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民族化是踐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為更好展開文化交流提供了充足動能。在2020·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評論周“新語境下中國影視民族化探索”學術論壇上，與會專家圍繞新語境下中國影視如何延續民族化優勢并不斷創新，如何以影視民族化加強自身文化自信等問題展開研討。

影視的民族化探索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中央戲劇學院教授路海波從史學角度出發，梳理分析了影視民族化的發展脈絡。路海波談到，民族化這一概念由戲劇理論家張庚于1939年在論文《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代化》中提出。張庚認為，抗戰改變了民族生活，觀眾和戲劇目的也要相應變化，應該用戲劇教育人民、投入抗戰。這說明，民族化的提出源于民族危機；20世紀80年代電影民族化討論則源于電影復興的創新需要。第五代導演進行了新的電影探索，改革開放為中國電影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挑戰，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電影理論家羅藝軍于上世紀80年代初在《電影藝術》連載文章，專門談論了電影民族化的問題；中國加入WTO以后，中美在電影領域進行文化角力，美國好萊塢文化殖民戰略背景下，中國電影民族化再度提上議程。

中國傳媒大學電影研究所所長史博公認為，影視民族化是一種價值取向，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指能夠看得見、摸得著、聽得到的，通常以影視作品中的民俗、民族元素為表征；其二，故事內容的國別性或地域性，亦即對國情進行反映；其三，反映在情感觀念表達的差異性。電影民族化或者電影理論的本土化實踐，核心恰在于中國電影社會學的建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志敏建議，我們應盡可能完整地保存、收藏民族文化遺產，有選擇地學習和研究，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保存重要資源。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黨委書記路春艷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并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被記錄、被書寫，進而積淀成樣態豐富的本土文化經驗。對于中國影視創作而言，不管是通過家庭敘事折射社會癥結，還是借助技術打造奇觀異景，最終都要呈現出自身文化系統的意義和文本特征，方能體現其本土性，實現民族化。在路春艷看來，日常生活景觀的影像建構是實現影視民族化的重要路徑。“景觀雖然日常，但文化含量卻是不凡的，其中細膩的觀看視角與考究的生活質感，滲透著創作者不凡的筆法與切實的文化認同，日常生活可以折射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

近些年來，國產動畫片在影視民族化方面成績顯著，《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河社稷圖，《姜子牙》中對五行不同空間色彩的運用，《大魚海棠》中土樓建筑的呈現等，不僅從畫風上善用民族元素，更站在中國神話傳說的肩膀上，注入了新的時代力量。不少專家學者談到，事實上中國動畫與影視民族化相伴相生。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動畫以獨特的、充滿民族風格的形式與內容，取得過有效的國際傳播，打響了“中國動畫學派”的知名度。當前大部分國產動畫片取材于中國古典神話，再造為魔幻、奇幻、玄幻等類型，為想象力的徹底釋放提供了載體。中國動畫需要在古典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注入時代精神，在動畫敘事、人物形象設計、關系設置等層面發揮二者的優勢。

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中國影視民族化書寫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電影文化境遇同樣引人關注。中國影協民族電影工作委員會會長馬維干談到，民族化和國際化并不是矛盾的。當下不少民族題材影視作品，有的拘泥于本民族的風土人情的呈現，欲望的窺視、奇觀性消費，并沒有在更深層次獲得其他民族觀眾的共鳴，有的則過于熱衷模仿外國影視作品的表達，弄得“不中不洋”。民族電影既應有國際視野，也要尊重民族文化。中國影協少數民族專業學會副會長韓萬峰結合自身拍攝，思考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電影創作的思路與策略。在韓萬峰看來，民族電影要從母語的原生態場景、從民族文化保護和傳承與現代性的呈現方面進行個性化表達。“文化的差異和生活習俗的陌生，都有可能造成創作者拍攝民族電影時無所適從，導演必須作出決策，必須要說話。但是，一旦作出決斷，自己的判斷是不是符合少數民族文化的屬性？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依靠民俗顧問，導演要與民俗顧問一起探討故事，推進劇情發展，為民族電影美學探索提供文本。”

10月15日零時，2020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累計達129.5億元人民幣（約19.3億美元），正式超過北美同期成績，歷史上中國內地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票倉。現場不少專家對此談到，成為全球票房第一得益于中國強大的抗疫能力以及國產影片植根本地市場、尊重本土觀眾的實踐經驗，但是也應認識到這是在特殊背景下實現的，不能盲目樂觀。中國電影資料館電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認為，當下國內市場上許多看似成功的大片，并沒有在藝術語言方面取得更多突破。相反，是不斷地用資源的疊加完成一個過密化的表達，應當警惕陷入“內卷”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