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將2018年的“匿名作家計劃”視為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人的一次“集體出場”，盡管這次“集體出場”純屬偶然——因為是“匿名”，所有參賽者都不以真名出現，在大獎揭曉前，彼此互不知情。在參賽的三十五部作品中，雙雪濤、班宇、鄭執同時入圍十一人長名單，最終“新人”鄭執憑借《仙癥》摘得首獎。通過這次具有話題度和形式感的文學活動，三位沈陽籍80后作家的集體亮相，也成為引發熱議的話題。他們的作品頻頻出現在《收獲》《當代》《十月》《作家》等重要文學期刊上，更分別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新人獎、鐘山之星文學獎等獎項的肯定；相關評論密集刊登于《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重要學術期刊，其中不乏針鋒相對的論爭；各種訪談、對話、討論可見于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時尚媒體（如《GQ智族》）和各種微信公號?？紤]到文壇和批評界已很久未出現具有共識性的、能夠展開對話的議題，以及他們并不算長的寫作時間，雙雪濤、班宇、鄭執的出現幾乎可稱為“現象級事件”。

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人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于沈陽，作品主要以九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為背景，以“子一代”的視角回望“父一代”的歷史，書寫重工業基地大規模國企改革所引發的社會震蕩及精神創傷；內容上具有鮮明的現實感和傾向性，藝術形式上大量借鑒現代主義文學的敘事技巧；東北方言俚語的幽默與人物命運的凄涼酸楚形成強烈的反差，文本風格冷峻、頹敗、荒涼、宿命。因其鮮明的共性特質，有研究者將其作為整體加以考察，命名為“新東北作家群”；當地文化部門的命名更具宣傳性：“鐵西三劍客”（以下簡稱“三劍客”）。

“鐵西”是解讀“三劍客”繞不開的通道。對于1985年前后出生于沈陽的一代，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結構的顛覆性轉型是很多人與歷史震蕩的第一次正面遭遇。驟然降臨的生活困窘是少年對世事無常最初的體驗，雙雪濤和班宇在訪談中多次談到“下崗”對各自生活的影響，以及周遭見聞的“下崗”生活；鄭執在“一席”演講中提到的“窮鬼樂園”是那段歷史的另一種映照。這種切身體驗直接進入到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為烏有》《大師》、班宇《槍墓》《盤錦豹子》《洪水之年》、鄭執《仙癥》《蒙地卡羅食人記》中，成為“三劍客”文學敘事的起點，也轉化為他們與歷史對話最初的思想視野。因此，“三劍客”的文學創作在起步階段便避開了80后寫作的常規區域：青春史的反復咀嚼、個體經驗的持久沉溺、自我情緒的無節制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關鍵詞：下崗、工人村、買斷工齡。這一系列散發著舊時氣息的詞匯之于今天，似乎會讓人產生恍然隔世之感——不僅僅是時間上的遙遠，更深遠地指向價值觀、精神資源、社會癥候的全面更迭。而這場世紀更迭的經驗與遺產似乎還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就徑直淹沒在世紀末華麗轉身的炫影中。

80后一代的社會經驗大多形成于九十年代——一個社會整體轉入市場經濟軌道，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想象的時代——對歷史的轉折、斷裂以及巨大的傷痕缺乏直接的體驗和理性的認知。之前剛剛過去的八十年代與“短二十世紀”在新一輪現代性神話的映襯下，顯得“陳舊而迷糊”。撲面而來、蓬勃沸騰的后現代生活，物質的盛宴、海量的信息以及完美生活的愿景，某種程度上壓抑了年輕作家“向后看”的意愿與動力。因此，當一部分80后作家耗盡了個體經驗、青春寫作的勢能，就暴露出對社會生活整體把握與藝術呈現的乏力，對歷史深度闡釋與重構的慌亂?！笆芳也恍以娂倚摇?，“三劍客”的成長經歷和生活經驗彌補了這方面的欠缺與不足，在對復雜社會生活與命運際遇的藝術呈現中加注了歷史的寬度與厚度。

