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難題。僅從字面是無法解決的，須了解地方風物方可。此外，還有汪曾祺自己的筆誤，應有適當的注解說明一下。

一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難題。如人文社新版《汪曾祺全集》，小說第一卷的《異稟》，有句子：“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美味羊羔五香兔腿。”第二卷《異稟二》：“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一為羊羔，一為羊糕，同一種食物出現異文，總有一個是不對的。許多人從生活習見判斷，多會認定“羊羔”正確，其實不然，“羊糕”乃汪曾祺故鄉高郵的食物——凍結的白煮羊肉成塊，吃時切片，正是小說中描寫的：“這地方人沒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從熏燒攤上買。只有一種吃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蘿卜絲（據說這是最能解膻氣的）。”在另一處亦有佐證，一九九六年所寫《國風文叢總序》有云：“最后為五香野兔、羊糕（山羊大塊連皮，凍實后切片）……這些都是對于旅居的游子的蠱惑，足以引起對童年生活的回憶。”汪曾祺自然不會將自己家鄉的食物名稱寫錯，人文社全集所據小說版本是雜志的初刊本，若那里已是“羊羔”，或是雜志編輯想當然擅自修改的，全集也就沿襲了這一錯誤。這樣的異文校勘僅從字面是無法解決的，須了解地方風物方可。校勘之難，可見一斑。

若說“羊羔”之誤是編校之責的話，那汪曾祺自己的筆誤就別有意味了。如一篇散文的開頭：

“我的家鄉是蘇北，和長城距離很遠，但是我小時候即對長城很有感情，這主要是因為常唱李叔同填詞的那首歌：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送別》的歌詞中，并非“長城外”，而是“長亭外”，看來是汪曾祺的記憶誤差了，而這個記憶或許自童年即開始，否則不會言之鑿鑿寫進文章里。聯想到他回憶西南聯大的馮文潛先生講課，講一首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馮先生說他的孫女念這首詞，總是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這種童年的記憶有時真會影響甚大，也未可知。

汪曾祺在談廢名的一篇文章里寫道：“《竹林的故事》算是長篇，叫做故事，實無故事，只是幾個孩子每天生活的記錄。他不寫故事，寫意境。”事實上，廢名《竹林的故事》是短篇小說，不是長篇，也不是幾個孩子每天生活的故事，且仍以講故事為主；符合這些描述特征的，其實是《橋》。這大約是汪曾祺憑記憶寫出，乃有此訛誤。另一篇關于葡萄的散文里，他說：“葡萄本都是外來的，但在中國落戶已久，曹操就作文贊美過葡萄。”曹操并未贊美過葡萄，而是其子曹丕，在《與吳監書》寫過葡萄（汪在別的文章里引用過《與吳監書》，自然是知曉的，不過此處筆誤）。小說《禮俗大全》中，敘述孫家女兒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董西廂》，隨后引用：“碧云天，黃花地，秋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不過，這首名為《端正好》的小令并不出自這三種作品，而是來自《王實甫西廂記》，汪曾祺顯然誤記為《董西廂》了。這樣大大小小存在的問題，不在少數，應有適當的注解說明一下，但似未有好的注本，是有些遺憾的。

二

汪曾祺一九八八年所寫散文《淡淡秋光》中，說起小孩子喜歡在秋天收集梧桐落葉，“對于這樣毫不值錢的東西的珍視，是可以不當一回事的么？不啊！這里凝聚著我們對于時序的感情。這是‘俺們的秋天’”。

“俺們的秋天”一語，疑是戲仿小林一茶《俺的春天》。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俺”或“俺們”并非其方言，大約是在“用典”吧。

這是一種猜測，——牽來佐證，汪曾祺是讀過小林一茶的，知道這本《俺的春天》。這篇散文里忽然出現 “俺們的秋天”，實在突兀，我便好奇心起，嘗試解釋一下。

年輕時代的汪曾祺讀過小林一茶，證據是一九四六年寫的小說《磨滅》（發表于同年九月二日《大公報》），開頭寫道：

“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

（不要打了，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呢。）”

這是來自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蒼蠅》中所譯小林一茶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一九二五年《陀螺·一茶的詩》亦收此俳句。）汪曾祺略加變化，重章用之，欣賞其間之趣味。

