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院八里莊校區舊校門

去魯院高研班做學生之前，我已經在魯院做了幾次“老師”。那時在八里莊的老魯院，每次跟一位作家或者編輯搭檔，跟學員交流。在魯院課程設置中，這應該是比較受歡迎的環節，作家同行和編輯都來自一線，共同的困惑和話題很多，能談到一塊兒去。雖然只是個“聊天的”，學員們還是要客氣地尊一聲“老師”，讓我汗顏，覺得還是坐在下面更踏實。機會來了，2011年3月，我成了第十五屆高研班的學員，這回到了芍藥居的新魯院。

我們算是從頭到底都在新魯院念書的第一屆，上一屆，魯十四，前半截在八里莊，后半段時間搬到了芍藥居，所以他們畢業后結集出了一本書，名字好像就叫《從八里莊到芍藥居》。我更喜歡新魯院，主要是教學樓里魯迅的元素更多。尤其喜歡進了門，天井中從三樓迎面垂下的魯迅的肖像，走在魯迅先生的目光下，那感覺很有幾分莊嚴。現在作為影壁的屏風后面又放置了一尊魯迅的坐像，“魯”院的氛圍更濃了。我有個小愛好，收藏作家們的雕像。這些年跑了不少國家和地區，請回了各種風格的作家雕像，托爾斯泰的就有三尊。魯迅先生的自然不會少，頭像、半身像、全身像，寫實雕塑、抽象雕塑，可以擺出一長溜。慢慢也養出一個偏好，凡有“魯”之處，皆生親近。當然，魯院之“魯”，我以為還不夠，可以更多且更多元。

對當下中國的年輕作家，魯院的意義無須贅言。從1950年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到1984年的魯迅文學院，僅看這兩個年份，即可見出魯院在文學層面上所能承載的歷史分量。再看從文研所到魯院歷屆學員的名單，更是蔚為大觀，差不多就是大半部中國當代文學史。這種“歷史感”和“文學史感”已經內化為魯院的傳統，走進魯院，在一定意義上，你就是在沐浴某種文學精神，對接源遠流長的中國文脈。可能有人會說，就四個月，頭懸梁錐刺股，焚膏繼晷地學，又能有多少長進？這個看法我不贊成。四個月當然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地方，每一個年輕作家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一種文學的精神和傳統。我們不能靠著有限的知識和技巧一直寫下去，終成為一個好作家，但如果能將一種純粹的文學精神和傳統深植于內心，在一條源遠流長的文脈里與先賢和前輩對話，那它將成為我們寫作永久的內驅力。而這種精神與傳統也在時刻提醒我們。這才是魯院給予每一位青年作家真正的價值所在。

魯院期間，我寫作的量并不大，我不想把書房直接搬到魯院去。現在我甚至也記不起來四個月間都聽了哪些課，哪位老師具體講了什么，但那段時間的學習和師生間的交流給我的啟發，受益至今。當時我正在寫作長篇小說《耶路撒冷》中偶數章的十個專欄，跟小說正文的故事比，這十個專欄的寫作難度非同尋常。既要有足夠的、有價值的問題意識，又要在寫作方式、體裁、思考的領域等諸方面相互區別開來。該部分的寫作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靈感，需要新鮮東西的刺激和啟發。模式化的生活對此無可奈何，但魯院的生活可以。

授課的老師行業眾多，皆為業界的專家，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音樂的、天文的、地理的、文化人類學的。所有陌生的領域和觀點都可能引爆你的想象，還有同學之間的交流。我一向看重同時代人之間的交流。這個同時代人，既指同齡人，也指生活在同一時空的人，還是阿甘本意義上的同時代人。惟其通約，才可以發現共同關注的問題；而相互間的差異性，則讓我見識到了一個更廣大的世界，激發出我對一個個獨特生命與領域的好奇與探究。盡管《耶路撒冷》前后耗時六年，但我認為于這部小說最有價值的時間之一，就是魯院那四個月。那四個月里，我經常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之感。也只有在這樣的感覺里，才可能把我想要的專欄部分寫出來。

魯院的生活沒那么緊張，可以看閑書，系統地思考平常難得梳理的問題。也是在那四個月里，我對科幻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上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有了新的理解。我向來認為文學不是擰螺絲，可以越擰越緊，要給每一個好想法、每一部好作品足夠寬松的空間，它才能自然地茁壯成長。增廣見聞，交流碰撞，濟之以純粹、精進的文學精神，另有可供思想與想象天馬行空的環境，這就是我對魯院的感受。

一個地方之“重大”，抽象的價值固然是大指標，具體的地理位置也不容忽視。魯院生活以后，直到現在，我對朝陽區的那一大片地方的認知與想象，都必須圍繞魯院才能展開的。芍藥居、育慧南路、育慧南里、中國現代文學館、惠新東街、惠新西街、對外經貿大學、地鐵站，甚至那一段三環路和四環路，想到這些地方時，我必須先在頭腦里定位出魯院這個點，然后那一片地域才可能逐漸展開，每一條路、每一座建筑、每一個機構才可以分別獲得自己的名稱和方位。如同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那只著名的壇子：“我把一只圓形的壇子/放在田納西的山頂。/凌亂的荒野/圍向山峰。/荒野向壇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涼。”（《壇子的軼事》）

綱舉然后目張，那只圓形壇子是田納西的中心，只有它才能為整個田納西命名。于我，魯院就是那只田納西的圓形壇子，它是我想象和描述那一片朝陽區的起點與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