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文學形象得以建立，基于敘述與想象的發生。作家們在有差別的個人立場和文化邏輯基礎上對城市的書寫，逐漸勾勒出一座城市有別于其他城市的特征與氣質，從而形成成熟獨特的面貌與形象。

這里談及的城市文學，不同于文學題材指涉的城市概念，后者更多地將城市作為敘述的背景，而前者則強調城市與文學作品更密切的相互關系，強調城市作為重要的敘述對象，直接參與文本構成，并體現寫作者的文化立場與價值判斷。

北京是一座建立了自身文學傳統的城市。

“京味”具有地域與文化的雙重指向

文學與北京是相生的。文學中的北京形象滲透了作家們在北京這個特殊的空間里的描繪與想象，他們的作品也構成了這座城市的閱讀圖景，身處北京之外的人們也得以通過這些文本形象地認識和了解北京，由此形成他們的北京想象。

20世紀30年代，在以周作人、廢名為代表的京派小說作家中，北京的意義更存在于“精神故鄉”的層面。對鄉土文化的認同與眷戀，京派小說家們筆下的北京更接近于“鄉土北京”。在這里，北京只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還不能算是城市文學范圍內的北京書寫。

我們今天普遍認為老舍有關老北京的一系列作品，真正開辟了現代北京的書寫傳統，老舍汲取北京文化的精髓，表現老北京的風俗人情，展現豐富、宏闊的老北京生活畫卷。基于此，在數代作家的筆下，北京逐漸確立起它的文學形象，也真正構建起“文學北京”這一命題。

隨著鄧友梅、陳建功等一大批作家涌現，出現北京書寫中典型的文學風格——京味小說。他們以北京方言寫作，呈現老北京的地域特色和人物形象；他們書寫北京的變遷、胡同里的人煙、旗人的沒落與營生，表現老北京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迷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鄉土北京”向“現代北京”轉型的過程中，“新京味小說”萌芽，王朔、劉恒、劉震云的筆下，出現了以新大院文化、新胡同文化為代表的文學景觀。

自90年代，隨著寫作環境的變化，文學中的“北京”形象又發生變化，邱華棟等作家的寫作開始賦予北京形象以新的內涵。

我們今天所說的北京書寫，更多說的是源于京味文學傳統，因為我們判斷一篇小說是否屬于京味小說的標準中，不僅強調小說是否是北京城市題材，更強調小說中的城市韻味，以及是否體現生活于此的人們的心理共性。也就是說，京味小說不僅要描摹出北京風貌，更要凸顯城市人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情感、思維方式，凸顯城市的獨立氣質。也因此，京味文學中勢必隱藏著作者的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寫作者們對北京的回憶與建構，便要呈現出這座城市的精神和面貌。“京味”二字具有地域與文化的雙重指向。

一部回到文學現場的資料匯編

目前，對于京味文學的研究已成體系，但系統而全面的資料匯編仍然缺乏。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主編的《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新近出版，這是近年來較為完善的一部京味文學、北京文學的研究資料集，它涵蓋了從京味文學這一概念提出、完善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重要學者的標志性論文，追溯京味文學研究的歷史現場，還原不同學者對同一個文學風格的討論、爭鳴和相互印證，清晰地呈現了京味文學研究史上不同階段的關鍵收獲。這是一本京味文學概念的生成史、發展史，也是一個研究京味文學、北京文學的重要入口。

1982年，舒乙發表文章《談老舍著作與北京城》，他將老舍作品中出現的240多個北京的真實地名分成五種功能，梳理、分析它們如何構成老舍小說中的“北京味兒”。這是一篇較早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從“京味”角度解構老舍小說的文章。

1988年，劉穎南、許自強在《中國文化報》發表論文《“京味小說”派初探》提出作品具有“京味”的三個條件：

一、用北京話寫北京人、北京事，這是最起碼的題材合格線；

二、寫出濃郁、具體的北京的風土習俗、人情世態；

三、寫出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積淀在北京人精神、氣質、性格上所形成的內在特征。

同年，李希凡在《京味兒小說八家集》序言中提出，老舍的小說“展開了這老北京民俗風情的長幅畫卷”，而徐德明在《新時期小說中的老舍風》中肯定地提出鄧友梅、劉心武等作家發表的京味小說是對老舍文學風格的繼承，并從兩者出現的時代背景、對待文化的態度等角度進行分析評論。

