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樓東大街中央文學研究所（舊址） 資料圖片

1950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復同意成立中央文學研究所 資料圖片

魯迅文學院芍藥居校區外景 資料圖片

2020年，魯迅文學院（以下簡稱魯院）迎來70周年華誕。

70年來，從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到魯迅文學院，這座中國唯一一所國家級的以聯系作家、服務作家、團結作家、培養作家為宗旨的教學與研究機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教育之路，為中國當代文壇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由此，魯院被譽為“作家的搖籃”，成為一代代青年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向往的“文學的殿堂”。

初心 為新中國培養文學新人

1950年12月27日，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此時，新中國成立僅僅一年有余，有多少關系政權穩定和國計民生的重要事務急需處理，一所文學教育研究機構為何能夠提上議事日程？

其實，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項工作就在一批文學界領導人心中醞釀著。

丁玲是文研所的首倡者和創辦者。她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專題發言中提出，要成立專門機構，對青年寫作者提供幫助。為了籌辦這所機構，她在1949年訪蘇期間曾專程考察高爾基文學研究院。茅盾也以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為例，強調培養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作為當時文學界的領導者，茅盾、丁玲等人對作家隊伍的現狀有深入了解和清醒認識，他們深知，要發展和繁榮新中國文學事業，必須有一支高水平的創作隊伍。因此，對中青年作家進行教育和培養，就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第一次文代會通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中，就把“培養群眾中的新的文藝力量”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務， 并把“籌辦文學院”列入1950年的工作計劃。

作家們的想法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思考可謂不謀而合。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著眼于新中國文化事業長遠發展的需要，敏銳地洞察到培養社會主義文學新人的必要性、緊迫性。毛澤東、劉少奇先后與丁玲談話，讓她辦一所培養自己的作家的學校。在文研所成立過程中，周恩來給予了具體而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1949年10月24日，全國文協（中國作協前身）創作部在《創辦文學院建議書》中提出：按文學藝術各部門來說，文學是一種基礎藝術，目前有戲劇、音樂、美術各學院，恰恰缺少文學院；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除延安的魯藝文學系和聯大文學系培養文學干部外，一般的文學工作者都是單槍匹馬；各地已涌現出許多青年文學工作者，他們有的實際生活較豐富，尚未寫出多少好作品，有的雖寫了一些，但思想性藝術性還比較低，迫切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文藝上的系統學習。只有黨和政府有計劃的領導，文學人才才能更多更好地出現，文學上也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

1950年4月24日，全國文聯黨組向文化部提交報告，重述了《建議書》所列理由，同時提出，考慮到目前國家的經濟和人力情況，不可能馬上創辦大規模的文學院，所以暫以小規模的文學研究院為宜。建議學校定名為國立魯迅文學研究院。

1950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簽發命令，宣布“正式成立中央文學研究所”。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成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郭沫若稱之為“一個偉大事件”。《人民日報》指出，成立文學研究所的目的是：“選調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經過一定時期的專門學習研究，提高其政治與業務的水平，培養實踐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文學創作、文學運動組織、編輯、教育、理論批評等方面的干部，為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準備文學方面的條件，以便配合國家建設的總任務。”魯院成立70年來，雖然名稱變了，辦學條件、辦學規模、辦學方式、辦學思路變了，但始終不變的是初心：為中國當代文學培養文學新人。

文研所聚集了當時文學界一流作家、評論家、知名學者與教授。文研所主任丁玲是有重要影響的女作家，她很早就奔赴延安，成為延安文藝界的領導人之一。副主任張天翼，秘書長田間，副秘書長康濯、馬烽都是知名作家、詩人。文研所邀請了鄭振鐸、郭沫若、俞平伯、余冠英、游國恩、葉圣陶、聶紺弩、阿英、鐘敬文等講授古典文學；張天翼、何干之、曹靖華、李霽野、李又然、吳組緗、陳企霞、鄭振鐸、丁玲、老舍、黃藥眠、趙樹理等講授中國新文學專題課程；李廣田、楊思仲、黃藥眠、葉圣陶、艾青、田間、丁玲、胡風等講授文藝學課程；周揚、馮雪峰、艾青、陳企霞、何其芳、肖殷、嚴文井、丁玲等講授文藝思想與文藝政策方面的課程。還邀請了周立波、阮章競、柳青、柯仲平、劉白羽、楊朔、秦兆陽等作家談創作。

