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發高燒時，王叔叔快速馱我去了醫院。

醫院在大橋向南兩千米左右的一片農田里。除了鎮上的中心醫院外，我們這個醫院是全公社最大的，方圓幾十里的人生病了都在這里就診。我模模糊糊記得自己在王叔叔厚厚的背上晃動著，然后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條椅子上掛水。這一年流行瘧疾，俗稱“打擺子”。開始發燒的時候，我喝了很多樹根熬成的湯，還是沒有效果。在我的嘴唇上似乎有了霜以后，父母親知道要送我去醫院了。這個時候，王叔叔正好在我們家。

父執輩中，這位王叔叔是外鄉人。直到我讀大學后，才有機會去到他家，臺城西溪八字橋附近的一座老房子里。我們這個大隊在50年代曾經是鄉政府所在地，后來撤掉了，但供銷社、醫院、電話總機、學校等都保留下來，成了公社以外另一個相對繁華的中心。我在村上長大，但生活在小鎮式的氛圍中。各路人馬都會在這里進出，帶來與我們村不同的氣息。在那樣一個年代，這個空間算是相對敞開的。王叔叔在電話總機房工作，除了轉接電話，還負責線路維修等，是位技術工人。他當時還年輕，我們村上的人都叫他小王。等到人家喊我小王時，他成了老王，我成了老王時，他已是王老了。

我高燒退了，王叔叔與我們家的情誼更深了。他和我父親有相同的愛好，喜歡寫字。那時村上沒有宣紙，平時寫字用的是一般的白紙，或者寫在報紙上。我對寫字的興趣，就是在他們切磋時養成的。王叔叔擅長隸書和毛體，他在青少年時應該讀過帖、臨過帖。和王叔叔比，我父親寫字可能更多是與天賦和感覺有關。王叔叔的隸書在我記憶中基本上是書法家的水平，他用濃墨，紙張鋪開時，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落筆，寫完了，又哈哈大笑。那時，我沒有書法的常識，聽王叔叔說，他學的是漢隸。我們家造房子，上梁時王叔叔送來寫在紅紙上的對聯，貼在木柱子上，差不多十年沒有破損。我有事沒事會看這幅字，覺得這就是字帖。我現在看一些書法家的字，常常想到我父親和王叔叔揮毫的情景，他們那時便把豪情寫在紙上。如果以他們倆做參照，一些人真的不能稱為書法家。在他們都落筆后，我也好奇地用毛筆在報紙上畫幾筆，開始練柳體，然后開始大膽寫春聯。父親和王叔叔看我寫字，都說我太拘謹。他們建議我練顏體，說這樣可以加強骨力。我開始知道顏和柳，在王叔叔寫毛體時，我又聽到“亂石鋪路”的說法，聽說一個叫張旭的草圣。很多年以后，王叔叔再看我的字，他說我寫得比他好，但還是太拘謹了。

鄉村散落了許多文化人，他們沒有機會表現，甚至也沒有堅持下去的理由。做與生計無關的事，才是真興趣，但興趣往往被生計磨損了。我小學畢業時，大隊的總機房也撤了，王叔叔到公社的郵電局了。他留了一本草書字帖給我，好像是民國的版本，我照著寫，怎么寫都還是正楷的樣子，看來我是拘謹到骨子里了。這本字帖后來不知道在何時何地遺失了。我好像再沒有看到過王叔叔寫字，他的興趣轉移了，開始更多地關注女兒的成長。他有時候會騎著自行車從鎮上到我們家，這種日子的飯菜，通常是我們家一年里最好的。知道他到了，不是因為自行車的鈴聲，而是他的哈哈大笑聲。就像領導干部下車以后受到夾道歡迎一樣，他從大橋上下車后，一路和人招呼，到我們家本來只有五分鐘的路，他差不多用了二十分鐘。這里有他青春的記憶，有他青年時期的朋友。我們去鎮上，他一樣熱情招待。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吃了什么，而是每次去都能夠見到他的新朋友。他的朋友特別多，如果生活在古代，王叔叔可能是位俠客。

我到鎮上讀高中時，王叔叔已經回到臺城了。我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很少有去臺城的機會，只是暑假勞動時會去臺城的體育場割草，沒有時間也不方便去看他。差不多在春節期間，王叔叔會到我們家。這時候從臺城到鎮上的公共汽車通了，他可以坐車到我們村前的一條公路上，再走到莊上。和以往一樣，他走到巷子口時，我們就聽到他的哈哈大笑聲。在我高考過線而沒有被錄取的那一年，他特地到我們家關心此事。他詢問我報考的專業，我說是中醫。那幾年我母親身體特別不好，我放棄了文科，報考了醫學。王叔叔很認真地告訴我，我報的大學可能會擴招，他有一個熟悉的朋友愿意幫忙。王叔叔抄下了我準考證的信息，帶回臺城了。在臺城，他還打來一次電話，說已經拜托朋友了。我將信將疑，但存了一絲幻想。最終當然沒有等到錄取通知書，但王叔叔對此事的關心，是我在人生低谷時最溫暖的記憶之一。

在詢問我報考的專業時，我發現王叔叔的興趣已經從書法轉移到醫學上了。他說他現在開始給病人針灸治療，在我詫異時，他從包里拿出了幾根銀針。還像以前一樣，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說針灸的效果如何如何，說完再哈哈大笑。那時我神經衰弱癥尚未痊愈，他說針灸有效果。我害怕吃藥，不怕打針，愿意嘗試一下。我記不清楚他在我脖子以上的什么部位扎了一針還是兩針，他輕輕旋轉銀針帶來的酸痛感我一直印象深刻。后來不時傳來王叔叔針灸的一些消息，有說一個癱瘓了多年的人被他針灸好了，有說到門上找他針灸的人絡繹不絕，有說他被鎮上的醫院請去坐堂。等到他春節到我們家時，我們家也門庭若市，很多鄉親都來找他針灸。空閑下來，我問那些關于他針灸的傳說，他沒有直接回答我，仍然是哈哈大笑。他說他現在朋友很多，他給別人針灸不收費。我相信這是真的，他應該是個人道主義者。

