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疫情爆發時，弋舟待在西安。他整日宅家，幾近封門。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這或許不算太過難熬，但鋪天蓋地的消息也足以叫他坐立難安。

就在那段非常時期，他總聽見窗外有鐘聲響起。這鐘聲來得古怪，聲源不明，每天只在午后兩點和傍晚六點這兩個時刻準時現身。

“你開始懷疑，沒準兒，許多時刻，你那所謂的理性，也只不過是自以為是。”

“腿真的是被關住了。耳朵貌似依舊自由。但你早就明白，這人間，從來都有著對于耳朵的囚禁。更多的時刻，人還會充耳不聞，自我拘囿在聽覺的牢籠里。”

“往日，你并不覺得有一座大鐘在你生活中的存在，就像你并不察覺這世界是在如鐘表一般地運行著，無數個你無視的人，人構成的組織，齒輪一般的咬合轉動，才支撐起了你輕慢的生活。”

……

他將自己內心的波瀾寫進一篇《鐘聲響起》。而鐘聲究竟來自哪里，它為何不響夠二十四下，是弋舟至今想要解開的謎底。

9月，弋舟“獻給這個本命年”的小說集《庚子故事集》由中信·大方推出，這篇《鐘聲響起》作為代自序也被收錄其中。《庚子故事集》主要由五個故事組成，有人說，這是一本2020庚子年的記憶保留之書。 

但它并不是一份簡單的記錄。對弋舟而言，“懷疑”或許最能形容他在這段日子里的個人狀態。他懷疑自己，也懷疑寫作，“語言，字詞，是我工作的基本材料。那段時間，這些基本材料被動搖了。那些既往被我們用來描述世界、說明自身的語言，突然間變得不那么準確和好用了。我甚至對‘隱喻’這個曾經津津樂道的詞都懷有生理性的厭惡。就像一個面包師突然不再信任面粉和奶油，這很要命。”

在這樣的懷疑之下，《庚子故事集》“非常難寫”。按弋舟的話說，“此刻，我們活得有多難，我寫得就有多難。”

盡管新作不到十萬字，但它依然為今年的現實書寫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在固化的場景與正反分明的人物之外為我們了解與想象這個庚子年提供了更多微光。它起碼提醒我們，人類的痛苦并非只來自健康，人類的孤獨并非只源于隔離；它也提醒我們，在醫護之外還有很多人正默默維持著這個世界的生活秩序，在口罩之下還有很多隱忍不發或難以言說的心事與秘密，在疫情之外人類還有很多“轟轟烈烈的平庸的困境”，以及孤獨與愛。

近日，弋舟就新作《庚子故事集》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澎湃新聞：因為疫情，你的生活與寫作節奏有了哪些改變？到今天為止，你覺得自己的節奏恢復了嗎？

弋舟：顯著的事實是，上半年的節奏的確是被打亂了，也真的是讓我領教了何為失措。時間似乎倒也充裕了，但僅僅充裕的時間，原來并不足以令我們活得從容與寫得從容。除了物理的時間，原來，我們更加受制于內心的時間。這種“內心的時間”，兼有空間的性質，它是立體的，時而一望無垠，時而空前逼仄，我們因之空茫或者窒息。

時至今日，一切似乎是有所“恢復”了，但我知道，這種“恢復”感，更有可能源自我們漸漸“習慣”了。時光之下，有些事物，大約是再也無法恢復了。

澎湃新聞：疫情發生以來，你因為什么有過最難受的時刻？在那些艱難的時刻，你想起過你的小說人物嗎？

弋舟：寫完《掩面時分》的那個晚上，手機上看到一組剪輯的視頻，鏡頭里是流浪在高速公路上的長途車司機，陽臺上鼓盆的女子，追著殯儀車哭喊親人的女兒……那一刻真的是痛苦萬分，積壓已久的情緒幾難自控，我哭得滿臉淚水。我想，這應該是人類普遍的情緒，在一場整體性的災難面前，我們并不需要一個“切己”的由頭，人類本身的苦難，就足以令我們痛徹心扉。這組視頻配有音樂，是那首《只要平凡》。于是，我把這句歌詞也加進了小說里：沒有神的光環，你我生而平凡。