1953年11月，中央文學研究所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1957年11月停辦。

探索 卓有成效的文學教育之路

文學研究所如何開展工作？要培養什么樣的作家？

丁玲等人對文研所的辦學宗旨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培養實踐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文學創作、文學運動組織、編輯、教育、理論批評等方面的干部。”這是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積極響應。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文學藝術干部和文學藝術工作者，為開展社會主義文學教育提供了寶貴經驗。文研所正是延安魯藝及后來的華北聯大文學系辦學實踐的延續和傳承。

另一方面，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為文研所的創辦和實踐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劉少奇訪蘇的時候，斯大林曾經跟他談過培養作家、詩人的事情；回國后他即找丁玲談話，給她布置任務。文研所副秘書長康濯也訪問過高爾基文學研究院，回國后寫了一份《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情況》，“供所內的同志參考”。文研所制定的《教學計劃》，更是直接借鑒了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教學計劃》。

對文研所的定位，當年的《人民日報》這樣介紹：“中央文學研究所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毛主席文藝方針的青年干部學校。”教學與創作、研究并重，這也正是丁玲、茅盾、周揚等人對于文研所（文學院）的心理預期。

根據這一定位，文研所在制定教學研究工作計劃時，遵循了如下原則：

強調學習政治，學習理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強調學習歷史，研究自己民族的與蘇聯、俄羅斯及世界文學的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優良的部分，發展我們的新文藝；強調實踐并發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人民文藝的偉大成就，加強思想改造，在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中，進一步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教學方法上不同于當時一般的高校中文系。

在這一時期，文研所制定并貫徹執行了緊貼時代的教學課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學員不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創作出大批優秀的反映時代與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1980年，文講所恢復辦學，后來改建為魯迅文學院。文講所以及后來的魯院，部分延續了1950年代的文研所、文講所以及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教學模式，例如教學內容的組合方式，名家講座、社會實踐與自習、創作結合的方式，院內也逐步發展了教師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功能。

與此同時，文講所在歷史上舊有的培訓模式中尋求新的突破，使之適應新形勢對作家培養提出的需求，試圖從過去的單一化培訓逐漸向正規化轉變，為創立魯迅文學院準備條件和積累經驗。從制定招生計劃起，即強調和突出了文化與知識綜合水平的重要性。在制定教學計劃上，總的指導思想是：在繼承文研所、文講所歷年培訓作家所積累的豐富經驗與有效做法的基礎上，融入新的教學理念和元素，注意吸收普通高校文學系系統化教學的成功經驗，注重基礎理論和文化知識的教育，并使之與學員的文學創作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授課內容上，大致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文學史、文藝理論，包括名著選讀、作品分析、作家研究、語法修辭等；二是作家談創作；三是政治、經濟、歷史、哲學和其他方面知識性講座。

改建為魯院后，在師資的安排上，鑒于魯院對師資要求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所以依然采用主要依靠社會資源的做法。即聘請有關單位的專家、教授、作家、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授課。對教師的總體要求是：這些教師應是該領域最具權威性的人士，或是近年來新涌現出來的某研究領域的前沿人物，愿意并熱心為中青年作家授課，其中大部分應已經過文講所授課檢驗。同時，魯院還聘請了一批在文學創作上有相當成就和經驗的作家擔任創作輔導員，對學員的創作實踐進行具體輔導。

教學計劃的另一個重要之處，是特別指出了自學與研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教學要理論聯系實際，在認真聽課、研讀名著、小組漫談的基礎上，組織必要的課堂討論。強調學員學習的主動性、自覺性，提倡學員之間的互學。

