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廢紙上的《洪昇年譜》

二〇〇八年春天，在東京神保町一家舊書店，我意外看到一本《洪昇年譜》，驚喜地趕緊拿在手里。這部著作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印數三萬冊，可見當時的影響；也可做一個例子，見證時代經歷了長期的荒蕪之后對文化學術的普遍饑渴。

我不夠格做這本書的專業讀者，它在我的專業之外，但我心里存著一個問題，很想知道這本書是在什么情形下，如何寫成的。跟賈植芳先生讀研究生之后，有很多機會接觸章培恒先生，回想起來，無論是吃飯喝酒的熱鬧場合，還是我單獨拜訪請教的時間，他從未提起自己的這本書，而我也從沒問過他寫這本書的事。

書的前言有二十九頁之長，只是在最后寫了這么一筆：“本書寫于一九五七至六二年間，當時我在蔣天樞師嚴格的、富于啟發性的指導下，剛開始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章先生本科畢業留校，第二年開展反胡風斗爭，他因與賈先生的關系被卷入，開除黨籍，安排去圖書館工作。一九五六年回中文系任助教，系里指定蔣天樞先生為導師。許多年后，章先生寫《我跟隨蔣先生讀書》，敘述讀書、校點、寫作等方面的受教，而關于《洪昇年譜》，沒有片言只語；他特意記下了蔣先生這么一句話：“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讀書。”

章先生去世后，學生輩為紀念他編輯出版《薪火叢刊》，第四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有江巨榮老師的文章《不盡的思念——為悼念章培恒先生逝世六周年而作》，披露不為人知的往事，讀來令人震動。一九六六年，章先生拿了一大包東西給江老師，江老師回宿舍打開，原來是《洪昇年譜》手稿：

令我驚異非常的是，全部手稿都是用零零碎碎的邊角紙，一條一條，大大小小，長短不齊地粘在劣質的學生常用的練習本上。這些紙條中，竟也有一些常見的香煙殼紙。這些紙殼，或原樣，或剪裁成長條后，粘貼在幾本不同大小的筆記本上。在這些香煙殼紙上，密密麻麻地寫著章先生抄錄的各種古籍資料。練習本上則著錄著與洪昇相關的歷史年月和社會大事，以及譜主的生平事略。……

當時最觸人心境的是，先生不抽煙，怎么會收集、并用這么多香煙殼紙來寫他的書，抄他發現的文獻？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貧窮，就是艱苦。我還清楚記得，當時他用的筆其實也是只有幾分錢一支的簡陋的圓珠筆，因為留在紙上的字，有時明顯寫不出，有時又漏著筆油，只有那種最便宜的筆才這樣。

一九六九年，復旦的工宣隊發動全校大規模、連續兩天的抄家，手稿還在江老師那里，倘被抄出，至少可以作為“封資修”處置。“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也不能把它交還先生。如果從先生那里抄出，一定是罪加一等。”他把手稿和幾本書捆在一起，放進紙箱，再放上幾件雜物，聽天由命。抄家的人沒有打開紙箱，只是在上面貼了兩張封條。“等到風浪已過，章先生的生存環境已經改變，我才把這部手稿完整地交還先生。這是先生本身的洪福，我只是僥幸沒有闖禍而已。”

江巨榮老師給我們上過明清文學史，課堂上只講正題，不扯閑話。沒有想到江老師心里還藏著這么一段往事，年近八十歲時寫了出來。文章里說他從未對人說起此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因偶然的機緣，告訴過章先生的兩位學生。

贊美自己編歌唱的生命

《太陽下的風景》，黃永玉的第一本散文集，最初是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第二年天津百花文藝印行大陸版。此后有多個版本。我拿到二〇一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版，又重新讀了一遍，生出一些年輕時候沒有讀出來的感受。

這之后黃永玉的寫作持續不斷，而且愈發豐沛不羈，回過頭去看，這本書就有了開啟的意義，它所蘊含的多種主題和各樣因素，在此后不斷地重現、強化、變奏、推進，從而連接、匯合成更為闊大同時也更加入微的“太陽下的風景”。