這樣的情緒，不過短短半年時間，現在都已覺得有些遙遠。我們是多么容易遺忘。回答你這個問題，令我重溫了這樣的情緒，我發現，它是如此的寶貴。

那些日子里，一個人關在家，是有自己小說中曾經寫過的人物在腦子里浮現，但我很難一一指認他們，只覺得他們也在這塵世，一同受罪。 

澎湃新聞：《庚子故事集》的《代自序》給了我很多觸動。它定稿在今年的2月10日——國內“抗疫”依然十分艱難的時候。“午后2點的鐘聲”在你的生活中真的存在嗎？按你的說法，它完全是“現在進行時”中的情緒。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你想到它會是新集子的“代自序”嗎？于你而言，它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弋舟：它真的存在。我自己一度都懷疑是否有了幻聽。為了佐證，我專門在那個時刻站在窗前錄了音，連續錄了幾天，讓它確鑿地成為了一個“真”的存在。然而如今它卻沒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重新沸騰的市聲湮沒了它？是自己再度粗糙的內心屏蔽了它？還是真的有那么一個人間的機構，只在特定的日子里敲響鐘聲？這是一個重大的謎面，我一定會專門去尋找一下答案。

這篇文章也是應刊物的約稿而寫的，彼時，文學似乎也僅僅能做到這些。當時完全沒有計劃讓它成為一本集子的“代自序”，我沒有這樣的習慣，出版的書從未有過序言。但是，當《庚子故事集》決定結集時，我發現用這篇文章來做序言真的是恰切。它就是“現在進行時”的，與這本集子的“現在進行時”高度吻合，甚至也和小說一樣，在“紀實”與“虛構”之間，構成某種我需要的混淆。而且，更重要的也許是，不把它收進來，我害怕自己無可救藥的遺忘，害怕它也像那準點鳴響的鐘聲一樣，消失在我們無能為力的“恢復”之后。

澎湃新聞：從《核桃樹下金銀花》里的那個下午，到《代自序》里的“鐘聲響起”，再到你和賀嘉鈺對談時說：“我們不屬于空間，我們屬于時間”……我的感覺是，“時間”在這個新集子里無處不在。

你曾說小說家是時間的捕手，“時間觀”約等于一個小說家的“文學性”。我想問，疫情對你的“時間觀”造成了哪些影響？

弋舟：這些對于“時間”的指認，我現在依然毫不動搖。如果說，現在我的“時間觀”有了怎樣的改變，那只能是——我更加地順服在了它的腳下。最初，我們信任一個“十四天的周期”，屈指一天天地數算，就這樣一個周期一個周期地數算了下來，直至“恢復”，直至麻木，直至生命中失去一個又一個“十四天”，直至堅固的成為渙散，有過的化為烏有……可是，有幾個人清晰地覺察到了，我們就是這樣失去了一個春天，失去了一個夏天，失去了一個庚子年。失去了時間，我們就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

澎湃新聞：說到時間，比起阿拉伯數字，以中國的天干地支來紀年更有一種周而復始的意味。你在2016年寫下《丙申故事集》，又在2017年寫下《丁酉故事集》。很多作家對“寫當下”會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對你來說，堅持寫“故事集”系列，難在哪里？你會接著寫《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嗎？

弋舟：“當下”與“即時性”，從來都不是一個好對付的對象。我們也習慣于認為，自己更好的表現，更佳的創作狀態，都懸掛在不久之后的他日。于是，今日留給“感受”，他日留給“加工”，才是一個最好的策略。但是你看，那“今日”的鐘聲瞬息便被湮沒，被外部世界湮沒，也被我們的善忘所湮沒，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及時地提起筆來？

提起筆來，結果當然有粗糙的風險，有被證偽的可能，但至少人生的這個階段，我愿意忠誠于自己的局限，我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就暴露出怎樣的狀態，我沒有必要“裝得像托爾斯泰一般優秀”。就像這本集子說到的：我活得有多難，我寫得就有多難。

至于繼續寫《辛丑故事集》《壬寅故事集》，目前來看，應該是會的。我不敢確定，但我期望我能夠寫下去。

澎湃新聞：《核桃樹下金銀花》、《鼠輩》其實寫于2019年，你為什么想到也把它們放進《庚子故事集》？

弋舟：這的確是一個改變。依例，《庚子故事集》要放在明年結集出版的，并且，也只應該收錄庚子年寫下的故事，但這一年改變的豈止是一本小書的出版節奏？一切都被打亂了，那么，為什么就不跟隨著整個時代的步伐一起顛簸？這也是這本集子“現代進行時”的一個體現，我就是想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里，留下屬于自己的特殊痕跡。