適應當代文學發展實際，在長期教學實踐中，魯院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以政治理論與國情時政課、文學創作課、大文化課三大板塊并重的教學模式。政治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主，國情時政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極大地開闊了學員們的視野。文學創作板塊包括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實踐，邀請著名作家評論家和專家教授授課；同時為高研班學員配備文學創作輔導老師，一對一指導。大文化課包括除文學之外的所有藝術門類，以及歷史、地理、傳媒等。對于不同班次的學員，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高研班采取課堂學習與自學、研討相結合的方法，短期培訓班則以課堂授課為主。

跨越 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

在丁玲等老一輩文研所人的構想中，他們想辦的是一所以培養文學新人為目的的正規學院。1980年1月8日，文講所恢復辦學后，就不斷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更名。1983年1月9日，文講所在《關于文學講習所工作改革意見的報告》中提出：“積極籌辦文學院，到1985年建成魯迅文學院。”1984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復同意“將文學講習所改建為魯迅文學院”。批復認為：“無論是從需要或可能來看，還是從教學力量或招生對象來看，辦這所魯迅文學院是可行的。”

至此，丁玲等老一輩文研所人的心愿終于實現！

從文講所到魯院，不是一次簡單的名稱變更，而是需要進行改造、建設、升級。所以，從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到魯迅文學院，是一次質的提升和跨越。

首先，辦學條件得到極大改善。

文研所成立時，完全是白手起家，沒有校舍，沒有圖書，一切都是從零開始。1980年文講所恢復后，再一次面臨無處辦學的窘境，只能暫時租借場地辦學，甚至因校舍原因而延遲開學和暫時停課。人手又緊張，辦學條件極為艱苦。在中央有關部門的關心下，先后建成魯院八里莊校區和芍藥居校區，結束了流浪的局面，辦公環境、辦公條件得到極大改善。

更大的變化是辦學思想上的改變。魯迅文學院的成立，是改革開放的結果。與老一輩文研所人相比，魯院人思想更加解放，視野更加開闊，思路更加活躍。魯院成立后，積極探索辦學新模式，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辦學培訓模式，辦學思路、辦學理念也實現了與時俱進。

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創作呈現出異常活躍和繁榮的景象，一批文學新人嶄露頭角。因應新的形勢和要求，文講所及魯院成立初期，針對不同群體、不同對象開展文學教育，初步形成了作家班、進修班、函授班三種辦學層次；并與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聯合辦學，開展學歷教育。

進入90年代，魯院在教學方面進行了多形式、多方面的探索，經歷了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經驗積累期。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客觀形勢和需求，短期進修班成為這一時期魯院主要的培訓模式。1998年，魯院首次舉辦文學創作研究班，這個班雖然時間短，但規格和質量都很高，為新世紀高研班的舉辦提供了某些探索。

2001年，中國作協黨組經過廣泛而深入的調研認識到，魯院現行的辦學狀況和教學模式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的要求，黨組提出舉辦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簡稱高研班）的設想，這些設想包括教學規格的提高、教學方式的改進、教學思想的深化、教學機構的調整以及教學設施的改善等等。其中最根本的變化是，堅決摒棄收費辦學的路子，完全由國家出錢資助作家學習和創作。這一設想得到中央領導同志肯定和支持。國家有關部門給予高度重視，投入大量資金，對魯院校舍進行了徹底改造，完善了教學設施，改善了教學條件。

2002年9月，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開學。舉辦高研班，是中宣部和中國作協立足于新世紀文學戰略，團結廣大中青年作家，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確保文學創作隊伍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是一項培養新世紀文學人才的重點工程，是當下中國文學建設工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個亮點。以魯院為依托，集中國內一批優秀的中青年作家，為他們舉辦一種既帶有學習性質，又帶有研究性質的學習班，幫助和推動他們的文學創作，同時讓他們對中國文學發展方向進行探討和思考，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從此，魯院的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魯院迄今已舉辦38屆高研班，將近2000名優秀中青年作家在這里得到了高水平的培訓與學習。

進入21世紀，除了全力辦好高研班外，魯院開始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與培訓，探索改進教學方法和培訓模式。