譬如其中的一種類型，寫有交往的前輩，《往事和散宜生詩集》《太陽下的風景》等，不僅本身已經成為名篇，而且觸發了寫作同類作品的機制，勾連牽引、循聲呼喚出后來結集為《比我老的老頭》的系列文章。

《太陽下的風景》這一篇，沈從文看過，說：“黃永玉文章別具一格”，和他自己以前介紹黃永玉木刻的文章《一個傳奇的本事》“同看”，“會明白我們兩代的關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說到這兩個人和他們的故鄉，《太陽下的風景》結尾一段文字，因常被引用而為人熟知、引人遐想和回味：“我們那個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們產生奔赴他鄉獻身的幻想。從歷史角度看，這既不協調且充滿悲涼，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時背著個小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的。”

寫作這類文章的機制是什么呢？劉紹銘說黃永玉，借用了兩句英語，一，“非筆之于紙公之于世不可（this story must be told）”；二，“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 要說此故事，普天之下，除了區區，還有誰可勝此重任？”“他記聶紺弩、林風眠、李可染和張樂平等人的文字，都顯露了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的承擔。”“黃永玉的師友篇，就是這種‘舍我其誰’的信念和‘當仁不讓’的精神驅使出來的成果。文字粗獷，散發著一股‘蒸不爛、煮不爛、捶不扁、炒不爆’的頑強生命力。”

我這次重讀，感觸深的，更增加了一些不那么被人常常提及的文章，或許是因為不起眼、不那么濃筆重彩吧，以前竟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現在卻受到難以言說的震動。

比如，《江上》，還不到一千字。寫某年坐船從漢口到重慶，半夜，船艙外過道上忽然唱起歌來，一個接一個唱。天亮后看到，八九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帶著挑子坐在過道里，有說有笑，小喜鵲一樣嘰嘰喳喳。吃午飯時候他發現，女孩子們吃的是沒有菜的白飯，于是說：“來一點豆瓣辣椒，怎么樣？”“要得嘛！”就這樣，與這群“修理地球，上山下鄉”的女孩子熟悉了——

她們原來是每人挑著一擔柴和一小包衣服的。

“一個人一擔柴到重慶去？”我問。

……

“是的，爸爸媽媽都在重慶。回家過年嘛！”

“回家過年，就挑那么一擔柴？”

“你說嘛！又不去外國旅游買紀念品。不帶柴帶啥子嘛？”

“嗯！”我的話看樣子要問完了，“——這一回，你們都回家過年了！”

“也有沒有回去的。”

“為什么沒有回去呢？沒有錢？你們不幫幫，大家湊幾個？”

“沒有錢，也沒有褲子……”

“什么？”我當時沒有聽清，“沒有什么？你們剛才說……”

“沒、有、褲、子！”

我好像忽然聽到一聲霹靂，幾乎停止了呼吸，很久才發現汗水已經濕透全身。

這樣簡單的場景、質直的對話，聚集起那么多東西，讓它們同時在場：一群涉世未深的女孩子，被荒謬的時代安排與束縛，在荒蕪貧瘠中成長，既“懂事”又不覺，青春頑強地勃發；一個經歷過風雨磨難的中年人，遭遇這個情景，遭遇這個情景中隱現的個人、時代、歷史，猝然涌起尖銳的感受，疼痛、憐憫與愛……這些同時在場的東西糾纏在一起，都在發力。黃永玉同時聽見了、看見了這一切，寫下了這一切。這樣的文字所呈現出來的現實、思想、感情，不是單一指向的；而在根本上，黃永玉站在生命這邊，贊美自己編歌唱的生命：

她們在繼續說笑著，那么好看而快樂的孩子們啊！

江面上閃著模糊的光點，船走得那么那么慢，我勉強抬起了頭：

“那些歌，昨天半夜那些歌——”我問她們，“哪里學來的？”

“咋子？是我們自己編的。”

“自己編的？……”

“好聽不好聽嘛？你說！”

我衷心地，像父親贊美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

“好啊！你們真好啊！”

閱讀隨筆的“動力機制”