集子里破例的事兒多了，我破例給自己的書加了篇“代自序”，甚至，還有一篇沒寫，就破例和嘉鈺做了整體性的對話用來做“代后記”。前面的兩篇收進來，也正好是一個時光的接續吧，從中你會發現，原來，盡管天翻地覆，但人的內心卻并未斷崖式地被改造，我們依然在那些“基礎性”的困惑之中打滾。于是，在庚子年出版，也就可以叫《庚子故事集》了。

澎湃新聞：我想這本新集子和劉曉東系列一樣，依然在寫“時代中的人”，只是因為2020的非常事件，讓這個“時代”尤其具體，意有所指，但它的落腳點還是人。

你在集子里有一句話——“我終于看到了我。”它讓人想到了認識核桃樹的“我”、因為舊物翻檢過去的“我”，走到天臺邊緣往下一望的“我”……這里的“我”似乎可以是弋舟，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人，這里既有普世的況味，也有溫暖的力量。如果要你自己用三個詞去形容《庚子故事集》，你會用什么？

弋舟：露底。等待。熬著。

“露底”在于這本集子我完全沒有想要“表現”的沖動，也沒有“再上一個臺階”之類的妄想，不過是如實地兌現出此刻我既有的能力，喏，我活得有多難，我寫得就有多難。“等待”的意思在和嘉鈺的對話中有過闡釋了，《等光來》，一如篇名，這是溫柔的盼望，也是一個人應有的自尊。“熬著”就不用多說了，小說中的人們都在熬著，你我都在熬著。但這“熬著”，我視之為力量，是一場生命的盛宴。

澎湃新聞：無論是《核桃樹下金銀花》、《鼠輩》，還是寫于2020年春節之后的《人類的算法》、《掩面時分》、《羊群過境》，它們都有關“人的困境”。這個主題也是從《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貫之下來的。

疫情當然也是人類的困境，但只是“之一”。在沒有隔離的日子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依然有隔閡；在能夠自由出入的日子里，人依然會懶惰、懈怠、難以專注。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掩面時分》里寫到一句：“世界何曾太平過。不戴口罩的日子里，每個人不是照樣深陷在各自轟轟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我覺得這個表達很真實——“各自轟轟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面對這樣的人類困境，你認為文學有哪些能與不能？

弋舟：對此你已經描述得很充分了，文學“所能”，也無外乎忠實的、準確的、富有藝術性地將其捕捉下來，這些“能”，在我看來也許恰恰是文學的“不能”。那些自以為文學無所不能的人，就讓他們奔放地去“能”好了，那些自稱“從未對文學絕望過”的人，恭喜他們，他們從未理解過，文學之“無能”與絕望，亦是人的根本性困境。他們感受不到人的困境，歡天喜地地追名逐利也好。

澎湃新聞：有關“疫情時期的文學”，線上線下、紙媒網媒都有很多對談、討論，也有很多打著現實主義名號的寫作，但似乎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到目前為止并不多見，文學介入現實生活的有效性也在下降。你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在你看來，文學應該如何與現實生活重建關聯？

弋舟：這樣的難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也開不出什么藥方，只能說：如果文學真的能夠有效地介入現實生活，我所認為的唯一前提便是——誠實。你不能一面贊美英雄，一面對于自己的自私毫無羞恥，不能一面天花亂墜地表達著文學理想，一面提筆就是表演。自私其實沒那么不堪，是你得直面自己的私欲，表演也可被理解，但是你一邊表演要一邊懂得害羞。弋舟，當代小說家，歷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新人獎、郁達夫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著有中短篇小說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劉曉東》等，長篇小說《跛足之年》《蝌蚪》《戰事》《我們的踟躕》等，長篇非虛構作品《空巢：我在這世上太孤獨》，隨筆集《從清晨到日暮》《無論那是盛宴還是殘局》等。

弋舟，當代小說家，歷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新人獎、郁達夫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著有中短篇小說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劉曉東》等，長篇小說《跛足之年》《蝌蚪》《戰事》《我們的踟躕》等，長篇非虛構作品《空巢：我在這世上太孤獨》，隨筆集《從清晨到日暮》《無論那是盛宴還是殘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