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50年冬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經過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到魯迅文學院的不斷變身，于今已整整70周年了。70年的歷時性演變，使應運而生的魯迅文學院在不同時期得到極大的發展，也從一個重要的角度折射了共和國文學70年的演進歷程。可以說，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協——中國當代文學，構成了一個聯系緊密又相互成就的文學鏈條與事業整體。在這個意義上，談論魯迅文學院的過往，就是回溯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才培養機制的歷史發展。

從歷史沿革看魯迅文學院的意義

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前身是中央文學研究所。而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辦，始于1949年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由此也可以說，籌辦培養創作人才和文學隊伍的文學院，是與中國當代文學事業的建設同步進行的。

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丁玲提出“要成立專門機構，對青年寫作者提供幫助”。第一次文代會通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中，就把“培養群眾中的新的文藝力量”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務，并把“籌辦文學院”列入1950年的工作計劃。1949年10月24日，全國文協（中國作協前身）創作部在《創辦文學院建議書》中提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除延安的魯藝文學系和聯大文學系培養文學干部外，一般的文學工作者都是單槍匹馬；各地已涌現出許多青年文學工作者，他們有的實際生活較豐富，尚未寫出多少好作品，有的雖寫了一些，但思想性藝術性還比較低，迫切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文藝上的系統學習。只有黨和政府有計劃的領導，文學人才才能更多更好地出現，文學上也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在這樣的基礎上，1950年4月24日，全國文聯黨組向文化部提交籌辦文學研究院的報告。1950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簽發命令，宣布“正式成立中央文學研究所”。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辦與建立，是黨中央和政務院高度重視的結果，也是當時的文學界傾力投入的成果。從丁玲任主任委員，到沙可夫、李伯釗、何其芳、田間、康濯、陳企霞等人出任委員來看，不僅領導層的干部予以高規格、強實力的配備，而且也由沙可夫、何其芳等人的介入與加強，顯示出解放之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與延安時期的魯迅藝術學院的承繼關系。

中央文學研究所于1953年冬改名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后于1957年因故停辦。“文革”結束后，又于1980年恢復重建文學講習所，在1984年后更名為魯迅文學院，直至2020年的今天。從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辦，到文學講習所的復辦，再到魯迅文學院的發展，魯迅文學院以不同的身份走過了自己70年的光輝歷程，在不同時期的新變和在坎坷中的堅守，一方面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于文學事業和文學人才培育的高度重視，一方面也顯示了中國文學界以大力培養文學新人的方式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盡忠職守。領導層的高度重視，文學界的密切配合，兩個方面的雙向合力形成的強大動能，支持著魯迅文學院在70年風雨行程中的一路向前，也鑄就了中國當代文學事業的一道靚麗風景。在某種意義上，這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對“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與國脈相連”的至理名言，作出了最為生動而深切的詮釋。

不可或缺的文學人才搖籃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繁榮文藝創作、推動文藝創新，必須有大批德藝雙馨的文藝名家。要把文藝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各領域文藝領軍人物，建設一支宏大的文藝人才隊伍。”魯迅文學院正是瞄準這樣一個宏偉目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同時期以努力培養文學新人、著力打造文學勁旅為己任，并作出了切切實實的成績與十分突出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可以毫無愧色地說，魯迅文學院是中國當代文學不可或缺的人才搖籃。

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和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時期，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與文學發展，舉辦了多期學員班、研究班、短訓班等，先后有300多人參與文學培訓和專業深造，這其中，包含了方方面面的文學才俊和領軍人物，如小說領域的馬烽、西戎、徐光耀、瑪拉沁夫、陳登科、谷峪、鄧友梅、白刃、謝璞、孫肖平、任大霖、胡萬春、吉學沛等，詩歌領域的張志民、孫靜軒、苗得雨、胡昭、流沙河、丁力、李學鰲等，劇作領域的楊潤身、顏振奮、梁信、李宏林等，評論領域的和谷巖、唐達成，王景山、鐘藝兵、張學新等，編輯領域的張鳳珠、王丕祥、賀抒玉、韋丘、宋壘、阿紅等。他們經過在研究所和講習所的培訓與深造，豐富了知識結構，開闊了文學視野，提高了寫作與工作能力，在文學創作或文學的評論與組織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成為推動新中國的文學事業不斷向前的生力軍與主力軍。可以說，十七年時期，文學在遭遇種種重壓的境況下，仍在多個方面取得喜人的收獲，贏來可觀的實績，與從研究所、講習所走出的這些各個領域的文學領軍人物的始終“在場”與不懈努力，有著極大的關系。