三

對影響汪曾祺的一些書，會感興趣某些來龍去脈的細節。如清代吳其濬的著作，是汪曾祺40年代末在上海教中學時借來讀的，不過似只有《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吳其濬另一部《植物名實圖考》，或是后來找來看的；汪曾祺頭次形諸書面提及這兩部書，是70年代初與朱德熙的通信，很是推崇，將其推薦給老友讀，至于新時期后，頻繁在散文中征引其中語句，且抄下一段作小說《晚飯花》的題記。從他使用的嫻熟及頻次，應是手頭已備，至于是何版本，因二書印行較少，或可推測一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乃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版，《植物名實圖考》乃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版（汪讀書不重珍本，只選便利獲得的通行本）。汪曾祺激賞的《董解元西廂記》，初讀應也是40年代上海時期，于舊書攤覓得，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普通的影印刻本，這本書對他以后寫戲、寫小說均有啟發，如用韻文思維的方式，湯顯祖所言“度尾”“煞尾”等。在下放張家口沙嶺子勞動時，汪曾祺意外地在鎮子里小書店發現幾冊書——《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一口氣全買下；這些書里除《十駕齋養新錄》外，另三種他都使用較多，如在沙嶺子時期，他偷閑寫了《古代民歌雜說》，即以《癸巳類稿》里的材料考證古歌謠《雉子班》，算是現讀現用了，若干年后寫給朱德熙的信中又用《夢溪筆談》或《容齋隨筆》的記載談油炸蛤蜊，后來的散文寫作中，更是時時見之。明代王磐，是故鄉高郵的先賢，以寫作散曲聞名于世，其《野菜譜》未必人人皆知，汪曾祺應早聽說過，不過此書印行稀少，他一直不得見全貌，直到80年代托人從家鄉圖書館復印一份，才讀到，寫《王磐的〈野菜譜〉》一文，推介之。

四

汪曾祺曾說西南聯大國文課教材選入林徽因的作品，引來議論紛紛。我很想知道有些什么議論，但他并未明說，我也未查到別的資料，只能試著略加推測。汪曾祺說聯大中文系是“京派”的（此稱謂由后世文學史家歸納所得，其時并無），國文課教材有傾向性，翻翻這本書的新文學部分，選左翼作家僅茅盾（《連環圖畫小說》）一人，京派則有周作人（《希臘的小詩》）、朱光潛（《文藝與道德》《自然美與自然丑》）、沈從文（《我的創作與水的關系》）、丁西林（《一只馬蜂》）、林徽因（《窗子以外》），另外選入新月派的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陳西瀅（《閑話》），也是與京派有莫大關系的，所以說是其傾向性引來議論，看來如此。至于為何非議的矛頭較集中于林徽因，或許是“議論者”認為可議處最多：首先，林徽因非專業作家，其專業是建筑學，在文學寫作上她類同 “票友”，作品存世數量較少——不過幾十首詩、六篇小說、若干散文、半部劇本，以非專業作家的身份得以選入國文選，難免引來側目；再有，“述而不喜作”的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廳”的主人，此沙龍起著凝聚京派同仁向心力的作用（另一沙龍是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舉辦的“讀詩會”），她等同于組織者、召集人，其在京派圈子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她名列《大公報》文藝獎金評審委員會，亦是標志之一），那她的文章選入教材，外人難免要想是否有人情因素的摻雜？依我所見，斷然否認有此因素存在，與肯定有此因素存在都無必要，因任何選本必然體現編選者的傾向，其選什么不選什么，正是選本之特色，溫吞水般模糊傾向，反而是平庸的、乏味的。因此，選誰未必可非議，要緊的是入選作品的水準，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如何呢？那就要說，這是篇很出色的文章，通篇以意識流手法寫成，毫無生澀感，有著本土化之圓熟，可入新文學以來第一流的散文序列；或許更重要的，是此文透露出的知識分子于底層民眾的負疚感乃至“原罪感”，以及知識分子對自己工作的隱然自尊自信，使得京派同仁深感共鳴，大有戚戚之感。而這種負疚感，也非京派知識分子所獨有，而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早從新文化運動之初，北大 “歌謠研究會”的搜集整理民間歌謠、民間傳說故事，民俗研究等活動，即已開始“到民間去”，就是共同懷著此心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似有著“代言”之用，體現了二三十年代生活較為優渥的知識分子的心聲。就此看來，西南聯大國文課教材選入此文，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是要展示知識分子眼中的“窗子以外”的生活。

汪曾祺的文學啟蒙，就是受著這樣的“京派”主導之國文課教材浸潤（他上西南聯大之前，即已熟讀沈從文小說，沈自然是京派中堅人物），發展出類似的文學觀念與審美觀，以至多年后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他亦以此自豪。

五

由廢名至沈從文，又至汪曾祺的傳承，順帶說說學汪者——或貿然加以“汪派”一稱吧。新文學以來，有一些作家開創了獨屬的文學觀、審美方式及寫作方法，以至引來許多的追隨者，如魯迅、周作人、廢名、張愛玲等。汪曾祺源出廢名、沈從文，但其特質是明顯的，作品之魅力，自80年代以來，引來無數的學習者，直至今日不僅不衰減，更有發展之勢。不過，不客氣地說，三十多年來的學汪者大多碌碌，并未出現出色的，這是何緣由，或可探究一下。汪曾祺被文學史家歸入最后的京派作家，或被稱為“最后一位士大夫”（雖未必妥當），總歸暗示著其作品的“文化內涵”，即意味汪曾祺簡白平和的文字下，并非就是“白”，如同川菜中的“開水白菜”，其湯清澈，卻非清水，而是熬制的雞湯。80年代的汪曾祺復出，代表作品多寫于此時，學汪者亦始于此時，他們生長于文化斷裂多年的時代，先天不足，那“開水”便真是一清到底的白水，以此根基去追隨稟有幼學底子（且不限于“文”，兼及書法、中國畫、昆曲等）的汪曾祺，除去畫虎不成還會怎樣呢？