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中央文學研究所——文學講習所所以能誕生和繼續，是因為戰爭中有一大批文學青年，在鐵、血、火中過著艱苦的歲月，沒有時間讀書，他們渴望學習提高。而黨又需要培養一批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藝創作骨干。在這樣的形勢和客觀需要下，丁玲等才張羅辦起了文學講習所。

十年動亂后，又有一大批有才華的文學青年，上山下鄉，或是當工人，或是參了軍，他們雖有所得，基層生活給了他們創作靈感，但是失去了上學讀書的機遇。加之“四人幫”實行的法西斯文化專政，把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都批為封、資、修，成為禁讀的書，就是有時間，一時也難以找到愿意讀的書。“四人幫”被打倒后，這些文學青年猶如出籠的鳥兒，在自由飛翔中，渴望讀書，學習作家應有的各方面的知識；希冀有經驗的老作家和名教授的指點；向往廣交文學朋友，互相交流經驗和心得體會；也需要文壇認識他們，乃至幫助他們疏通發表作品的渠道，結識報、刊社的編輯家、評論家和出版界人士，而文學講習所恰是他們理想的、可以兼得的進修的地方。

1979年，我在和當時中國作協主持工作的黨組副書記李季交談時，他也認為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中，恢復文學講習所是必要的。當年12月，全國四次文代會結束后，李季讓我負責同王劍青、古鑒茲三人組成恢復文學講習所的籌備組，開展籌備工作。我們開了一次籌備會，一致認為首先應向中宣部作一關于恢復文講所的請示報告，由古鑒茲起草。我拿著報告稿找李季，李季說早寫了報告，中宣部批了。我向作協辦公室要了“報告”看，原來是一紙公文旅行，上面寫著原中宣部部長黃鎮的意見：“似應和計劃委員會、編制委員會協商”，其他人有的簽了名，有的同意附和黃鎮的意見。李季閱后對我說，你再寫一份給中宣部的報告，我把報告稿送到中宣部并去找熟悉的人談了。1980年1月中旬，李季召開了一次作協黨組會，會上李季宣讀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批語：“同意恢復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接著說：“邊籌備，邊辦班，先辦個小說創作短訓班。”

不管時間長短，邊籌備，邊辦班的決定是正確的。當時，我們的國家經過十年浩劫，經濟瀕于崩潰邊緣，各方面都很困難。文講所的恢復甚至比創辦還難，說是恢復，頭上無片瓦，地上無鞋地，白手起家辦學校。等到有校舍設備和必要的師資，要到哪年哪月！當時租了朝陽區黨校四十余床位，便著手辦班。3月8日，眼看新生即將到來，我對古鑒茲說：“我們因陋就簡，也不能簡到沒有電視機和錄放機。這是學員的文化生活和速記員整理講義必需的。你向李季匯報籌備工作情況后，提出要電視機、錄放機。”古鑒茲回來說：“李季的情緒很好，立刻對作協辦公室的同志說，要把最好的電視機和錄放機給文學講習所。”第二天上午，嚴辰對我說：“昨天李季同志逝世了。”這么突然的消息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急問：“是誰？”嚴辰再說：“李季。”原來李季誤喝了兒子外用治關節炎的藥酒，心臟病突發猝亡，李季任黨組副書記時，恢復文學講習所是他的決策之一，才58歲的他還來不及看看復所后報到的學員，就匆匆地離開了人世。

不久，小說創作班的人都到齊了，共33人。他們都是嶄露頭角的小說作者，其中的蔣子龍、葉文玲、喬典運已是全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在艱苦困難的條件下，舉辦了開學茶話會，所內干部分別擔任服務員、接待員、采購(或借物)員。只花了買寫橫標用的紙錢，把小桌拼成方桌，用床單蒙上，在朝陽區黨校教室布置了樸素大方的會場。另外花了十幾元錢，買了些大花生、豆大的普通粉餅干和茶葉。沒有茶壺，我便把茶葉放入保溫瓶，茶葉本是低檔的，把開水沏到保溫瓶中，那茶的味道更不好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陳荒煤、沙汀、馮牧等都來祝賀。李季逝世后，陳荒煤負責主持中國作家協會的工作，他笑著看這簡樸的會場，伸手抓了幾塊小餅干，邊吃邊聽我簡短的匯報。

學員學習了兩個月后，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延長學習時間，由3個月延至半年；二是續所譜，將小說創作短訓班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五期。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討論，陳荒煤、馮牧等都發表意見，同意學員的建議。我順便提出了繼續辦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班，再辦個編輯評論班。黨組同志討論時認為辦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班，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適應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的需要。編輯、評論是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撥亂反正的重要環節，辦個編輯、理論班是必要的。陳荒煤同志拍板作了決定，于是便有了講習所第六期、第七期……這次作協的黨組會對文學講習所繼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為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