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時候，魯迅文學院是叫“文學講習所”，沒有自己的校舍，臨時設在朝陽區黨校里面。黨校周圍空落得很，出了院門，走一段，才可抵到一個勉強可稱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個煙雜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還寒的天氣，商店門口掛著一幅厚重的棉簾子，粗藍布，行著線，就像一床農家用的被子。路對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郵局。邊上呢，是18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就這些，也夠了。生活起居就是這樣簡單，大約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黨校周圍的草木綠了起來。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蔥籠的綠，因為地方大，氣候又干燥。但樹身是高大的，枝葉錯亂著伸展得很開；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來，就有了一種龐大和雜蕪的春意。吃過晚飯，我們成群結伙，在黨校后邊散步。記憶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樓，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樹，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崗子，崗上有雜樹林。但要我進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體的環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積似乎相當大，漫無秩序，并且，終究有些單調，沒有特別的景物作參照。我們散步過了，回到黨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個人一間，我們僅有的五個女生，住走廊盡頭的一大間。原先班上只有三個女生，這樣不是要浪費一個名額了？校方又從地域出發，覺得上海這個城市只有竹林一個學員似乎委屈了，便委托少年兒童出版社再推薦一名女生，恰巧，我正開始寫作兒童文學，又不像其他幾名候選人(比如王小鷹那樣)在大學本科就讀，于是，就這樣，我乘虛而入，進了講習所。在我來了之后，北京卻又將一名男學員換成了女學員劉淑華。所以，老師們有時會和我開玩笑：要是劉淑華先來，你就來不了了。這真是萬分幸運的事，想起來都有些后怕。我將進講習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來嗎？可這也影響不了我。講習所是生活的轉折點。

我們才來不久，就搬了一次家，從走廊那端的四人間搬到這端五人間。后窗正對著后院，院里有一浴室，每周六燒鍋爐供熱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曉得出于什么樣的原理，它就像一個共鳴箱，將聲音放得很大，然后從頂上的小汽窗送了出來。所以，坐在我們的房間里，哪怕關著窗，浴室里的聲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們男生進了浴室，都喜歡唱歌。像賈大山這樣平時緘默的人，也放開嗓子唱起來，唱的是他們那地方的戲曲吧？很高亢的聲腔。等洗澡的喧嘩過去，后院便靜了下來。

課堂是兼作飯廳的。前面是講臺和黑板，后邊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開飯時便拉開來，賣飯賣菜。里面就是廚房。所以上課時，飯和饅頭的蒸汽，炒菜的油煙，還有魚香肉香，便飄忽出來，彌漫在課堂上，刺激著我們的食欲。1980年的北京，吃，還是一個問題。飯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國糧票只能換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現在還記得米票的樣子，是一分錢紙幣的大小，牛皮紙的顏色，用黑色的墨印著“米票”的字樣，四兩為一張。這樣的比例的米票，對于吃慣面食的北方人來說，正夠調劑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時候，油糧都是定量供給，一個人一個月的地方糧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換上三十斤全國糧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國糧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花費超出定量的飯票。越是這樣米票緊張，越是能吃米。四兩一滿碗的米飯，一眨眼就吃下去了。與此同時，是對面食不恰當的厭惡，以至到了后期，聞到蒸饅頭的酵粉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嘔了。可是沒有辦法，還是要吃。別人似乎多少有些辦法，在北京有一些關系，可多得幾張米票。他們也會勻給我幾張，雖然有限，但聊勝于無。有一回，我在賣飯的窗口，與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當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員很和氣，卻很堅決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這一情景，二話不說，從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放在我面前。

不開課也不開飯的時候，我們會到這里來寫東西。東一個，西一個，散得很開，各自埋頭苦作。遇到不會寫的字了，就轉過身去問：“陳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則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的字嗎？”有一些小說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環境是雜一些，可心都是靜的。

當時進講習所，我可實在是沒本錢，倘若不是前面說的那個偶然因素，我是進不來講習所的。周圍的同學們，我只在雜志上讀到他們的名字，都是我羨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對我很好。我得到了許多真誠的關愛。我覺得他們都很像我的兄長，一點不嫌棄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攜了我。

（作者為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