“鐵西”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的行政區域，作為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與工業文化的原初空間，其完善的生活設施配套和先進的工業生產體系，構建了社會主義初期的現代化想象。新中國成立以后，工人階級作為歷史的主體，對應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建構，圍繞著工業建設與工人階級，當代歷史完成了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與認同。但隨著歷史的改弦易轍，在“效率”“效益”“資本”組織的新型意識形態和社會邏輯中，傳統重工業生產淪為落后的“前現代”產物，產業工人也從“工人階級老大哥”跌入“下崗工人”行列?！拌F西”象征的東北重工業基地及其社會組織方式，在新中國前四十年現代國家建設中的意義和貢獻被“懸置”在空蕩蕩歷史的陰影中?！拌F西”以及工人的命運勾連著歷史鏈條上的兩個時代、兩種話語。“三劍客”對“鐵西”解體與離散的書寫，一方面拓寬了80后寫作的視野，從個人情緒、個體經驗走向更廣闊的群體，輻射到更開闊的各社會階層的生活萬象；另一方面，作為年輕作者，通過書寫這場以“現代化”的名義重組生活的浩大變革，找到了與當代史、文學史對話的有效切入口，補充了關于九十年代的文學敘事中缺席的一部分。

在關于九十年代及新世紀之交的文學書寫中，下崗工人是徘徊在敘事邊緣地帶“不可見”的群體，他們或者被無視，或者作為可有可無的部分一閃而過，又或者作為苦難敘事中“被看”或“被消費”的載體。而在文學史脈絡中，有兩條清晰的處理九十年代的思想路徑。一條是“回歸日常生活”，還日常生活以合法性，從八十年代耽于理想的吶喊轉向實際功利的計算，現實主義既不是理想愿景的取景器，也不是承擔社會使命的批判利器，而是肯定個人欲望的煙火生活，零度敘事的新寫實小說即在這個譜系中；一條是在“市場正義、資本神話”觀念支配下的寫作，白領文化、中產階級、自由競爭、世界主義，成為最能安撫人心的意識形態，私人化寫作和女性寫作大概可以劃入此路。無論哪條路徑，都沒有一個合適的位置安放那個數目龐大但面目不清的下崗工人群體。之于前者，下崗工人恰恰是被拋出了日常生活的軌道，失掉了日常生活的正當權利；之于后者，下崗工人“天然”攜帶的社會主義文化血統正與資本神話、中產階級意識形態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代表作《大廠》曾正面書寫九十年代國企內外交困、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的局面，小說“光明”的尾巴似乎為問題的解決留下了一絲曙光。但“曙光”和“春天”并沒有到來，“三劍客”的小說《蹺蹺板》《空中道路》《肅殺》《北方化為烏有》《逍遙游》等，呈現了從“父一代”延宕到“子一代”的巨大精神創傷，讓我們看到歷史并沒有終結，數以千萬計下崗人群的命運也理應獲得文學的正視，不能在文學史上缺席，正如無法想象文學史上缺少書寫兩千萬人“上山下鄉”的“知青文學”。

在新中國之初的文學版圖中，東北因其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生產基礎而具有了“先進性”“現代性”的指征，《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沸騰的群山》等作品以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構起社會主義文化與工業文明的象征體系，更隱喻著新中國嶄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間。通過這些作品，“東北”的意義，從地域性的文學能指延伸至整體性的意識形態所指。八十年代“知青文學”中的《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北極光》進一步印證、夯實了其悲壯、雄渾、熱血與蒼涼的整體性品格。但隨著九十年代體制改革的開啟，東北曾經的貢獻與經驗慢慢淡化，舊體制漫長發展中積累的落后因子，如保守、惰性、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等，卻經由大眾文藝（小品、影視?。┘懊襟w的導向“輸出”，定型為固有、特有的地域性品質。經過“東北——全國——東北”的意義轉化，在外界印象中，無論是地域空間還是文化屬性上，“東北”都漸趨封閉，遙遙相望于時代與社會整體發展的步伐，而其中的歷史因素、政策導向、話語策略等多重構成原因幾乎無法獲得理性辨析?！叭齽汀睂Α拌F西”和沈陽歷史生活的書寫，重新再現了鑲嵌在歷史鏈條中的東北歷史與生活。借用余華評價作家哈金的句式，他們講述的是東北“歷史和現實的根部，那些緊緊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當它們隆出地面時讓我們看到了密集而又蒼老的關節，這些老驥伏櫪的關節講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日常中的歷史與歷史中的日常落實在每一條尋常巷陌、每一個人的日日夜夜。暴力、謀殺、寒冬、熱血、死亡，是一段歷史落幕的墓志銘，有多少樸實、粗獷、幽默，就有多少絕望、灰暗、恐懼；有多少歷史沉疴，就有多少地方性情，亟待獲得清理，獲得指認。個體與城市，只有在歷史中才能確認來路和面目，也只有在歷史中才能獲得救贖和重生。

