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位于今之北京鼓樓東大街的263號。

由于某些機緣，我先后去了三次。一次是2006年的冬天，為了紀念魯迅文學院函授教育20周年而拍攝紀念片；第二次是2010年的春天，為了紀念魯迅文學院建院60周年而制作紀念冊；第三次是2010年的9月9日為了撰寫這則短文。之所以頻繁地造訪，是因為，魯迅文學院的前身就是中央文學研究所，來這里不僅僅是為了吊問，更多的是為了尋找記憶，尋找魯迅文學院曾經的歷史。

263號的主體是四合院三進。西側是跨院，植有一株棗樹，東跨院植有一株國槐、一株洋槐，都是胸徑很粗的大樹了，國槐的北邊種有兩畦潔白的玉簪。第一進院子有一株高大的榆樹，在饑饉的日子里，它淺黃色的果實，北京人叫榆錢，可以充饑。據說榆樹開一種淡紫色的花朵，曾經在南朝做官，后來被迫淹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有這樣兩句詩：“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巧似錢。”桃花的顏色為什么要與馬相聯，難道馬是胭脂顏色的嗎？難于想通。榆莢與錢的關系，卻是恰當的，當然只是外形的相似而已。

在魯迅文學院的檔案室里，保存有關于籌建中央文學研究所，需要購置房子數量的兩份文件，一件是“一百五十間至二百間”，一件是“一百間”，而現在這里的房子只有五十四間。那么其余的房子呢？在什剎海北官房也有一座四合院，曾經是學員宿舍，插秧似的，擠滿了各種丑陋的小棚子。北京的四合院是按照九宮格建造的，位于四周的坎、艮、震、巽、離、坤、兌、乾八宮，與中央之宮，合稱九宮。庭院處于院落正中，即中央之宮，是家人休閑、聚會的公共場所。私自搭建的棚子將公眾的場所擠占，公器私用，破壞了九宮格的布局。

新中國建國初期，許多院校在北京城內選擇校址，中央音樂學院占用了醇親王府（南府），人民大學占用了段祺瑞的執政府，中央戲劇學院占用了靳云鵬的宅子，此公做過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理，是當時的烜赫人物，這些校址都是百畝以上的大宅。人民大學后來遷徙海淀，那兩所學院至今沒有搬遷，弦歌不輟;而中央文學研究所卻是命運多舛，在這個地方辦學不過是七八年的光陰而已，就在1957年11月被一場罡風吹走，再未回來。雖然如此，她卻為新中國培養了那么多的優秀作家：馬烽、陳登科、鄧友梅、徐光耀，而梁斌則在這里創作了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從1950到1966年“文革”前夕，僅以電影為例，影響較大的電影，在這里學習過的學員便提供了如下劇本：

徐光耀：《小兵張嘎》；

馬 烽：《我們村里的年輕人》；

董曉華：《董存瑞》；

邢 野：《平原游擊隊》；

和谷巖：《狼牙山五壯士》；

白 刃：《兵臨城下》；

梁 信：《紅色娘子軍》；

朱祖貽：《甲午海戰》；

那時候，最優秀的學者與作家經常蒞此授課，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艾青、葉圣陶……使得知曉這段歷史的人，于此蹀躞時的心情是復雜的。我也浸淫在這種情緒里，因此觀察起來格外認真。在二進院落的東南，有一座小巧的邊門，我注意到那里的屋頂，非大式建筑采用的板瓦，而院內的小型建筑，垂花門、抄手游廊一類的頂部卻采取了小型的筒瓦,與其配套的瓦當與滴水也是這樣。

瓦當位于瓦壟末梢，一塊一塊的筒瓦從屋脊奔赴而下，在接近屋檐的位置戛然而止，其原因就在于瓦當將瓦擋住，因此瓦當是應該倒讀，讀擋瓦的。滴水位于瓦溝的末端，從屋頂傾瀉的雨水通過滴水流到地平，保護屋檐以下的構件不受雨雪的侵擾。無論是瓦當還是滴水都有一個外立面，細心的匠人在上面雕琢圖案。瓦當的圖案往往采取壽字形狀，這里的瓦當也是如此。滴水呢？這里是荷花、水波與蓮蓬，既有花瓣的精致也有花蕾的微妙，翠綠而飽滿的蓮蓬的折枝，繚繞著清澈而輕紗一樣微皺的水波，該是清秋物候了，站在這樣的滴水下面，即使在炎熱的夏季也會感到些許涼意。

這當然只是我的一點感受，或者說一種審美意境，并不能說明什么。現實是，邊門早已蒼老，承托瓦當與滴水的飛椽、瓦口與大連檐已然錯位變形，時間的風沙畢竟吹襲了六十年，難免不刻印折痕。瓦當與滴水能夠保存得如此之好，說明當時工匠的精細與認真，而使人難以釋懷。當然，難以釋懷的還有曾經以其為駐地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她的輝煌、苦難與挫折。我想到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丁玲，想到美麗、驕恣的莎菲女士，想到渾闊、湍急的桑干河，想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那樣的褒揚，當然也想到她的厄運與那樣沉痛的話。1984年7月26日，當在醫院治病的丁玲聽說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了關于為其恢復名譽的通知以后，脫口而出這樣一句話：“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的沉冤，這次大白了！”隨即她打開錄音機，錄下了：“我死之后，不再會有什么東西留在那里，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讀這樣的話，是足可以使人墮淚的。

1704年，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出版的《書籍之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是一只蜜蜂和一只蜘蛛相互辯論，誰對人類的貢獻大？蜘蛛說了一堆理由，很是得意。但是，在聽完蜜蜂所說之后不再做聲了，辯論的結果是蜜蜂贏了。蜜蜂說的是：“我們用蜜和蠟布滿我們的蜂房，這就給人類提供了兩樣最高貴的東西：甜蜜和光明。”在這個故事中，斯威夫特把作家喻為蜜蜂，辛苦釀蜜為人類提供甜蜜與營養；以蠟制燭，為人類提供光明和知識。作家是這樣，培養作家的人，丁玲和她的同事們(同時的與日后的)，以及培養作家的場所——中央文學研究所，其后的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和現在的魯迅文學院，當然也是這樣，猶如一個涂滿蜜和蠟的蜂房，為祖國恢弘而美好的文學星空提供甜蜜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