李偉長把他出的幾本書一律稱作閱讀隨筆集，眼前這一本，也是。這個樸素的叫法，并不像一眼掠過去那么“老實”。

閱讀是什么？我不是要下定義，只是想說，閱讀是一種渴望，渴望未知的知識、經驗、智慧、想象，渴望閱讀之前所沒有的東西。因而，閱讀的渴望是從自覺的匱乏和欠缺中產生的。

寫隨筆也是一種渴望，嘗試著把閱讀過程中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倘若是有效的閱讀，體會不應該是固有感知的重復，會有初次遇見的東西。如何捕捉轉瞬即逝或者連續沖擊的感受和想法？如何把這些感受和想法整理、描述、深化、擴充、延長？說不清、道不明的時候，又該怎么辦？寫作這一行為是否能夠使之成形，乃至促其生長，開出花朵？

閱讀隨筆可以看作是一種渴望接上了另一種渴望，更準確地說，是同一種渴望的不斷延展。根本上的“動力機制”和過程中的步步探索，使得這一類型的寫作，比表面看起來要緊張得多，苦惱得多，興奮得多，快樂得多。

偉長一本接一本地寫，于此當深有體會，為之吸引，才欲罷不能。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寫得好，我讀得興致盎然。

怎么個好法？

譬如他講納博科夫“危險”的洛麗塔情結，當然從《洛麗塔》講起，但這本小說如此有名，還能講出什么來？他講它的前身，《洛麗塔》出版之前十幾年俄文寫成而塵封的《魔法師》，兩部作品比照，發現了敘述的意義：納博科夫經過漫長的時間，為危險的欲望找到了一個合法的敘述者。一篇短文，到此也就夠了；但他沒有打住，接著又講翁貝托·埃科放肆地戲仿《洛麗塔》，虛構一個敘述者，杜撰一份來自監獄的手稿，寫出一個完全相反的故事《乃莉塔》：一個美少年，愛上了一位老太婆。又翻出一層來；這下結束了吧？不，他還要再翻一層，干脆從書里翻到書外，講了一個現實中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講法，像寫小說一樣，他也找了一個敘述者，一個警察朋友。

有時候他不翻層，而是勾連點線，問跡追蹤。錢鍾書《容安館札記》一百九十二條：“余一九三六年夏游巴黎，行篋未攜英文小說，偶于舊書肆得The Diary of a Nobody，姑購歸閱之，嘆為奇作，絳亦有同好。一九四〇年此書收入Everyman's Library，而V.S.Pritchett復作文張之(見In My Good Books，pp．87ff)，知者稍多矣。John Betjeman謂T.S.Eliot亦喜此書（T.S.Eliot：A Symposium，compiled by R.March＆Tambimuttu，p．92）。近日圓女方取讀，因復披尋，益驚設想之巧，世間真實情事皆不能出其范圍。”這一條的信息，偉長利用盡致：不僅因此來讀解《小人物日記》這本書，還留心關聯的另外三個人、兩本書，由此費力尋找、求證、確認，展開了一次美妙的閱讀旅程；寫下來，也就是紀行了。

還有另一種紀行，事關閱讀和寫作旅程中自我的成長、反省。偉長講了一個故事：“許多年前，一個自恃頗有才華的青年，因為虛榮和稿費的誘惑，開始學寫書評……”這個青年，就是他自己。他寫君特·格拉斯的《剝洋蔥》，開頭如何寫，中間如何寫，結尾如何寫，當年的文章作為引文，赫然在目；如今再看，他看出了漂亮文字背后的空洞、匱乏，他自問這個青年人缺乏什么：“經驗，積累，成熟（也可謂之狡猾），還有自知，尤其是對自我局限的自我感知和確認。”能做這樣不留情面的檢討，當然是因為今日之我已不同于昔日之我；而如何理解君特·格拉斯的《剝洋蔥》，也就在這樣的對比敘述中顯現出來。

偉長的閱讀隨筆里有偉長，這似乎是句多余的話，但仍然要說出來，是因為印象深的緣故，讀者自會到他的文章里去辨識。 

張新穎，一九六七年生于山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沈從文的后半生》《沈從文九講》《沈從文的前半生》等；當代文學批評集《棲居與游牧之地》《雙重見證》《無能文學的力量》《置身其中》《當代批評的文學方式》《斜行線》等；隨筆集《迷戀記》《有情》《風吹小集》《讀書這么好的事》等；詩集《在詞語中間》。曾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十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等多種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