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曾載一樁舊案：

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鍾書回所工作。

鄭振鐸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鄭先生知道外文組已經人滿，鍾書擠不進了。他對我說：“默存回來，借調我們古典組，選注宋詩。”

鍾書很委屈。他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里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他由清華大學調入文研所，也屬外文組。放棄外國文學研究而選注宋詩，他并不愿意。不過他了解鄭先生的用意，也贊許他的明智。鍾書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調在古典文學組里，從此沒能回外文組。

青年時期的錢鍾書與楊絳

階段性地完成“毛選”翻譯后，錢先生回到社科院，卻發現原先供職的外文所“回不去了”，只好在鄭振鐸先生的安排下，“借調”到文學所從事古典文學選本工作。這段軼事舊案，如今仍在中國社科院廣為流傳，外文所前輩笑稱這是文學所對錢鍾書先生的“久借不還”，而文學所的職工卻格外感念這段經歷之榮幸，因為錢先生不僅在學問上垂范后學，本人也為文學所做了許多工作。

與《唐詩選》先后經由王伯祥、余冠英、陳友琴、王佩璋、喬象鍾、王水照等多人接力合選合注不同，《宋詩選注》的編選全為錢鍾書先生一人之功，楊絳先生回憶道：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我們仨》）

1958年9月初版錢鍾書《宋詩選注》封面及扉頁標注：“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五種”

1979年版《宋詩選注》，更換了書名題簽

不過，即便一家一家翻詩集，一首一首選作品，錢先生的選載速度仍可謂驚人，1956年著手撰寫，1957年已然成稿，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刊印出書，書的封面上有三行文字標注：“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五種”。書名用書法題簽，題簽者據說是沈尹默先生。《宋詩選注》以獨特的風格和深邃的見解，飽受好評，至1992年便有七次重印，且書后附有重印附記。值得一提的是，時任責編彌松頤先生回憶，1978年后《宋詩選注》的書名題簽發生變化，當時曾請錢先生本人題寫書名，后來又換用了楊絳先生的書法——他們晚年喜愛互相題簽。這一點在《我們仨》中也有佐證：

《管錐編》因有喬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體字排印。鍾書高興說：“《管錐編》和《堂吉訶德》是我們最后的書了。你給我寫三個字的題簽，我給你寫四個字的題簽，咱們交換。”

我說：“你太吃虧了，我的字見得人嗎？”

他說：“留個紀念，好玩兒。隨你怎么寫，反正可以不掛上你的名字。”我們就訂立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中年時期的錢鍾書與楊絳

據資料顯示，錢楊二位先生的互相題簽不限于上述兩本著作，楊先生題簽的還有《圍城》《談藝錄》等，錢先生的題簽還有《洗澡》《干校六記》等。

說歸正傳。《宋詩選注》于1958年9月順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和讀者的好評，成為選本中的經典。雖然在1958年底的“拔白旗”運動中，錢先生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貽、曹道衡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周汝昌、黃肅秋等，都集中寫文章對該書的“資產階級觀點”做過批評，但日本京都大學的小川環樹1959年在《中國文學報》上發表了《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一文，對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后，夏承燾又發表了《如何評價〈宋詩選注〉》，再次說了公道話。

《唐詩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1978年4月出版

相比之下，《唐詩選》雖然也是由社科院文學所編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成書過程要曲折得多。經過多次選注、刪改、審訂，又度過艱難的特殊歷史時期，《唐詩選》的出版比《宋詩選注》晚了整二十年。錢先生亦曾參與《唐詩選》編纂，但這段經歷卻不很開心。編選《唐詩選》時，錢先生在選定篇目、作品討論、考辨評點等過程均付出心血，尤其在晚唐中小家部分更是花了不少功夫，下了很大氣力。但由于后期選本標準政治掛帥，編選組遂對原稿大刪大改，錢先生做的稿子被刪改得所剩不多。同時，在修改過程中還加入了后來被證明是偽作的回鶻詩人坎曼爾的詩——因為郭沫若曾對其高度評價。直至最終付梓前，錢先生仍堅決表示此選本不署自己的名，他對《唐詩選》的編訂持保留意見。