以王叔叔的智慧和他對事情的專注，如果堅持下去，或許會在針灸領域取得成績。可能因為風尚轉得太快。等我再次遇到王叔叔時，他已經是氣功師了。在我們家的堂屋里，王叔叔先做了一些簡單的動作，然后哈哈大笑。為了顯示氣功的力量，他讓一位訪客站起來。那位客人誠惶誠恐地站著，王叔叔對他說，你的身體會隨著我的手勢動起來。堂屋里的人一下子都安靜下來，甚至屏住呼吸，看王叔叔運功。站著的客人真的好像先向后仰再向前傾，大家都向王叔叔投去敬佩的眼光。王叔叔停下來，哈哈大笑。有客人說這里不舒服，王叔叔用手懸空轉轉，再用手摸摸，問怎么樣。客人說，好像舒服多了。王叔叔說，一次不能治好，我現在很忙，你們可以到臺城住下來，多治療幾次就有效果了。客人們散了以后，王叔叔對我說，你用腦，經常熬夜，睡前要打坐，早上起來也要打坐。他隨即示范，我跟在后面模仿，怎么弄也沒有辦法把雙腿像他那樣盤好。我對氣功的神奇，一直不怎么相信。但從王叔叔的動作看，我知道他確實是在練氣功。很多氣功師是騙子，王叔叔不是。他好像只是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能力。晚上喝酒時，王叔叔雖然滿頭大汗，但酒量有增無減。同席的人問他，這個年紀了，酒量怎么這么大，而且不醉。王叔叔回答說，我有氣功，我喝酒時把酒精運到腳下了。在座的都認為這是真的。從這一天開始，我們這邊熟悉他的人都喊王叔叔“氣功師”，我們兄弟仨則稱呼他“氣功叔叔”。

氣功師說他帶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位是蘇州的中層干部。他說出了這個人的名字，問我熟悉不熟悉，我知道這個人的名字，但不熟悉。氣功師說他到蘇州的時候，介紹我認識。隔了一段時間，王叔叔到蘇州了。那時我還住在集體宿舍，王叔叔不時哈哈大笑，鄰居都聽到了，看到我從廚房出來時，便說你們家到客人了。我說是的，我父親的朋友，氣功師。鄰居說，難怪聲如洪鐘。我的一位鄰居張老師，此時也癡迷氣功。夜深人靜時，這層樓的老師幾乎都在讀書寫作，這位在實驗室工作的朋友通常在校園的樹林里對著大樹練氣功。早晨，我去操場看學生出操，他已經對著大樹練了一個小時了。我說我腰椎不舒服，他建議我每天撞樹，效果會很好。我確實在夜間悄悄去撞了幾次，但沒有效果。我告知他，他說可能是我姿勢不對。于是，他建議我練氣功。我想想還是放棄了。聽聞我家來了一位氣功師，張老師便在飯后過來切磋。就像抽煙喝酒一樣，會氣功的人一旦做起什么動作，就成了朋友。他們談得很投機，好像還探討了氣功在未來的可能性等。第二天，王叔叔去看他的那個徒弟，問我去不去，我說有課，就不去打擾了。早上送王叔叔出門時，我看到小樹林里有很多人在練氣功。

在一些氣功大師聲名狼藉時，我想到了王叔叔。他在氣功的影響如日中天時，不再以氣功治病和交友，而改做養殖業了。我不知道他養殖什么，先聽說是養殖鰻魚，出口日本，后來又聽說他和別人合作的養殖場虧損了。這個時候，我的父母親遷居蘇州生活，很少回老家。逢年過節時，王叔叔會打電話來問候我的父母親，只要聽到父親接電話時有哈哈大笑的聲音，我就知道是王叔叔打電話過來了。我有時候也給他打電話，簡單聊幾句。他再次說到氣功，是聽說我母親膝蓋出問題以后。王叔叔打來電話，動員我母親去臺城住一段時間，他可以用氣功治好膝蓋的毛病。王叔叔的語氣是自信和堅定的，不管他能不能做到他說的那樣，我內心都倍感溫暖。我問母親要不要試試，母親說：“我不相信什么氣功，就說老嫂子謝謝他。”

前幾年，我陪父母親回去掃墓，約了王叔叔一家到村上小聚。我們好幾年不見了，王叔叔哈哈大笑的聲音還如當年一樣洪亮。早已過了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身板硬朗，額頭發光。他說起晚年的幸福，但沒有說到書法、針灸、氣功和養殖。在交談中，這四個詞一直在我眼前晃動，它們幾乎成了王叔叔大半生的關鍵詞。比起其他父輩，王叔叔是個不甘后進的人，他一直往潮頭上靠，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也許在我們看來，王叔叔的這些努力或許有些可笑，也微不足道，但他自己感到充實。他活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中，真實也好，虛幻也罷，這是一種幸福。臨別時，王叔叔問我現在寫不寫字。我說偶爾寫，并給他看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幾幅字。王叔叔看過后說：你還是太拘謹。說完，他一如既往哈哈大笑。

王堯，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現任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另有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堯先生2020年在《雨花》開設“時代與肖像”專欄，此為專欄第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