為了培養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家、扶持少數民族作家，助推網絡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從2010年、2013年起，魯院先后開始有計劃地開展網絡文學作家培訓和少數民族作家培訓，并列入年度常規教學培訓工作。迄今為止，已有1000余名網絡作家、1500余名少數民族作家受到培訓。同時，魯院還積極舉辦基層作家培訓班、殘疾人作家培訓班，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反響。

根據中央書記處批準的《中國作協深化改革方案》，從2017年起，魯院開始舉辦國際寫作計劃，積極開展國際文學交流，促進各國作家的深度交流，推動人類精神領域的互聯互通，以文學的方式展示我國繁榮發展、民主進步、文明開放、和平和諧的良好國家形象，加深并擴展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認知與了解。來自各個國家的優秀中青年作家在這里親眼看到中國的巨大變化，了解中國文學發展現狀，感受魯院的人文氣息。不少作家把他們的所觀所感寫成文章，在所在國報刊發表。

2019年，魯院舉辦了歷史上第一個由56個民族作家組成的多民族作家高研班。56個民族的優秀作家首次相聚魯院，增進了不同民族作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團結，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

為了培養學者型作家，培養高素質的文學創作和評論人才，自2017年起，魯院與北師大再度攜手，聯合舉辦研究生班。

2020年起，魯院決定延伸工作手臂，實施青年作家“培根工程”。每年遴選若干名創作實力較強、創作業績突出、發展前景良好的優秀學員，進行重點跟蹤培養，更深程度地介入文學現場和作家成長。

目前，魯院已形成了以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為中心，兼顧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作家、行業作家、基層作家，涵蓋學歷教育、短期培訓與國際文學交流，重點突出、覆蓋全面、成熟穩定的辦學格局和培訓模式。

碩果 桃李芬芳滿眼春

在近日播出的電視紀錄片《文學的故鄉》中，作家遲子建手舉著一枚陳舊的魯院校徽，充滿感情地說：“在魯迅文學院的學習，給我打開了另外一個文學天地。我接觸到不同的作家，不同的風格，各個老師帶來不同的課程，對我的影響確實很大。”像遲子建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在他們的文學成長道路上，魯院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70年來，魯院繼承延安魯藝為國為民的文脈精神，堅守“為人民培養作家，培養人民作家；為時代培養作家，培養時代作家”的辦學理念，與當代文學同頻共振，為中國文壇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中青年作家，在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從1950年12月到1957年11月，文研（講）所培養了279名學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隊伍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績。馬烽、陳登科、徐光耀、瑪拉沁夫、鄧友梅、唐達成等當時或日后活躍于中國文壇的作家均在那一時期來到文研（講）所學習。

從1980年恢復辦學至今，數以萬計的中青年作家和文學寫作者在魯院得到了文學的滋養和豐潤，不少人成為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諸如蔣子龍、莫言、葉辛、王安憶、高洪波、烏熱爾圖、鄧剛、趙本夫、朱蘇進、喬良、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周大新、畢淑敏、于堅、陸天明、張平、周梅森、何申、范小青、邱華棟、秦文君、葉廣芩、王旭烽、談歌、關仁山、徐坤、馬麗華、柳建偉、孫惠芬、紅柯、劉亮程、石舒清、次仁羅布、萬瑪才旦、阿拉提·阿斯木、溫亞軍、馬金蓮等等。在中國文學四大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兒童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政府出版獎、中國圖書獎等重要獎項獲得者中，有很多都在魯院深造過。

2012年10月，魯院與北師大聯辦1988級“文藝學·文學創作”專業研究生班文學碩士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獲獎只是一個看得見的標尺，其實，魯院對當代文學的貢獻是潛移默化的。魯院是一粒火種，點燃文學的星星之火，終呈燎原之勢。無數青年作家、文學愛好者，在這里受到藝術的熏陶，堅定藝術理想，提升文學境界，源源不斷地補充進文學創作隊伍中。他們將為構建中國當代文學大廈添磚加瓦。

（作者：徐可，系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 

相關文章：

束沛德：親歷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協

王軍：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

汪硯：中國作家協會的七十年

李蔚超：記草創階段的中央文學研究所

王秀濤：從全國文協到中國作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