1991年，呂智敏從京味小說藝術對象的地域化論述京味小說的藝術特征；同年，趙園提出：“‘京味’由人與城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 趙園認為，京味文學既有對語言趣味的倚重，又有題材范圍、創作態度、表現方法等的限定。京味小說不僅局限于對北京民俗的表現和城市空間的描寫，更要展現其間的人倫關系和人生形態，發現蘊含著的老北京的文化內涵和價值體系。趙園《北京：城與人》的出版，是京味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獲。

在此之后的京味文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對京味文學的特征及對作家作品的梳理。1999年，李淑蘭在《京味文化的特征》中歸納了京味文化的三大特征，即“莊重和諧”“雅俗共賞”“悠閑自在”。2002年，樊星在《當代“京味小說”與北京文化精神》中論述當代京味小說與北京人的文化品格的關系及京味小說在時代發展中的演變軌跡。2006年，王一川則在《京味文學：絕響中換味》中梳理了京味文學中的三代景觀。

在京味小說的研究基礎上，近年來，北京文學這一概念也被不斷提起。《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一書收錄了包括陳平原、孫郁、孟繁華、趙冬梅等學者北京文學的研究成果。2005年，陳平原提出，在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一命題下，“北京學”具有代表性，也更有發展的潛力；孫郁則在2010年提出“大的北京的概念”，即故都層面的北京和全球化投影下的北京已經使得文學中的表達和語言的邏輯出現了新質。

對于城市文學創作來說，城市的發展要求寫作者進入現實的場域，與身處的城市發生切膚的關聯。我們期待在城市文學作品中看到寫作者的實感，更期待他們的寫作能夠喚起更多人對一座城市新的理解與認知。

在《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中，還收錄了老舍、汪曾祺、鄧友梅、邱華棟、葉廣芩、寧肯、徐則臣、石一楓等作家的北京印象，他們眼里的北京，有京白、吆喝、羊角燈，有胡同文化、“忍”文化……這些文章可以成為我們介入他們作品的一種路徑，他們對北京的印象和理解如何轉化為他們筆下的故事和聲音，這些印象也成為京味文學、北京文學研究的一片豐饒沃土。

北京書寫與中國城市文學

北京書寫的傳統雖由京味作家們建立，但如今，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城市與人的精神氣質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創作的語境也隨之改變。新一代身處北京的作家一方面受到老北京城市文化的滋養，另一方面也感受著現代化變遷中北京城的變化，個體寫作與城市文化、社會發展盤根交錯，新一代作家對北京的想象與書寫也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他們的書寫構成了當下北京文學的新面相。

而即使新一代北京文學作家的寫作場域和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寫作主體身份、立場與視角不同，他們的作品也會千差萬別——

在常年旅居海外的馮唐筆下，北京是完成時態的，借由秋水的個人成長，馮唐意在追溯和建構的是他記憶里的故鄉北京；在成長、工作都在北京的石一楓筆下，北京是“實然”的，他切身地感受著這座城市的變化，并寫出他理想中的“應然”人物；徐則臣的“京漂”小說書寫的是和他一樣的外來人，雖然身在北京，但缺乏身份認同感，北京是他們“在而不屬于”的他鄉，因此，在他筆下有極大的幻滅感。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王城如海》的發表，徐則臣的北京書寫也完成了一次自我突圍與超越。在這篇小說中，他將北京放置在中國整體版圖乃至世界版圖中對比和思考，他的城市書寫也因此具有了可貴的重量，成為具有深廣度的城市寫作。

如果說老舍、鄧友梅、王朔等前幾代作家對北京的書寫更多的是對往昔的追憶與懷念，那么以石一楓、徐則臣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筆下的北京則是進行時態的，他們的作品包含了對老北京的回憶、新北京的想象和新北京形象建構等多個方面。新一代作家將北京城市書寫關聯進中國現代化的大進程當中，北京既是具有獨立品格的大都市，更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部分。新一代作家顯然不滿足將北京作為小說的唯一背景和敘述空間，在他們的敘述背后儼然藏著正在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的軌跡。

孟繁華認為：“城市文學是當下正在興起和構建的文學。這一文學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城市文化尚未建立起來、中國社會‘型構’尚未完成的時代，城市文學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城市文學有了極大的機遇。”以北京書寫為視角，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探討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是具有代表性的，目前，城市文學尚缺乏公認的代表性作品，它遠不如鄉土文學的成就那般耀眼，因此，對北京文學乃至城市文學的研究，都隱含著一種呼喚，它既期待城市文學力作的出現，更期待一條新的中國文學路徑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