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5日，《山花》老主編何銳老師走了。我寫了一篇懷念何老師的短文，一個月后，作為“紀念何銳先生小輯”中的一篇，發表在《山花》雜志的微信公眾號上。我在朋友圈轉發的時候說，“何銳老師過世，李晁兄約稿，寫了《文學人生——紀念何銳老師》一文。昨晚在貴陽和《山花》各位朋友喝酒，李寂蕩老師坐身邊，說起我寫的這篇東西里何老師喝酒的細節，說何老師喝酒之所以小口抿，不是為了省酒，是因為酒量不好。”

世間常有誤會，也多有巧合。這里說的“昨晚”，是2019年4月14日，我因參加“中國作協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主題采訪團”，途徑貴陽，李晁兄和《山花》諸位同仁約小聚，我和雷默等幾個一起去了。幾年不見，李晁仍然穿得干練瀟灑，說話舉重若輕。我們幾個隨了李晁，在貴陽的街頭走著。說實在的，到過貴陽多次，卻對貴陽一點兒不熟悉，但熟悉的李晁在前面呢，這就夠了，仿佛和這城市也熟悉起來了。

快到飯店時，我們停在一樹繁花底下，等后面走得慢的人。

一棵高大葳蕤的染飯花，在一處小區門口。染飯花在我老家云南很常見。村子和村子后山路邊不少，多是不及一人高的小灌木。常說云貴川是一家，想必貴州也不少，然而這樣遠遠高于人的染飯花，我還是頭一回見到。花樹底下，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奶奶擺著個小攤賣東西——具體賣什么卻忘了，大概是賣點兒小零食吧？當時全然被染飯花吸引住了，沒注意看。老奶奶旁邊，站了個農民工模樣的中年男人，踮起腳尖，一手夠樹上的花枝，一手拎著個塑料袋，塑料袋里已經鼓鼓囊囊地裝滿了。老奶奶抬頭看看，又低頭看著自己的小攤。沒人覺得這個男人摘一些花枝有什么不好。只是他摘了花枝做什么呢？是送給妻子，還是送給女兒？或者純粹自己覺得好看？當然，也有可能會用來“染飯”。但還不到端午節，按云南不少地方的習慣，端午節包粽子才會用染飯花染飯。

想著這些時，花香一陣一陣飄來，而要等的人也趕上來了。《山花》的朋友們和我們幾個外來者，又往前走了幾步，上了二樓，坐了滿滿當當兩桌。

自然，喝酒吃飯，都是寂蕩老師自掏腰包，我們這幾個家伙，很理所當然的樣子。席間，不由得說到剛剛過世的老主編何銳。于是，和坐在身邊的李寂蕩老師有了開頭那番對話。

記得我和寂蕩老師又絮叨了些我和何老師的交往。

何老師是我的第一位責編，我在他手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少年游》。小說完成于2006年5月底，發表于當年《山花》雜志第9期。五年后，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就叫做“少年游”。然而，發表在《山花》上的《少年游》和收錄在書里的《少年游》不一樣，區別在于結尾。記得那天從圖書館跑到復旦光華樓張新穎老師辦公室拿的樣刊——《少年游》是張老師轉給何老師的，所以樣刊寄給了他。剛拿到樣刊時候，我走在細雨紛飛的路上，一面走一面翻開看，看到最后，忽然愣住了，最后一段呢？怎么沒了？記得那時候小說寫完，我自己很喜歡這最后一段。然而，竟然沒了。剛剛的歡喜，轉眼變成了失落。那時候自以為會有很多人看到雜志，似乎一個詞一句話都會有人關心，更何況是一整段呢？

原文的最后兩段是這樣的：

我站在那棵香樟樹下，香樟樹不知生長了幾千幾百年，但它的葉子很年輕，每一片嫩綠的葉子都是一個年輕的生命，陽光照耀著它們，它們很年輕。我忽然很興奮，說不出地興奮，我搓著手，想，我二十歲了，我才二十歲，我應該到地球上走走，我應該到遠方認識一個人，我應該真實地走入一場斑斕眩目的青春和流浪。可這時候悠悠拐出了小鎮，看不見了，踮起腳尖也看不見了，我的興奮穿過了一條窄窄的隧道，不可遏止地刺痛了一下。

我不可遏止地想起了十二歲那年，十二歲那年我離家出走。我莫名其妙地覺得離家出走能為我爭取到成為大人的資格。我在離家三里地的一棵樹下餓了整整一天。當爸爸找到我，當爸爸對我笑笑，當爸爸頭一回像對待朋友一樣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這一招奏效了。我和爸爸不慌不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爸爸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始終沒放下來。暮色昏黃，我低頭注視著地面上一長一短兩個影子，仿佛看到了電影放映結束后，冷暗的銀幕上映出的散場的人群。

