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我就被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協”(全稱是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時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我們幾個搞創作的人，被編成了一個創作小組。

創作組沒有具體創作任務。我除了為報刊寫點短篇小說外，主要時間是看書。在根據地時沒有這樣的條件，主要是沒有書，現在當然要抓緊這個時機學習了。不久之后，聽說文化部把原北平藝專改成了美術學院，同時正在籌建戲劇學院和音樂學院。我猜想一定也會成立一個文學院，那樣我就有了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創作組好多同志和我有同樣的想法。可是經過多方打聽，得知文化部根本就沒有創建文學院的打算。我們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文協，并把這一想法向主持文協工作的副主席丁玲講了。丁玲同志說，她經常收到一些青年作者的來信，大都是要求有一個學習提高的地方。她還說：特別是解放區土生土長的一大批作者，急需要提高他們的文學素養。這事她和文協的其他領導都交換過意見。這就是說，他們早已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了。

1950年春季的一天(具體日子記不得了)，文協召集在京的理事及文學工作者開了一次茶話會，地址設在北海“仿膳”。前來參加會議的大約有五六十人，大都是文學界的知名人士。主持會議的是文協主席茅盾。茶話會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向文協領導提了一項建議，大意是說：在《講話》精神指引下，各解放區都培養了一些青年文學工作者，雖然也寫了一些作品，但由于文化素質有限，因而作品水平也就不高。我們非常希望文協能夠創辦一個文學院，使我們能夠有一個進修學習的機會。

我的話剛說完，老舍先生就接上說：“這是個好意見。我看不僅年輕人需要學習，我們這些上了年歲的人也需要學習。不然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他的表態引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大約過了個把月。有一天，丁玲同志把創作組的人召集到一起開會，告訴我們說文協主席團、黨組經過商討，認為辦文學院條件不成熟，決定辦一個文學研究所，主要是給一批土生土長的青年作者創造一個學習提高的場所。不公開招生，而是采用調干進修。以自學為主，請專家講課為輔。黨組已向中宣部打了報告，中宣部同意，并指示由文協與文化部共同辦理。業務學習由文協負責，行政、黨務由文化部領導，開辦經費亦由文化部教育司撥給。

聽到這一消息，我們都非常高興。具體的籌備工作也就落在了整個創作組的肩上。分配給我和陳淼的具體任務是購買房子。文研所的當務之急就是買房子，麻雀下蛋孵雛還要先筑個巢，買不下房子，辦研究所就成了一句空話。因而那時，我和陳淼天天騎上自行車，跟著“房纖”滿城轉游。有時趕不回來吃中午飯，就只好買個燒餅充饑。我專門買了一份北京地圖，凡看過的地方都標了記號，并在筆記本上寫明房屋的間數、質量、價格、優點、缺陷等，為的是作個比較。我和陳淼經過一番比較，都覺得鼓樓東大街103號這座宅第倒還可以。另外還有一處是什剎海后海南河沿，環境比較幽靜，空地大，房子也不算少，只是有點雜亂無章，大瓦房與小平房混在一起，可房價比較便宜，只要預算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全部買下。

丁玲同志來看了，她看后也很滿意，可她又舍不得放棄后海南河沿那一處。她說：“調來進修的同志都是搞創作的，他們要看書，難免也要寫點東西，住的應當盡量寬松一些。一個房間里最多不要超過兩個人。這兩處地方相距又不遠，最好能都買下。”第二天她就親自出馬找了文化部。很快文化部就派人來了解情況、察看兩處地址，終于答應給再增加一部分購房經費。

我沒有參加簽定契約的事。當時文協派我參加中國人民代表團，赴朝鮮參加朝鮮解放5周年慶祝活動。

當10月初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文研所的籌備工作大體上已經就緒，機構人員也宣布了：所長由丁玲兼任，副所長是老作家張天翼，田間任秘書長，康濯任副秘書長。下設行政、教務兩個處。行政處長是邢野，教務處長是石丁。陳淼兼任了丁玲的秘書，為的是與所長聯系起來方便。我被文化部黨委指定為所里的黨支部書記，為了工作起來方便，掛第二副秘書長名義。聽到這消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積極參與文研所的籌備工作，目的就是想在這個環境中安安心心聽聽課，讀點書，以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如果擔任了這一職務，必然影響學習。思來想去覺得文化部黨委一定是聽了丁玲的建議才下的這一指示，于是我就去找丁玲同志辭職。我說了好多理由，她沒有勸說我，也沒批評我，而是巧妙地說服了我。她說：“你想安心學習，這我能理解。康濯、邢野他們也想專心學習。我是作家，想專門去搞創作。這樣咱們就只好散攤了。”她這一說，我也就不好再說什么了。

文研所正式開學是在第二年(1951年)的1月初，具體日子記不得了，只記得就在那間會議室里舉行了開學典禮。除所長、副所長外，郭沫若、茅盾、周揚、沙可夫，還有一些老作家老教授也參加了。典禮雖然沒有宏大的場面，但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從這天以后，文研所就正式開課了。

（作者為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