1980年恢復講習所和1984年更名魯迅文學院以后的時期，文學講習所和魯迅文學院以作家培訓班、短訓班、研究生班和高研班的不同方式，培養了數以萬計的中青年作家和文學從業者，并形成了以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為中心，兼顧少數民族作家、網絡文學作家、行業作家、基層作家，涵蓋學歷教育、短期培訓與國際文學交流，重點突出、覆蓋全面、成熟穩定的辦學格局和培訓模式。40年來，從講習所和魯院走出的寫作新銳和文學名家，遍布于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文學編輯等各個領域，其中如蔣子龍、莫言、葉辛、王安憶、高洪波、烏熱爾圖、鄧剛、趙本夫、朱蘇進、喬良、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周大新、畢淑敏、于堅、陸天明、張平、周梅森、何申、范小青、葉廣芩等人，作為他們之中的優秀代表，或以不斷出新的創作在不同文學類別的創作中名列前茅，奠定了自己穩固的文學地位，或以重要的創作成果獲取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兒童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可以說，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經過魯院的學習與深造的文學人才，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文學大軍，分布于當代文學的各個時期，活躍于文學事業的各個領域，他們是中國當代文學名副其實的中堅力量。

當年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時，郭沫若曾稱之為“一個偉大的事件”。現在來看，此言不虛。這個事件所以偉大，是因為當時就基于把“文學人才更多更好地凸現”與“文學上有更多更好的作品”緊密聯系起來，把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文學隊伍當成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必備條件。如果說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目標和魯迅文學院的宗旨，都在于為文學創作培養新人，為文學事業打造新軍的話，那么，這個堅持始終的初心，就是“偉大事件”的精神內核，因而也堪稱“偉大”，值得敬重與稱頌。

新時代的魯院大有可為

走過了70年的風雨歷程，鑄造了70年的光輝業績的魯迅文學院，實際上也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特點，積累了寶貴的教學經驗。這些做法與經驗，可以從多種角度去觀察和總結，但我以為，最為重要的可能是在各類培訓班齊頭并舉的同時，重點做好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的選人與培訓，用多種方式去發現新人，用多種手段去打磨強人，用心竭力地培育高層次、高品質的文學人才，為文學事業的更大發展儲備和提供優秀的人才隊伍。這樣一個特點，既逐步顯現出魯迅文學院的工作重點，也越來越顯現出魯迅文學院的重要價值。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品出于偉大的作家。當前，我們正處于“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把“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最為重要的目標之一，并具體而明確地提出“實施文藝作品質量提升工程，加強現實題材創作生產，不斷推出反映時代新氣象、謳歌人民新創造的文藝精品”的高遠要求。這樣的一個要求，既瞄準著“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高遠目標，又切合著當下文學創作與文藝生活的發展實際，對我們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建設中的著重方面，著力重點，都有明確的指引與具體的要求。這些重要的意見與扼要地提示，實際上就是今后一個時期文學事業與文藝工作的奮斗目標。

“作品質量提升工程”的標志，是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藝精品”；創作更多更好的“文藝精品”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大量的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的優秀創作人才，葆有一支富于創造力和戰斗力的優質文學隊伍。因此，“文學作品質量提升工程”的背后，是文學人才的質量提升工程。而以培養新型文學人才為主，以打造優秀文學隊伍見長的魯迅文學院，在這一方面，既擔負著無比重要的責任，又具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怎樣對準“質量提升工程”的目標，如何適應打造“文藝精品”的需要，有計劃、有步驟、有措施地進行高質量的文學人才培養，為新時代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人才，無疑是當代文學事業最為重要也最為迫切的重要任務。在這一重要方面，魯迅文學院無疑大有可為，值得寄予厚望。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任務，自然也是魯迅文學院在新時代至為艱巨又無上光榮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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