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精神與社會生活的忠實反映，從鄒容的《革命軍》到周立波的《暴風驟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書寫了中國社會革命的發展歷程，并且形成了現代中國“革命文學”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這一文學現象在中國社會革命的歷史語境中應運而生并與中國文學史相互交織。“革命文學”與革命的意識形態包括革命的目的、任務、要求以及革命力量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革命文學”不僅是“文學”，而且也是近現代中國社會革命、世界社會革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對20世紀中國社會與文學的變革產生了極為重要、深遠的歷史影響。基于此，現代中國“革命文學”譜系和結構研究，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革命文學”生成發展及其本體精神的考察，這既是一個體現文學與思想互動張力的學術命題，又是一個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繼承傳統和創新發展的現實問題。

革命推動文學社群的發展

對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社群結構的探討，以20世紀前30年的縱向歷史為線索，從文學群體組織內部構成與革命話語的復雜脈絡中探求問題。確立“社群”視域以打破傳統文學史社團流派的身份命名，回歸作家群落生長的文化場，進入文學與革命互動循環的現代中國革命文學世界。“社群”更強調作家聚合群落的共通性，并給予文學與社會革命多維度的聯系和深入肌體的解析。如在20世紀20年代生成的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學研究會、前期創造社、中國青年社等文學社團和群落中，作家的革命意識和革命文學等追求，都集中反映了社群場域中新舊文化的沖突、思想的激變，并推動了現代中國文學與革命的發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整體演變，揭示了作家群落文化碰撞如何由最初的自然自發狀態，走向時代召喚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共同思想組織的自為形態。由此誕生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全國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及投身抗日前線的作家“筆部隊”等團體組織，最大限度地表現出現代作家群體追隨時代的革命步履，以統一組織形態完成了現代文學的運行機制。20世紀上半葉“革命”的階級意識、政黨觀念、普羅主義，乃至大眾團結抗戰等精神信仰與“文學”的民族想象、國民性改造、翻身解放等話語之間的內在互動結構關系，凝聚了整體社會革命思潮的核心價值、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精神內涵，是現代中國“革命文學”演變發展的內驅力。對現代中國革命與文學社群“成長過程”的群落歷史研究，完整展現和合理解釋了“革命文學”的存在之由、變遷之故。

“革命文學”母題的確立

20世紀的中國，有一大批滿腔熱情、憧憬美好未來的仁人志士、知識分子、熱血青年，“革命”是他們理想的具象、精神的寄托。文學的書寫和表達使得他們一方面自覺認同革命，一方面直面現實和反省自我，于是就有了貼近現實的“革命文學”，也有了現代中國“革命文學”多元而復雜的樣態。選取魯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蕭軍、蕭紅等一批典型革命作家的案例，通過全面還原他們為何革命、怎樣言說革命的本體世界，可以深入透視現代中國“文學與革命”的深層問題。伴隨現代中國民族解放的社會革命，確定了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基本主題和審美取向，其叛逆和批判思想的賡續、進步開放文化的傳承、自由獨立文學精神的堅守，成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訴求和“革命文學”的母題。

通過梳理和辨析現代中國“革命文學”作家譜系，將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理論元素、精神信仰、價值基礎及其知識系統等內在結構，與不同作家革命人生道路、思想觀念、創作個性有機融合在一起，可以在現代中國革命史與文學史相互交叉的場域，發現“革命文學”歷史敘述的特質和革命文藝核心理論的形成。比如考察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作家獨特的現代革命經歷和體驗；郁達夫、葉圣陶、成仿吾等作家富有個性的創作取向、藝術特質；郭沫若、茅盾、錢杏邨等作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等個案，勾勒出他們進入“革命文學”時代書寫的不同圖示，捕捉到現代中國“革命文學”歷史的全息投影及其革命文藝理論豐富的構造紋理。

作家譜系研究特別重視置身于文學與革命的兩難之境中，由他們的身份角色、思想言行，及其人生履歷等反映出的裂隙、抵牾多樣的矛盾和沖突之現象，從中深度描摹和揭示出現代中國革命文藝發展過程的斑斕色彩，及其文學與革命通過作家主體同構的復雜精神因素。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歷史經驗總結，不但要從“革命文學”的歷史敘述中找到核心的思想理論，還要為“革命文學”諸多現象的發生演變找到契合時代主流的、合理存在的答案。對現代革命作家譜系的勾勒可最大化凸顯每一個鮮活的個體經驗，以期對當代作家思想與創作產生啟示。

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新使命

對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結構與譜系的研究，雖然立足階段性文學史，但并非要證明“革命文學”敘述按照前奏、開端、發展、高潮的規律運動，而是要發現現代中國“革命文學”這一典型的歷史形態，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使命具有的積極影響。比如，以李大釗、張聞天、惲代英等一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早期革命先驅，感應時代脈搏，重視心與身、言與行的統一，呈現了“革命文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同基調的使命感、憂患意識及強烈的社會關懷。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現代中國“革命文學”成長期，圍繞“革命文學”創作實踐、批評范式及其話語系統的合法性努力，本質上是現代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發展的產物。比如這一時期起步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其思想與創作的不斷調適，表現出女性自我意識對現代中國“文學與革命”歷史價值的積極重構，形成了具有特殊意義的經驗與教訓，在現代革命作家中比較有代表性。20世紀40年代，中國革命新階段的發源地“延安”，成就了“延安文學”。這是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典型空間形態和重要思想意象。“延安文學”本質上是關乎知識分子話語與工農兵話語同構中時空對接、交叉、重構的文學史現象。“延安文學”在“文化軍隊”語境下聚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文學”隊伍，成長了一批深入底層生活的工農大眾革命作家，產生了大量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延安文學”的核心，正是當時毛澤東集中思考了中國革命現實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問題、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特殊空間的“延安”使得五四以來一路走來的“革命文學”真正落地。顯然，“延安文學”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地域命名的文學，或某種文學史類型的典型現象。

將“譜系和結構”作為研究視點和目標，重新發掘現代中國“革命文學”歷史現象類型和范式所蘊含的獨特文學史意義，不追求完整書寫歷史，而是深度揭示“革命文學”的特殊文化意義通過什么樣的相互關系被表現出來。社群結構、作家譜系、文學史階段形態之革命實踐文學和文學表現的革命內容，重構的不僅僅是現代中國“革命文學”豐富復雜的樣態，更是發現現代中國文學獨立敘述框架的依據和文學史典型意義之所在，這對深入理解和發掘當代中國文學思想資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十分必要。任何歷史研究最終指向的是當下和未來。今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文學，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密切關聯，現代國家意識、人民意識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重要思想觀念在新時代進一步升華，本質上正是對現代中國革命核心宗旨的堅守與弘揚，也體現了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內在精神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