，并把從事宣傳文藝工作的知識分子視為以筆為武器的部隊，把他們與拿槍的軍隊相提并論，在戰爭年代，政黨及其領袖對文藝作這樣的規定在情理之中，因為戰時的最大政治就是戰爭，要求文藝為抗擊外敵入侵的戰爭服務乃天經地義。然而，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平時期的到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生活紛至沓來，文藝的天地理應變得越來越寬廣。1956年至1958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曾經成為文藝發展的指導方針，文藝思想的一度活躍催生了文學創作的一度繁榮，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有影響的戰爭小說作品就絕大部分問世于20世紀50年代的中后期，其中屬于抗戰題材的小說就有《鐵道游擊隊》（1954）、《風云初記》（1954）、《烈火金剛》（1957）、《白洋淀紀事》（1958）、《敵后武工隊》（1958）、《戰斗的青春》（1958）、《苦菜花》（1958）、《野火春風斗古城》（1958）等。然而，隨著文藝界開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為政治服務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自然，抗戰小說創作也就基本偃旗息鼓，難有優秀作品問世了。

作家的經歷與文學視野

作家的生活經歷對文學創作具有根本性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以當代戰爭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創作尤是。綜觀新中國初期的戰爭小說，主要包括抗日戰爭題材和解放戰爭題材兩大類，而這兩類題材所反映的戰爭歷史都近在咫尺，多數作家也都是戰爭的親歷者。親歷戰爭的人寫戰爭，優長與短板并在。優長自無須多言。這里所謂的親歷戰爭并非都要穿上軍裝親臨火線參加過具體戰斗，而是經歷過、目睹過戰爭生活，至少是從戰爭年代走來。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戰小說幾無例外均出自親歷戰爭的作家之手，這些作家有的曾是軍隊中的一名戰斗員，如《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馮志、《烈火金剛》的作者劉流、《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等；有的雖然不是戰斗部隊的成員，但長期從事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宣傳、文藝創作等工作，對戰爭生活十分熟悉，如《風云初記》《白洋淀紀事》的作者孫犁、《鐵道游擊隊》的作者劉知俠、《戰斗的青春》的作者雪克等；豐富的戰爭生活素材是驅動作家創作的原動力，但戰時動蕩的生活難以提供潛心創作的條件，一旦國家社會具備了和平安寧的環境，蟄伏于心底的創作沖動就會噴涌而出，馮志說：“我所以要寫《敵后武工隊》這部小說，是因為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沖擊著我的心；我的心被沖擊得時時翻滾，刻刻沸騰。我總覺得如不寫出來，在戰友們面前似乎欠點什么，在祖國面前仿佛還有什么責任沒盡到，因此，心里時常內疚，不得平靜!”“十七年”時期的多數戰爭小說作者都發表過類似馮志這樣的創作感言。人類近現代史上，每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結束，就會有數量不斐的戰爭文學作品問世，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蘇聯、美國、英法等歐洲國家都涌現了大量優秀的戰爭小說。相對而言，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相關題材的戰爭小說創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難與蘇、美、歐相提并論，究其原因，有主客觀多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的原因前已述及，主觀方面的原因乃在于多數作家文學視野的狹窄。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戰小說的作者絕大部分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軍人或戰地記者、文藝工作者等，但除了孫犁等職業作家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外，許多普通作者并未接受過系統的文學創作訓練，有的甚至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靠一部小說一炮打響的并非個案。對于戰爭的認識，這些作家多停留于對政治的、歷史的、道德的、軍事的淺層認識，在哲學、人道、美學方面也未能深入，也因此，對于戰爭的表現，無不從政治立場、道德評判、軍事技藝等層面加以文學演繹。這部分作品的缺點在于題材上均集中于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人物塑造上，善惡分明、性格單一、形象扁平；故事情節構筑上，以英雄的傳奇故事吸引讀者，具有濃厚的民間文學色彩。雖然有著寫作能力上的遺憾，這種平面歌頌戰爭的小說作品還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得到眾多工農讀者的喜愛，這具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由于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人們對于新生的共和國充滿著期待，并持續沉浸于戰爭勝利的歡樂氛圍中，此時此刻正需要一批能夠滿足人們對于剛剛消逝的戰爭歲月的回味和獵奇，并能夠激發起國人斗志的小說作品；在文化上，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英雄傳奇小說植根于深厚的民間文化土壤，向被中國民眾所津津樂道，借鑒中國傳統英雄傳奇小說的藝術養分構建戰爭傳奇英雄，是抗戰小說博得時人青睞的奧秘所在。因此，從根本上說，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戰小說的成就與局限都是時代的必然。

70多年后的今天，隨著歲月的流逝，抗日戰爭離我們越來越遠，使我們能夠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審視這場戰爭、認識這場戰爭，并有可能更加客觀、理性和多角度、多層面表現這場戰爭，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不可能具備的條件。新時期以來，抗戰文藝創作突破了既往陳舊的思維定勢，涌現了一批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優秀作品，但也無可諱言，前些年在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精蕪雜糅泥沙俱涌的影響下，抗戰文藝創作中出現了解構崇高、歪曲歷史的胡編亂造現象，尤其在抗戰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充斥著大量“抗日神劇”之類的戲謔之作，不僅降低了抗戰文藝作品的精神與藝術品格，而且對于青少年一代正確了解抗戰歷史產生誤導。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十七年”抗戰小說創作的成敗得失，筆者認為，當前抗戰文藝創作應該堅守以下原則：一是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對于抗戰歷史應尊重事實給予客觀全面的反映；二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嚴謹求實的作風灌注于抗戰題材的文藝創作，決不能為了片面追求閱讀率、收視率和票房利潤等，迎合低級趣味，胡編亂造制造噱頭；三是既不一味追隨西方錯誤文藝思潮，又不盲目拒斥西方先進思想文化，在借鑒吸收現代主義等優良藝術方法的基礎上，努力創作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又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所理解所喜愛的抗戰文藝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