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農村長大，骨子里是個鄉下人。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走出村子，到十幾公里外的城郊念高中，從此進了城。城市給了我太多教訓，但我已經離不開城市了，再也無法說自己是農村人。盡管如此，我非常珍視自己身上的“土氣”，總怕弄丟它。“土氣”讓我更真實，讓我在城市中生活時不至于委身于虛偽。

少年時代，城市對我來說非常遙遠。城市第一次對我造成沖擊，是我看到城里的學校里居然鋪了地板磚，而不是泥地，我當時大吃一驚。我的同齡人穿著襪子和球鞋走來走去，而我穿著拖鞋，走在人群里像個錯別字。

我在城里提筆寫的第一篇作文，全是關于農村的事，農村的物，農村的家，語文老師給了我很大的表揚。從此我發現自己的腦袋簡直是個斑斕的倉庫，存滿了各種草樹怪事，各種星辰螢火蟲。我開始在作文本里寫它們，后來我在小說里寫它們。我確實像個蜘蛛俠，從一個原點開始編織我的故事，從最初的半步村，到碧河鎮，再到東州市和美人城。應該說，這符合我個人的生活軌跡，我就是這樣一步步從農村走向城市。我想這也跟我們這代許多人的個體經驗是一致的。中國過去的四十年，城鎮化的發展讓許多在農村長大的人開始進入城市生活，他們剛好見證了這個時代。從過去到未來，從農村到城市，我要書寫的就是他們，而“他們”中也包括了我。農民進城，開始都活得像錯別字，慢慢地他們“改正”了自己，融入了城市建設的篇章中，成為一個標點，甚至卑微得像個筆畫。

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在變大，吞食了周邊的鄉鎮。一座城市給人們的概念和印象，也在漸漸吞食區縣鄉鎮。比如我出生的小鎮原來屬于潮安縣，“潮安”是一個比“潮州市”更為具體的地名。小時候我到鄰市鄉下親戚家做客，那里的人記不住我的名字，但根據我說話的口音，叫我“潮安弟”。但后來我再去時，他們說我是“潮州來的”，已經不提潮安了。在農耕時代，潮安作為一個縣，代表了具體的土地和農產品，而全民務工時代，由一個城市來代表即可。

這樣的個人經驗，我無法證明與其他人是否相似，但我想，人口從農村聚集到城市，再由小城市聚集到大城市，背井離鄉的人們，一定是以城市代指自己的故鄉，而無法具體到縣區和鄉鎮。從現在作家發表作品時所附帶的簡介也大概可以得到一點佐證，大部分作者介紹自己都會提到生于某省某市，再往下則意義不大；而在古代，韓昌黎、王臨川、杜少陵，這些被鑲嵌進名字里的地名，則是更為具體的“小地方”。

無名的鄉村被統稱為某一個城市。大概所有力量的匯聚都是這么一個過程，更多的人帶著具體的地名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城市，然后變成同一個名字，或者說，變成“無名”。

交流的頻繁也在加劇這種“無名化”。有一次我和一個來自荷蘭的青年作家對談，開場我就感謝了他，我說因為他的到來，我從一個廣東作家突然升級成為一個中國作家，雖然我連我老家的村子都代表不了。

第一次意識到我的出生地潮州是個小城市，是我坐了一夜的大巴來到廣州之后。那時候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到廣州姨媽家做客，她家住在白云區，她對我說，明天我帶你去廣州。我內心一驚，以為來錯地方，后來才慢慢弄清楚了，在我眼中白云區已經是廣州，但在我的姨媽眼中，廣州市區被一個看不見的曲面所包裹，有更為具體的區域。

高中的某個暑假，我終于有機會在廣州市區見識大城市，那是一個親戚委派給我的差事：幫忙看西瓜攤子。賣西瓜的攤子在大樓的架空層，一個臨時用于停車的地方。這棟大樓位于當時還不太繁華的林和西路，每天晚上我睡在路邊，在狂奔的汽車輪胎聲中入睡，總夢見自己被車輪軋過去。某天清晨我從夢中驚醒，看到一隊穿著紅色旗袍的女人向我走來，睡眼蒙眬中我以為自己真的到了天堂。慢慢我才看清楚，她們并不是沖著我來的，而是走向架空層另一側的墻壁，在那里練習俯臥撐。我見她們做俯臥撐的時候不是手掌撐地，而是五指撐墻，像在練習九陰白骨爪。我心里好奇，鼓起勇氣跟一個正在揉紅腫指關節的姐姐搭訕，聊聊才知道，她們這是在練指力，這樣沐足的時候才有力氣。我內心頓時深感敬佩，果然術業有專攻，每個行業都不容易，在大城市里，連幫人家洗腳都這么講究。幾年前看過一個報道稱，沐足行業的整個產值早就超過我所在的圖書出版業，不禁啞然失笑，心中嘆息，人家果然還是要專業一些。

二

大學畢業的時候，由于對農村和土地的執念，我跟自己說，既然要到城里工作，那么應該找一個“城里的鄉村”。就這樣，我來到東莞的松山湖，這個地方非常符合我的想象，地處東莞城市的腹地，圍著一個叫松木山水庫的湖建了一個科技園區。這一規劃現在看應該說非常有遠見，如今這里已經是國家級的高新區，包括華為在內的很多科技企業進駐，讓松山湖成為整座城市的心臟。但我二〇〇五年來這里的一所學校面試時，周圍都是泥土，樹木剛栽種下去，地上的草皮剛鋪上還沒有長起來，一切看起來就像農村。那會兒還沒有手機導航這些玩意，很多司機在松山湖迷路，到了夜里，整個松山湖一片漆黑，蟲鳴聲聲，如果偶爾升起一輪明月，那簡直就是童年的景象了。