關于錢先生在選唐詩過程中遭遇的不快，楊絳先生非常理解。為了幫他排解郁悶，她鼓勵錢先生獨立選一部唐詩，“專門選給她看”。錢先生接受提議，遂以《全唐詩》為底本，每天選幾首，并由楊先生謄寫抄錄作為日課。這項選詩和抄詩的工作，自1983年陸續開始，1985年成為“日課”，至1991年止，歷時八年，初題寫集名為《全唐詩錄》。由于不抱商業目的，也不受組織干預，所以這是一部非常“隨性”的選本。對比來看，《唐詩選》是為“唐代詩人的詩歌選”，而《錢鍾書選唐詩》則是“有唐一代詩歌的選集”；《唐詩選》是板著面孔的嚴肅文學的展覽，《錢鍾書選唐詩》則力圖展示活潑潑的唐詩的方方面面。《唐詩選》共選了130余位詩人的630多首作品，《全唐詩錄》則選了308位詩人的1997首作品，單從體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蓋面是很大的。這多少可以彌補錢先生在《宋詩選注》的序言里所感嘆的那種遺憾：“我們在選擇的過程里……尤其對于大作家，我們準有不夠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詩選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總共不過保存了幾首的小家更占盡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詩人為例，《唐詩選》里杜甫選了71首，白居易選了30首，《全唐詩錄》中杜甫卻選了174首，白居易選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詩選》選了64首，《全唐詩錄》卻只選了23首。顯然，錢先生完全沒有顧及李白在唐代詩壇的所謂地位和影響力，他關注的只是作品本身。

錢鍾書選楊絳抄《全唐詩錄》稿本九冊書影

楊絳先生手書字條（字條下方書“此八冊抄本，贈吳學昭留念”。原稿實為九冊。）

如此具有個性和獨到氣質的私人選本，原本未曾公布于世，正如它的成書過程，錢鍾書選，楊絳抄錄，“父選母抄，圓圓留念”，假設的閑閱對象是女兒錢媛。不幸地是，錢媛早逝于父母之前，這份雅趣佳話未堪圓滿。2009年，楊絳先生將這份塵封已久的《全唐詩錄》贈與友人吳學昭留念，后吳學昭征得楊絳先生同意后，抱著學術為公的態度，決定將其公開出版。近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以《錢鍾書選唐詩》為名出版了這份私淑唐詩選本。

學者葛曉音在閱讀《錢鍾書選唐詩》時，注意到了錢先生詩學觀念下的選本策略。從數量對比來看，《錢鍾書選唐詩》的大體比例是略初盛而詳中晚。對于初盛唐大多數詩人的好詩，錢先生的看法和常見的選本差別不是太大。從杜甫開始，中晚唐詩人普遍選詩比較多，其中有一些出人意料之處，比如說選元稹45首、王建44首、孟郊37首、姚合33首，韋應物、施肩吾、張祜、溫庭筠、陸龜蒙都是31首，賈島29首，韓愈、許渾24首，以上詩人詩作選都超過李白的23首。而且，即便元稹、王建雖然選得不少，但是古今公認的名作，比如說《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水夫謠》《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都沒有選。葛曉音認為，這或許是因為選詩給楊絳與錢媛看，于是略去特別相熟的詩歌，但沒有具體實證，無法推測。此外，錢先生在選唐詩時還特別關注中小作家，很多選本不選的詩人都選了，而且有的不知名的詩人選得還不少：《唐詩選》選曹松詩僅1首，《全唐詩錄》中則選了9首；劉駕在《唐詩選》里選1首，《全唐詩錄》中選17首；曹鄴在《唐詩選》中選1首，《全唐詩錄》中共選了16首；裴說尚未入選《唐詩選》，《全唐詩錄》中則大方地選取了他的10首詩和2聯殘句。

《全唐詩錄》稿本第一冊首頁。錢先生選詩中也不乏有帝王詩作，包括唐玄宗、唐宣宗、武則天等人作品，但其選詩也重在表現作者真誠的情緒，如圖中這首《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表達了唐玄宗李隆基對夫子的同情與嘆惋之情。

在《宋詩選注》中，錢先生認為，“憑借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里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么特著的轉變，風格和意境雖不寄生在杜甫、韓愈、白居易或賈島、姚合等人的身上，總多多少少落在他們的勢力圈里”。基于此，《錢鍾書選唐詩》中對唐詩中影響宋詩藝術方向的詩歌格外留心。在錢先生看來，讀詩精要大端不外乎“情韻”與“思理”兩個方面，他曾說“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唐宋詩之爭中，宗唐派推崇唐詩時，往往推崇盛唐而貶抑中晚，甚至杜詩，但在錢先生看來，唐、宋詩之別無關時代與高下，只是“情韻”與“思理”的分別：“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正如錢先生在《談藝錄》中的論述，“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詠歌者，則論詩當如樂；好雕繪者，則論詩當如畫；好理趣者，則論詩當見道；好性靈者，則論詩當言志；好于象外得懸解者，則謂詩當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運謀篇，倘成佳構，無不格調、詞藻、情意、風神，兼具各備；雖輕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