我拿著樣刊，回到之前看書的圖書館。這時候，我看到對面一直坐著的低頭看書的女孩，腦袋一熱，寫了張紙條給她，說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請你吃飯啊。我忙低下頭。女孩大概抬頭看了我一眼。過了一會兒，一張紙條推過來，只有兩個字，好啊。

后來和那女孩去了復旦南區步行街（現在已經拆了）二樓的阿康燒烤，點了一堆肉串和一個什么鍋，吃得油星四濺。女孩穿的是白色連衣裙，裙子上都濺了好幾點。兩個人聊得很開心，最后，在細雨朦朧中，我把女孩送到了公交站。這時候才想起來，忘記問女孩叫什么名字了，當然，更不可能想起來留什么聯系方式。

回去后，我又想起《少年游》被刪掉的最后一段，腦袋不知道怎么運轉的，就把這些事情一股腦兒攪合攪合，加了一些虛構的面粉進去，新烘烤出爐了一篇新的小說，又投給了何老師。過不多久，小說發表在了《山花》2007年第1期，叫做《金色》。《金色》成了我發表的第二篇小說。我想，雖然經過了重大整容，何老師應該還是看得出來，這篇小說寫的小說結尾被刪的事兒，正是他和他的雜志干的。然而，他還是給發出來了。現在回頭看，這小說寫得實在不大好，當時是何老師為了鼓勵新人，才發表的吧？

《少年游》對我來說自然意義非凡。不僅因為它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還因為它為我帶來了第一次約稿。2006年底，我收到厚厚一封信，里面是兩本《長城》雜志，雜志里有一封信，寫信人我不認識，叫做“王志新”。他在信中說，看到我發表在《山花》上的小說了，打電話到《山花》，問到了我的聯系方式，寫信給我，希望我有新小說給他。那時候，我不知道志新和我是同齡人，想著是老前輩呢，回信喊他“王老師”，同時，寄了一個短篇給他。沒過多久，回信收到了，小說竟然被退了！我以為，約稿嘛，自然是要發表的，怎么還有約稿又退稿這種事呢？然而，現實是如此不以我的想象為參考。我又打印了一篇小說，再次寄過去，然后，過了段時間，王老師的信又來了，小說又被退了！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寫作了。然而，我沒氣餒，或者說是氣餒了一陣子就恢復了，又寄了篇小說過去，這次，發出來了，彼時，已經是2008年底，這便是我發表在《長城》上的第一個小說《雀躍》。幾年后，這小說同樣收進了小說集《少年游》里。——而我見到志新兄，是十年后了，2008年8月8日，我到石家莊參加活動，我和志新兄一起去了趙州橋。那時我才知道，那個我一直喊“王老師”的人，年紀并不比我大。

在《山花》投稿的順利，算是被《長城》雜志扭轉過來了。我想，原來投稿是這么不容易的事兒啊？后面的向更多雜志投稿經歷還真是如我所想，很多稿件泥牛入海，不由得一次一次懷疑自己。然而，《山花》一直對我很好，我寫小說十多年來，幾乎每年都會在上面發表小說，還發過散文。當然，《山花》也是退過我稿子的，只是我選擇性遺忘了，不記得退的是什么稿子了。倒是有個事兒，和當初何老師對待《金色》一樣，讓我記憶深刻。

這是前年的事兒，我投了短篇《夜眼》給李晁。李晁看了，提了些意見，讓我改一改。我改了，也就改動了十來個字吧？過不多久，《夜眼》在《山花》2018年第6期發出來了。《夜眼》隨后被《小說選刊》第7期轉載。《小說選刊》需要我寫個創作談，還需要李晁兄寫個編輯手記。李晁兄寫了《打開“夜眼”去閱讀》一文。我是在《小說選刊》微信推送時才看到這篇文章的。文章開首是這樣的：

初讀《夜眼》，給人留下的是一幅鄉村圖景，以一個慣常的少年視角去捕捉世界一隅的光亮和暗影，依托白馬與驢到阿膠的轉化，透視出一段親情，自然，這一過程帶著一種純樸、朦朧的感受。……這是初讀的印象，可仍不大滿意，不滿意的來源或許是小說的舒緩節奏和對事物細微的描摹多少遮蔽了小說的內核——那應是由人物關系組建起來的生命場——傷感的挽歌式的作品在當今機動如“閃電戰”的短篇里已淹沒了位置，所以曾提出疑慮，疑慮之處是“物象”之外的人生應給予與“物象”相應的關注，從而貫穿小說，達到一種平衡。躍輝兄說，那我改一改吧。然而，第二次讀到《夜眼》。奇妙的是，這一稿和前一稿幾乎沒有區別，字數也幾無浮動，完全沒改啊！也許是我的記憶出現偏差，抑或時間間隔，其中的細微變動未能被及時察覺，可這一眼到底不同。