我在松山湖邊上工作生活了八年，每天教書、讀書、寫作，跟同事喝著小酒談古今中外作家，現在想想，那段歲月如同隱居。所以當別人問我對東莞的感受如何時，我才發現我其實對這座世界工廠所知甚少，我的同事除了少數本地人，多數都是外地人，再有就是家長，接觸得最多的是我的學生，不過他們都是孩子。進一步了解又發現，所謂的本地人，其實也有許多本來也是外地人，比如學生的家長很多也是新莞人，孩子的東莞話講得比他們好。

至此，我明白我對這座城市的了解已經足夠，我身邊的這些人，其實已經是這座城市的縮影。東莞這樣一座世界工廠，它的外來人口遠遠高于本地人口，這就是這座城市的主要特征。所以，在松山湖畔，我開始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時，除了時時反顧，將目光聚焦在記憶中的潮州老家，那個有河流穿過的村莊之外，我做得最多的是文化元素的移植，以此來對應我所面對的“城市移民”。我虛構了以半步村為原點的碧河世界，但并非故鄉事物的一一對應，只是取材嶺南的文化元素。比如我筆下的“東州市”，就可以看作是我生活過的東莞、潮州、廣州這三座城市的合集，“東州”這兩個字就取了這三座城市名字中的公約數。城市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很多人的遷徙，許多人也會因此失去了故鄉。所以構建一個精神的故鄉才顯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說，一個人的故鄉經驗，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何以為我”。每個作家的寫作，必然帶上他生活經驗的烙印，這也是一個作家獨有的寫作資源。當下信息洪流涌動，但每個人所接觸的信息都非常同質化，個人經驗的開發就顯得非常珍貴，因為這是寫作獨特性和辨識度的根源。只有將個人的經驗開發好，優化利用，才可能打通通往外部世界的門戶。

那么，一個作家應該如何看待城市與農村的關系，這成為一個大問題。應該認識到，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是復雜而多元的社會形態，城鄉對立的思想早應該被拋棄，當下的生活，沒有絕對的城鄉之別，只有中心和邊緣的相互滲透。就我生活的廣東而言，又不得不考慮人口遷徙所帶來的多元和復雜。廣東是人口輸入大省，每個異鄉人都會帶著故鄉的記憶，城市里的記憶成為故鄉記憶的集合，而這些集合很可能沒有任何交集，這就是城市人的孤獨。城市制造了一個曲面，像一個凸透鏡聚焦了所有的光。比如在廣東，珠三角的繁榮吸引了諸多目光，容易讓人忘記粵東西北的廣大區域基本是鄉村和小鎮構成的。而繁華的都市里，也不乏城中村，許多人在其中討生活。作家需要看到城市中的農村，并不是說作家一定要將視線集中在農村地區，而是我們要重新去認識今天的農村，它不是田園牧歌的想象，而是滲透在城市里每個人身邊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存在，一種形態。比如很多人家里的保姆可能就是農民，菜市場賣菜的大叔隨時可以變成農民；再比如一個快遞送到你手中，這一般被認為是都市的生活方式，但是它的轉運常常是在城中村完成的，可能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完成了包裝，他內心正在盤算著何時賺到足夠的錢就回老家建房子。所以，當下的農村需要被重新審視，一個作家如果無視農村，應該是巨大的損失；當下的城市也需要被重新審視，不能再以一種基于物欲的想象去理解城市生活，那得到的只能是電視上的泡沫劇。

三

二〇一七年我到北京讀書，終于在北方見識了鮮明的四季，見識了落葉和飄雪，這對一個南方人來說是難得的經歷。對我而言，遠離故鄉，遠離南方，也讓我更清楚地看到南方的豐饒和可愛，這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書寫。北方開闊，南方靈動，地理氣候對創作的影響不言而喻。記憶中的南方風物多元而駁雜，我也更理解南方城市的氣象和韻致。有了北方的坐標，我能夠更好地想象南方。

天氣好的時候，我試過騎著共享單車在北京城里轉悠，這是觀察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我跟一些在北京工作的朋友聊過，他們對這座城市的記憶，大部分由地鐵站組成：朝陽門、積水潭、三元橋、十里堡……地鐵站以外的地方，他們所知甚少。我慢慢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輕人，幾乎都是如此，除了工作和生活每天必須到達的地方，地鐵站以外的世界對于他們來說，幾乎是一片模糊。

由此可以給出一種理解，當我們面對一座城市的時候，其實存在一個看不見的曲面將城市分為不同的空間，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這共同構成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認識和想象。在這些交錯的曲面中，我們能看到不同的想象分泌出不同的文學：一些作家會寫澡堂子和乒乓球館，另一些作家會寫指甲油和高腳杯；一些作家會寫進城保姆和下崗工人，另一些作家會寫小三爭寵和金融慘案。如果走近一點，也會發現這些作品之中也存在看不見的曲面，城市生活在其中涌動，關乎永恒的文學品質在其中潛伏，而所有的作家都站在曲面上，希望像《紅樓夢》那樣在煩瑣世俗的生活陳述中抵達永恒之境。

人群聚集的城市，讓故事從鄉野中集中過來，由此也加深了故事的密度。真正意義的鄉村（作為詩的部分）正在消亡，或者說以更為復雜的形態存在。未來要探尋純粹的鄉村，大概只能通過技術還原，就如高分美劇《西部世界》中所展現的鄉村小鎮生活場景，不過是一個人工智能的游戲世界。而在另一部電視劇《相對宇宙》中，一座城市被分裂為兩個世界，這里面既有歷史的隱喻，也是對人類精神世界日漸破碎的投影。影視中未來世界的城市圖景，暗示了文學或將走向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