“三劍客”從“鐵西”走出，因“東北”書寫獲得了極大關注，其作品中的共性也顯而易見。但談到各自寫作的最初動機時，他們又都表示“僅僅是寫自己熟悉的生活”。這與研究者所看重的文本對歷史的介入、與歷史的互動并不一致。換言之，三個人的寫作動機中“無意識”地“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成分，遠大于“有意識”地重述“宏大歷史”的愿望。當寫作者“熟悉的生活”高度相似，作品內容、情節、風格甚至細節上的相似也就在所難免。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班宇《槍墓》與鄭執《森中有林》中不難找到多種元素的呼應，多線索多人稱的敘事視角轉換，以“懸案”結構故事的痕跡，等等。但三位青年作家也都在有意識地尋求寫作上突破和拓展。雙雪濤的小說集《獵人》、班宇的小說集《逍遙游》中，“鐵西”元素在明顯地淡化、減弱，嘗試在題材、內容、風格上做出調整和改變?！东C人》中著名的艷粉街不再是主角，只出現了一次，老北京往事、江湖恩怨、傳奇人生，一一寫來，作者特有的冷峻簡潔中揉入了迷幻、夢境的元素，籠罩著疏離、孤獨的氣息。《逍遙游》作為班宇出版的第二本小說集，敘事重點也從“老鐵西”“父一代”的生活轉移到“新鐵西”“子一代”的生活，其中雖然還有“鐵西”歷史的痕跡，但在很多作品中僅僅是作為生活背景或一帶而過的歷史瞬間，而非制約生活或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對文體的自覺和敏感，始終貫穿于班宇的小說寫作中，《工人村》 《空中道路》 《槍墓》《山脈》《夜鶯湖》，每一篇都在“怎么寫”上嘗試著不同的調度調配。他的近期作品《石牢》再次呈現出富有沖擊力的文本結構，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意蘊。這部短篇發表于《鯉·我去二〇〇〇年》中的“九十年代”專題，小說淡化背景，情節離奇，人物性格模糊，具有強烈的象征和寓言色彩。情節推進借鑒了懸疑小說和犯罪小說的手法：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廟宇中，自稱楊樹、李德武、孫程、潘宇的四個人偶然聚集到一起，每個人的過往經歷神秘而不可告人，來到此地各懷心事。只有外面有車來接人，他們才有機會離開廟宇，四個人為了爭取獲得離開廟宇的機會展開了機智的博弈，有的人用假名掩蓋經歷，有的人移花接木試圖誤導他人，更有莫名暴力的介入。緊張懸疑的情節“逼迫”讀者跟隨錯綜復雜的謎團和各種突發狀況調整思路，做出判斷；情節的峰回路轉和充滿寓言象征的敘事，又極大地激發著讀者想象力，帶來一種特殊的閱讀體驗，如同余華所形容的：“猶如鋒利的刀片，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撫摸刀刃的過程，而且是用神經和情感去撫摸，然后發現自己的神經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劃痕。”

《石牢》中，班宇不再糾纏于具體的空間、人物、命運，而是用象征性的敘事書寫對九十年代的整體性認知。廟宇，既是又不是隔絕、封閉的空間，它有歷史的淵源，但“破敗”了，被重新修建——正如九十年代通過與八十年代的斷裂，建立一套全新的社會規則話語。來到廟宇的四個人，都曾經有自己的生活，但又因各種理由無法再接續過去的生活，必須在廟宇中開始新的“游戲”，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四個人都有逃出去的可能，但又都隨時可能喪命。小說用四個人的博弈，隱喻了全新時空、社會規則制約下的社會整體心理、情感、行為方式的改變，一面是對八十年代的無比懷念，一面是在新時代中迅速大顯身手；一面是叢林法則中蘊藏的勃勃生機，一面是多方博弈下的險象環生；一面是時代向個人敞開的無限可能，一面是欲望之下隨處可能的無底深淵。廟宇與石牢，救贖與囚禁，既悖論又合理的一組組意象，抽象而貼切地將希望與失望、恐怖與慰藉、冷酷與溫暖、荒誕與真實、暴力與柔弱，一個轉折時代的復雜特質勾勒得驚心動魄。