我在一段時間里思考這前后閱讀帶來的感受差異，是閱讀狀態的調整，還是期待視野里探照燈的再度亮起（與初讀的照射不同，這是一次有準備有標底的再次巡查），從而找見了此前被遮蔽的部分？……

李晁兄真不容易，沒嫌棄我這作者偷懶，反倒懷疑自己，調整自己，重新讀了一遍稿子，還讀出里面的“好”來。其實呢，也不能說是我懶。我自己也做編輯，知道有些意見，提得是沒錯，可真要改起來，談何容易？而作為編輯，又總希望稿子能好些，再好些。李晁兄的意見當然是對的，只是我功力欠缺，沒能好些再好些。

除了何銳、李寂蕩、李晁這老中青三位，見過面的《山花》編輯，還有謝挺、楊打鐵、鄭瞳、李世成等。比較熟悉的，還有在《山花》實習過的肖江虹。有一年我到貴陽，江虹兄開車，我坐副駕駛座，到一個叫做“甲茶”的地方去，美其名曰“看外景”。那時候，江虹兄的《百鳥朝鳳》正在籌拍。后來，外景地并沒選在甲茶，但那一整天的時間，我們花得并不冤，我們看到了極好的山極好的水，還吃到了剛從清江里打上來的極好的魚。

之前在《山花》待過多年，后來離開了的冉正萬，我也很熟悉。猶記得讀萬哥《洗骨記》《紙房》等小說時候，我還在復旦讀書，是在教室里讀完的這些小說。有一年到貴州——那是我第一次到貴州，如今已經記不得怎么會飛到貴陽轉機了，抑或是坐火車到的貴陽？完全不記得了。但記得萬哥來接我，記得那次我喝了不少酒，記得住在萬哥家。

此時回想起來，和《山花》的朋友們碰面真不多，和何銳老師有限的幾次碰面，我在《文學人生——紀念何銳老師》一文里寫過了，在此不贅述。和李晁兄碰面，除了在貴州，是在上海碰過？我和他、曹永去了田子坊，大白天的，喝了個暈暈乎乎。和寂蕩老師在貴州外的碰面，是在紹興，我們一起參加《人民文學》和《南方文壇》的活動，在自助餐廳同桌吃飯。李老師吃了會兒，站起來端著空盤子去加菜，走了兩步，回過頭，手往虛空里一按，囑咐我，“幫我占好位子啊，不要讓別人給占了。”很是可愛。

和《山花》的情誼，都在稿件往來里了。我爭取寫出滿意的稿子，投給他們，他們看中了刊登，看不中了退給我，刊登也好，退給我也好，大家見面了，都可以無所顧忌地喝一杯，這就足夠了。前文提到的去年四月份在貴州和《山花》的朋友們聚會，算是和《山花》“建交”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了。《山花》能來的人都來了。酒自然是喝了不少，第二天我說，“感謝李晁兄約酒。”李晁說，“感謝甫兄不剩，我們討厭剩酒的。”我說，“昨晚又變身酒桶了。”李晁說，“放心，風度不倒！”這話說得我心里一緊，昨晚怕是早沒什么風度了吧？不過，我清楚地記得頭天晚上，寂蕩老師和我說過，真想弄個“山花酒”，《山花》的作者們來了，都喝“山花酒”。新酒面世，自然得有個廣告語。寂蕩老師說，廣告語就是李白的那句詩：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

——我想起飯店附近那一大株高大葳蕤的染飯花。雖不是多么金貴的花，卻在漫長歲月里一天一天長得壯大，開得繁盛，散播無盡馨香。而我們喝酒的地方，離它不過幾步之遙。而《山花》雜志，正如這一大株罕見的染飯花，開了一年又一年，香了一年又一年。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不單可作為至今尚未面世的“山花酒”的廣告語，亦可作為至今已面世七十周年的《山花》雜志的廣告語。“兩人”，既可以指《山花》的編者和作者，也可以指《山花》這本雜志和它的所有讀者。七十年《山花》爛漫，一代一代編輯和作家和讀者在此耗盡青春歲月，也留下了自己的生命記憶。人生苦短，七十年何其不易。此時此刻，怎可不浮一大白？！

甫躍輝，1984年生，云南施甸人，現居上海。著有長篇小說《刻舟記》、小說集《少年游》《動物園》《魚王》《安娜的火車》等。新近出版小說集《這大地熄滅了》《五陵少年》和《萬重山》。2017年起，在《文匯報》筆會副刊開設散文專欄“云邊路”，即將結集為同名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