晚年時期的錢鍾書與楊絳

錢鍾書選唐詩（上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錢鍾書選唐詩》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周絢隆策劃推出，在全書后記中，周絢隆認為，“除了具備情韻和思理的詩歌之外，《錢鍾書選唐詩》對在詩歌中抒寫了前人所沒表達過的經驗，刻畫體物生動傳神，或在詩歌史上承上啟下、開風氣之先的作品，都給予了關注。”錢先生選取章懷太子的《黃臺瓜辭》、顧況的《梁廣畫花歌》《宜城放琴客歌》《李供奉彈箜篌歌》、盧仝的《寄男抱孫》等大量作品，就是在注重詩歌中呈現出的新意，如杜甫的《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門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游韁，東得平岡出天壁。

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亸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

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明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仆。

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

這是一首少被選家捕捉的杜詩，詩人在作品中回憶自己少年時的騎馬英俊之姿，忽“低身直下”，忽“垂鞭亸鞚”，回憶酣快之際，又“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突然就樂極生悲，墜下馬去。而后朋友得訊前來慰問時，杜甫又“語盡還成開口笑”，面對筵席，盡杯中酒，忘卻了暮年的力所不逮，反引嵇康為例，稱其盡管做《養生論》卻死于非命，自己更當及時行樂，享受歡快。這和常見的杜詩風味不盡相同，但顯露出一種難得的幽趣自諷之情，再聯想到杜甫此時的馬失前蹄，與錢先生選詩時的人生遭際，此詩更憑添幾分況味。

又如李賢《黃臺瓜辭》：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

《全唐詩》在章懷太子李賢的這首短詩下題注“初，武后殺太子弘，立賢為太子。后賢疑隙漸開，不能保全。無由敢言，乃作是辭。命樂工歌之，冀后聞而感悟”，可見這是李賢廢黜前的幽恨之作。相比于豆萁同根生（曹植《七步詩》）的兄弟相殘，“摘絕抱蔓”的母子恩斷更令人寒心。而“一摘”“二摘”“三摘”的反復喃喏，又像極了一個對母親充滿了驚懼的兒子的暗夜低語。

稿本內頁。錢楊二位先生有常年習字的習慣，圖中勾圈處為楊絳先生認為自己寫得好的字。據人文社負責人介紹，楊絳先生《錢鍾書選唐詩》的手稿版將在202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供讀者更真切地欣賞錢楊二位先生怎樣抄、怎樣讀。

以別出心裁的詩選來回溯錢先生的治學路徑和詩學主張，學者劉寧將其總結為“超越一切定見”，這反駁了很多人認為錢先生治學未成體系的觀點。在劉寧看來，錢先生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觀念交錯的雜語環境，明清、晚清、時人對唐詩的解讀差別都很大，錢先生則拒絕因循任何一種模式套路，欲圖超越一切定見，與字里行間暗顯自己的學術主張。二戰期間，在炮火連天的戰爭風云中，錢先生獨自創作《談藝錄》，在《談藝錄》的最后一篇《論難一概》中，錢先生談論道：

學者每東面而望，不睹西墻，南向而視，不見北方，反三舉一，執偏概全。將“時代精神”“地域影響”語，念念有詞，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泛論訓》所謂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饒品水，則揚子一江，而上下有別矣。知同時之異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貫之理、莊生大小同異之旨，悉心體會，明其矛盾，而復通以騎驛，庶可語于文史通義乎。

一人之作詩文迥異，同時異世歧見叢生，審美的多異性和政治干擾的無常頻頻發生，錢先生意識到，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的一個又一個的知識體系、一個又一個的思想結構，都有其歷史局限性，一切現成的學術定論與理論框架都不可完全依賴，只能在中西詩學的交匯點上探索洞微燭隱的“文心”所在，也只有一顆淵雅浩博的“文心”才能構成與古往今來的生活溝通連接的核心。

[參考綜合周絢隆《錢鍾書選唐詩》（《讀書》2020年11月），《錢鍾書、楊絳兩先生與人文社古典部的友誼》（“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微信公眾號2020年11月21日）、2020年11月21日“紀念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錢鍾書選唐詩》新書分享會”活動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