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學”與“市井文學”是文學批評領域廣泛使用的類型文學概念，用來指稱那些聚焦市民社會生活、關注市井人物命運變化且蘊含世俗文化趣味的文學形態。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學術界對二者的邊界、分期和審美價值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識。因此，兩個概念混用是一種常見現象。然而，二者雖一字之差，但在思想內涵、審美重點、價值立場和時代感等方面存在差別，應該引起文學批評界重視。

市民階層催生“市民文學”

在討論以市民為表現對象的文學形態時，批評界經常使用的通俗概念是“市民文學”，謝桃坊的《中國市民文學史》、田中陽的《百年文學與市民文化》等著作都使用此概念。相對來講，“市民”的含義通俗易懂，在《辭海》中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中世紀歐洲城市的居民，因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和城市的出現而形成，主要包括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反對封建領主，主張各項改革，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一定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展，市民逐步分化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城市貧民。二是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國居民。

多數研究者在使用“市民文學”概念時，認同它是伴隨市民階層興起而出現的文學類型。歐洲中世紀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時，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隨之出現了表達市民階層思想情感的敘事詩、諷刺喜劇、通俗小說等文學形式，以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逼退了中世紀的黑暗和蒙昧，推動了文藝復興的來臨。

就中國而言，市民階層出現于北宋時期，“坊郭戶”單獨列籍將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區別開來，標志著我國市民階層的出現，相應地出現了反映市民階層情感思想、為市民階層提供文化服務的娛樂消遣性文學形態。它發軔于北宋時期，最初以說唱語體形式存在。明清時期，市民文學臻于繁榮興盛，出現了文人創作的古典四大名著以及《金瓶梅》等經典傳世之作。經過近現代轉型，涌現出了張恨水、老舍、張愛玲等市民小說大家，并在改革開放以來再次出現繁榮景象，描摹世情風俗、反映市民生存狀態，以及市井小民命運變化等接地氣的主題意蘊，使市民文學備受社會各階層喜愛。劉心武的《鐘鼓樓》、鄧友梅的《煙壺》、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馮驥才的《三寸金蓮》、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長恨歌》、葉廣芩的《豆汁記》以及金宇澄的《繁花》等作品，充分彰顯了市民文學恒久的生命力。

“市井文學”流傳開來

與市民不同，“市井”是一個空間概念，其最初含義是指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國語·齊語》：“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后漢書·循吏傳·劉寵》：“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都是指地點。在春秋戰國及以后，市井是都邑或市街的通稱，《孟子·萬章下》：“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這里的市井與草莽相對，泛指都邑。“市井”又延伸為商賈身份，《史記·平淮書》中記載：“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無論是指空間還是身份，市井都與商品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20世紀80年代，袁行霈在《中國文學概論》一書中，將中國文學分成宮廷文學、士林文學、市井文學與鄉土文學四大類，“所謂市井文學是指在市井細民中流傳的、供他們欣賞娛樂的文學”。他認為中國市井文學可以追溯至漢樂府中的某些民歌，中唐以后市井文學主要是說唱文學，唐代的變文、宋元話本、元雜劇、南戲、明代擬話本、明清兩代的章回體小說等都可歸入市井文學。

袁行霈對中國文學的分類方法和“市井文學”概念，后來在文學研究領域被廣泛采信沿用，以致在當代文學批評中“市井文學”幾乎是約定俗成而無須界定的概念。趙伯陶的《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肖佩華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市井敘事》等著作都特別強調市井敘事，從中可以看出在當代空間理論自覺背景下“市井”作為核心概念被學者關注和研究的事實。

進入21世紀以來，部分學者提出了構建“市井詩學”的設想。這意味著從空間、文體以及政治美學等多個向度打開研究視野，把傳統的“市民文學”引向更有時代感的“市井文學”研究路徑上來。

研究者也注意到市井文學的局限性，市民階層以逐利為本，在歷史上他們從未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發揮作用。這一階層惰性決定了市井文學的思想也往往帶有世俗性、商業性和形而下特征，并且與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糾纏不清。在藝術上，市井文學走通俗化道路，容易陷入低俗、粗糙、簡單和教化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缺乏與正統經典文學創作相媲美的藝術表現力。

市井文學價值取向更加突出

“市民文學”概念有其歷史存在價值和合理性。但是，在新的空間理論背景下，“市井文學”概念受到關注和深入研究，也是學術發展規律使然，它更能凸顯此類文學形態的主體特質、倫理內涵和民族文化特色。

首先，“市民”屬于主體身份范疇，它的階層結構復雜、體量巨大，用來指涉某種文學類型顯得有些寬泛。在舊中國，市民有資本家、工商業主、工人、貧民等不同階層。我們理解的市民文學實際上是“小市民”文學，主要是指市民中的平民階層。另外，在封建社會，市民只占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和商品經濟發展，當代中國城市人口比例逐漸超過農業人口。以這樣一個體量龐大、結構復雜的群體來命名一種文學類型，很難突出這類文學形態的審美主體特征。但是，“市井”具有明確的城市平民指向性和世俗生活狀態內涵。市井空間活躍著大量城市底層平民，如小商販、個體戶、工人、小職員等，家常的雞零狗碎和柴米油鹽成了世俗生活的河流。因此，當我們說“市井文學”時，心之所系是街衢巷陌一方有溫度的人間煙火世界。

其次，“市民”的基本含義為城市居民，因而市民文學也表現出價值中立色彩。而“市井”由于其本源意義與商品買賣相關，所以蘊含著明確的商品經濟倫理。市井中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都受到商品經濟文化熏染，無論從業還是人際往來都遵循著經濟理性、趨利避害原則、平等意識和契約精神。它有別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道義至上、集體意識和義務論，在特定歷史階段表現出一定的革命性。市井文學是商品經濟倫理的藝術載體，它對封建專制文化和儒家倫理價值觀構成反思和批判，對近現代以來的人本主義思想和市井倫理進行價值建構和自我反省。因而與市民文學相比，市井文學的倫理價值指向更加突出鮮明。

最后，與相對傳統的農民階層相比，市民意味著群體性現代特征，暗含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而作為空間概念，市井具有都市民間的含義，中國城市發展的獨特道路尤其是近現代“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中洶涌的農民工大潮，以及21世紀以來城市快速擴張造成的“城中村”現象等，造成了都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混合的獨特市井空間。它內化了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是喧囂中的寧靜、流動中的恒常、摩登里的懷舊、前進中的退守。這種矛盾性美學內涵源于民族化城市發展特色，體現了文學藝術在前沿理論影響下的當代性建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井文學不同于傳統的市民文學，也有別于西方現代市民文學。它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和當代理論色彩，尤其是就近四十年的文學批評而言，顯示出其獨特思想價值和美學創新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期市井文學審美嬗變研究（1978—2018）”（19BWZ12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