如果說雙雪濤、班宇的小說中融入了“高濃度”的鐵西生活經驗和成長經歷，鄭執則是“三劍客”中“鐵西”味道、工業質感最淡的，故事有些也發生在和平、沈河這些沈陽的老城區，他的小說更多是與另外兩位共享了“九十年代”這個歷史性的時代節點。新作《森中有林》中，除了在地名、器物、語言上還可以感受到沈陽的痕跡，全篇刪繁就簡，情節、敘事都漸趨冷靜、克制，并無意“逗留”在地域維度上，《仙癥》《蒙地卡羅食人記》中的魔幻因素也消失了?！袄铣菂^”的“老故事”中，淡了歷史巨變的偶然性，濃了世事無常、人亦無常、興盡悲來的普遍性。簡言之，《森中有林》結構了一個陰差陽錯扭結在一起的故事，探索并呈現著個人“偶然”的悲劇與人生“普遍”的無常，人性灰暗與光芒交織的斑駁，善與惡、絕望與救贖并存的時刻。

《森中有林》中的人物無一不“悲劇”。呂新開父母早亡，讀高中時爺爺去世，徹底成了孤兒，一次惡作劇般的舉動誤傷了廉加海；短暫擁有了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后，妻子卻意外死亡，自己也丟了工作并短暫入獄。廉加海原本是警察，無辜受貪腐牽連丟了工作；因為女兒的眼疾，妻子絕情而去；收破爛卻被射傷眼睛，女兒因為自己卷進命案而丟了性命。廉潔、呂曠，甚至看上去導致悲劇雪崩效應的王秀義、衛峰，也各有不幸。在一個個盤根交錯的命運悲劇中，又都無法明確地指認造成悲劇的根源，似乎命運本是如此，如廉加海所說：“可能有些仇，根本沒有仇人。我一輩子的仇，都不知道找誰報。”正當你試圖將闡釋的空間引到先鋒小說的“空缺”“誤會”“暴力”，小說中綿延流淌在個人悲劇中的溫暖善意，又在命運的懸崖峭壁處伸出救贖之手。衛峰帶著耗子藥去見廉加海的那一刻，不能稱之為人性的高光時刻——畢竟任何暴力手段都不應被張揚——但至少人性在此刻獲得了尊嚴，生活展露出前行的可能。盡管運用多視角、多線索的敘事方式，已有珠玉在先，實證考察沈陽城市地理，“彩塔街和青年大街”也并無交叉，《森中有林》仍然是因眾多“薄情寡義”的小說倒了胃口之后，讓我重新被打動的那一部。小說結尾處呂曠和王放的相遇不乏偶然，偶然中人性和生活又綻放出希望的生機。飛機舷窗下，茫茫大地，綠樹已成蔭，愛與救贖依然是人世間最深沉的眷戀?！拔蚁肽阋沧卟涣?，年輕人。”“有人把你種在這片土地上了?！薄绱艘馕渡铋L又略顯文藝腔的對話，更像是出自歷經滄桑、洞悉真相的前輩老者之口，又何嘗不是這片土地給予每個人的況味，是希望也是困境，是追問也是救贖，是凡俗也是超拔。

評論家李敬澤曾將新人作家分為兩種：“一種是一出手就像個老作家了”；另外一種則“真是年輕，他出手時我們看不出來路，料想不到他會把我們帶到哪里，這樣的人，讓我們不踏實”，但“他也讓我們感到我們很可能是做對了，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個對世界有新話、獨特的話要說的人”。雙雪濤、班宇、鄭執“三劍客”的寫作從東北這片土地的根脈中長出，憑借一系列扎實的作品與“天時地利人和”，收獲了關注與聲譽，而他們也必將且必然走出“鐵西”，展開更多樣、復雜的可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他們在更長久的創作中寫出對世界的“新話、獨特的話”。

作者簡介：周榮，遼寧人，文學博士。著有《超拔與悲愴——路翎小說研究》，評論見《文藝爭鳴》《小說評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文藝報》等報刊。曾獲遼寧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